2012年12月31日

港女為何要關心政治?



「我是個女生」和「我不太懂政治」是香港人慣用的擋箭牌,彷彿得了光榮似的。但我卻不忍深責,因為義憤填膺地指責他人就好像自己不曾這般,未免令人心虛。生養我們的城市最懂得逗弄聰慧的孩子,他們把心血花光在舊紙堆裡 (past paper),然後敗光僅存的閒暇在吃喝玩樂之上,思考是複雜而沉悶的,遑論思考政治。

很多女生害怕和人爭辯,看著同學為爭拗六責任誰屬而面紅耳赤,只覺得奇怪,好好的何必為著不相干的人傷了和氣?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只覺得夏日炎炎,好好的何必自討苦吃?大學那年因為課程規定要參加講座,剛好請了長毛來分享,他進場時引來如雷掌聲,不禁撇了撇嘴,好好的何必在議會搞事?

章詒和曾引用一位學者的說話,正好描述以上的狀況:「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

香港人尤其憎惡「搞事者」,不單由於教養閹割了我們特立獨行的勇氣,亦因為大部份人誤以為這個城市很安全,一邊恥笑中國的黑心食物層出不窮,一邊對中國官員在天災人禍裡「壓縮死傷」的能耐嘖嘖稱奇,活像看戲似的,以為那條深圳河真的是護城河,卻不知道這座城的內在已經連連崩潰。人大釋法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政府染指學術自由[1]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警察控告吹口哨的示威者「襲警」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到今天「坑渠油」[2]肆虐我城,官員忙不迭澄清「無證據顯示問題食油涉『地溝油』」,我們除了「硬食」以外都不知可以怎麼辦了[3]

埃德蒙柏克說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縱容不僅損害看似虛無的公義,更會帶來實質的折損。在《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 裡引用了一個有名的事例:紐約市在八十年代罪案率極高,市長接手後異常成功地打擊罪案,但其方法卻不是首先處理堆積如山的凶殺案,而是叫警員清洗車廂內的塗鴉和檢舉不買票白搭車的人,因為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善良者的沉默慢慢地造就了令人想犯罪的環境,香港亦是如此一點一點崩塌的。小時候讀到「一國兩制」、「港人自港」,原來今天可以演繹成梁愛詩口中的「五十年不變不等於香港法制不可以改變」;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被迫辭去財政司一職,原來今天只要臉皮夠厚就能謊話不斷地佔著行政長官的位子;董建華向鍾庭耀施壓希望停止有關政府的民意調查,惹來社會譁然,今天中聯辦郝鐵川以「文革式的批判和誣衊」針對鍾庭耀,社會卻似乎已經見怪不怪……對照今昔,才驚覺溫水煮蛙早就夠了火喉,偶爾下一劑猛藥也不怕反彈了,所以才養出近日橫行的「愛港力」,出言恐嚇,襲擊記者,還要強詞奪理怪責傳媒「不夠中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見所言非虛。

我本來也只是個不想深究政治的普通港女,但政治冷感其實是奢侈品,強鄰壓境,城內就有人急不及待要賣港求榮,你還敢安心酣睡,大聲疾呼:「政治與我何干」嗎?你不關心政治,總有一天政治會找上你。昨日是司法獨立被消磨,今日是中聯辦入侵,焉知明日不是豆腐渣工程的氾濫?林沛理喜歡引用美國的開國元勳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人要活得自由, 就要無時無刻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說到底,自由固然重要,但活在不正常的國家旁邊,恐怕連想活得安全也得付出代價,不得不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


[1] 指中策組奪去大學研究撥款權: http://atsunawai.blogspot.hk/2012/12/blog-post.html
[2] 即所謂的「地溝油」。
[3] 改自一名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當纳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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