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4日

街頭塗鴉反社會 維護顛覆藝術

《信報》占飛 2011年5月4日

去年的反高鐵,催生了苦行作為抗議的行為藝術;今年的艾未未事件,就出了個塗鴉少女,掀起一 片塗鴉熱。警方出動重案組應付,然而所謂「進步」的輿論會說:塗鴉可以是藝術,應予寬容,就像寬容無牌的雞蛋仔伯伯一般;只怕接着就謂:不如像台灣般搞個 塗鴉園,讓喜歡塗鴉的人自由塗鴉,這樣就兩全其美了。

他們究竟明白不明白:塗鴉派中固然有些是為了表達自我,例如在公廁門上寫粗言穢語,或 旅遊景點的「阿明愛阿珍」以及「大麻成到此一遊」之類;但更多是具顛覆性的。假若說「俠以武犯禁」,那塗鴉便是「以藝犯禁」。不犯禁,那幹嗎要塗鴉?當 年,曾灶財四處塗鴉,不是旨在表演他的書法藝術,也不旨在博人欣賞,買來收藏,或放在博物館殿堂供奉。曾灶財塗鴉是抗議英國霸佔了他的「國土」,並以此來 宣示主權啊!七十年代,紐約曾爆發一場塗鴉與反塗鴉之戰,少數族裔正是利用塗鴉來宣示他們才是社區的主人,不是市政府。結果塗鴉派贏了,紐約得以成為塗鴉 大城。

資本社會令情感疏離

還記得1968年巴黎學生造反,據說就是由一群「處境派」發動的。那時候的巴黎街 頭,特別是左岸,滿是文革式大字報、塗鴉噴畫及標語:最著名的有浦魯東的「財產是盜竊」(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及「沉悶是反革命」(L'ennui est contre-révolutionnaire),諸如此類。
「處境派」認為,在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傳媒及各種藝術媒介把人類的種種真摯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從生活中「割離」(或「異化」)成為商品,並且放大、誇張,濃妝艷抹成 為「奇觀」(spectacle),人們要通過消費─看電視、電影、繪畫,或聆聽音樂、廣播、或閱讀報紙、雜誌─才能接觸到本來應在他們生活中發生的情 感。
顛覆性的塗鴉,第一個性質就是反商品化。它塗在牆上、地上、地鐵車廂、貨櫃車上,誰都可以去看,不用收費,不能收藏,當然沒有商品的性質。
偏偏許多維護塗鴉的人士卻不斷強調,塗鴉是藝術,可以登堂入室成為博物館的展品,甚至在拍賣場上有價,所以政府及建制應包容及接受塗鴉。反過來說,那些公廁門上的粗言,諸如「到此一遊」,因不是藝術,破壞市容,應該加以取締。
殊不知這就扼殺了塗鴉最重要的本質─不論好壞,塗鴉都是反商品化的創意表達。真正的塗鴉不是為藝術市場服務,更不是讓拍賣所賺錢的工具。一旦淪為商品,便失去顛覆性的意義了!

不求塗鴉成藝術品

就 算把塗鴉放入博物館,進內才能觀看,其實已經是反塗鴉的行為。藝術品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是個人個性的表達;所以藝術要講作者,要具名,偏偏真正的塗鴉大多 是匿名的。塗鴉的「主題」是作品的內容及訊息,而不是作品與作者的關係,反正塗鴉從不追求天長地久。創作者明知塗鴉很快被清潔掉,但它旨在「喚醒」群眾, 不是旨在成為藝術商品,或被製成「標本」放在博物館供人膜拜。
若要成為商品,為什麼不在畫布上噴畫,而要違反法律,甘冒罰款、坐牢之險?皆 因真正的塗鴉必然反對私有產權。沒有私有產權,就沒有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空間不是成為某人、某公司的私有財產,就是政府擁有。沒有私產的人, 是沒有公共空間的。塗鴉,按照法律,是「刑事毀壞」,大部分大城市都禁止,因這違反私有產權制度。由此可見,真正的塗鴉一定是顛覆性的。一個社會容不下塗 鴉,即是容不下顛覆的藝術,藝術自由有限。如是我信。

2011年5月3日

邏輯混亂的Dinezz─回應《通識題:誰投訴雞蛋仔阿伯》


Dinezz在《通識題:誰投訴雞蛋仔阿伯》中最大的論點就是「這麼多人支持一位犯法的人去犯法,意圖將犯法變成合法,Dinezz只是覺得很可怕」,亦即雞蛋仔阿伯犯法在先,如此遭遇是咎由自取。然而法律永遠也追不上社會的變化,香港仍然保留不少殖民時代的荒謬法例,比如襲警很容易,你甚至不需要觸碰警察的指頭,只要意圖阻撓就已經「襲警」[1];在地鐵說粗言穢語會遭到檢控等等。質疑法律條例不等於質疑法治,因為如果像Dinezz那樣迷信所謂的「法治精神」,而不去反駁有漏洞又不合時宜的法律,反而削弱了法治之光環。

 
姑勿論小販管理隊是否選擇性執法,是否因為伯伯比年輕小販更「好恰」而十日三票控,近年小販管理隊的執法不時引起公眾譁然,卻是不爭的事實。自06年起,他們最少8次的執法引起爭議,比如06年在天水圍追捕一名賣中藥的小販時,對方逃跑入明渠,結果遇溺死亡,圍觀街坊指販管隊人員見小販遇溺仍視若無睹、見死不救[2]。

 
食環處的規模僅次警隊,是政府編制內第二最大的部門,單是小販管理隊已有2200人,但全港現今只有大概1900個無牌小販, 名副其實「兵多過賊」,為何「人才鼎盛」亦落得如此下場?原來小販管理隊過去隸屬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由於均有代表當區議員,他們接獲小販問題投訴才 責成其採取行動,故往往能解決市民不滿,但隨着兩局被殺,事務隊工作受食環處管理,公務員思維因循,遂變成行政主導和依賴人員巡邏,自然與民情出現落差[3]。

 
食環處轄下的小販管理隊問題多多,雖然不能因此而斷定伯伯不應有罪,但卻反映其處理無牌小販之問題確實有待商榷。
再說,根據Dinezz的邏輯,如果阿伯擺賣臭豆腐榴槤等物,影響了別人的生活及生意,他就應該被罰。但問題是,炭燒雞蛋仔那裡影響到別人了?還是小小的木板車阻礙了道路?另外,Dinezz建議支持者可以為伯伯籌錢搬入店舖 (希望我沒有理解錯),可謂捉錯用神。引用網上的言論,這次很多年輕人反對,正是因為不滿地產霸權造成香港租金昂貴,而且獅子山下精神成功的條件,在於寬鬆的環境,「從前香港人貧苦,可以靠一雙手創造未來,是因為很多事殖民地政府是隻眼開隻眼閉,他們不會趕絕小販,只會將之控制在某一個範圍內,奉行的原則是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凡事可控制),而不是某些蠢政府的control everything(控制所有)」。
  最後,我明白不應因人廢言,但我留意Dinezz的好些文章邏輯混亂,亦常以偏概全,他聲稱自己「都係做新聞」,實在令人驚訝。他回應《通識題:誰投訴雞蛋仔阿伯》時,說「正常人讓人拉3次也知驚吧……為何阿伯明知被人拉都要開檔呢??那豈不是擺明要挑戰法津嗎……他的生活真是這麼慘嗎??他一個月被人拉了這麼多次……每次又需花一二千元重新購置搵食工具,……仍可以生活,其實這位阿伯的收入是不錯的。說到這裡,希望大家明白阿伯是有責任。至少阿伯很意氣用事。」這是顛倒因果的邏輯。克林頓在92年競選總統期間的名言:「It’s the economy, stupid! (傻瓜,經濟才是關鍵啊!)」。伯伯只能住在木屋斗室,正因為多次被奪去謀生工具 (加上罰款),即使面對「走鬼」的風險和壓力,也不得不盡快「開檔」賺錢,it’s the poverty, stupid! (傻瓜,貧窮才是關鍵啊!)。
以上評論純粹以事論事,還望指教。
P.S. Dinezz曾說支持伯伯的乃因為受傳媒煽動,無可否應,香港的「大報」都喜用小報的煽情手法,在此建議Dinezz可多看高素質的報紙,比如《信報》,其評論中肯且深刻,望能入Dinezz的法眼。



[1] 《侵害人身罪條例》36b: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2] 《信報》2010年4月13日,紀曉風「獨眼新聞」
[3] 《信報》2010年4月12日,紀曉風「獨眼新聞」

V系顏飯何罪之有?


NEO VISUAL系[1]The GazettE的FANS說,希望你們出道以後可否別太商業化,主音RUKI回應道:「這是一條愚蠢的問題。」視覺系(Visual Kei,以下簡稱V系)是以外觀而非音樂性質而界定的音樂類別。而「顏飯 (fans)」則泛指只欣賞V系樂隊某團員外表的粉絲(fans),對樂隊的音樂不甚了解,或只因某團團員的網誌很有趣等膚淺的原因,就說自己喜歡那樂隊。顏飯是個貶義詞,是「膚淺」和「白痴」的同義詞,多數被其他飯鄙視、蔑視、歧視。但問題是V系本來就是以「外型」界定,指責他人為「顏飯」,其實只是搶佔道德高地罷了。

顏飯為人垢病,亦因為他們會自戀地大聲疾呼「XXX是我的老公」,大多類V系飯討厭的「偶像」,因為他們「庸俗」、「諂媚」、「販賣擬似戀愛的感覺」。可是即使V系飯不想承認也好,V系藝人亦是「偶像」,只要建立了「偶像」與「飯」的關係,則無疑或多或少有販賣感情的成份。在很多日本的fans網頁都會有一樣叫「夢小說」的fans friction。夢小說的開端會讓讀者先輸入自己的名字,然後讀者就會成為小說中的女主角,和V系樂隊的團員發生戀情。而且在fans letter上飯會把自己的貼紙相(プリクラ)貼上,有些也會附上自己的手機號碼或手機電郵地址,希望團員與自己發生戀情。V系雜誌上也會出現「喜歡的女性類型」、「初戀的經驗」等等的對答。即使是「資深的」飯,都有不少樂於購買擬似戀愛的感覺,在這個層面上,其實與顏飯分別不大。

另外,有人會反駁V系不同偶像,因為他們會自己作曲等等,是實力派云云。所謂的「偶像」,其實也只是販賣一種形象,透過不同媒體平台建立身份內容,比如透過電視劇、綜藝節目等增加好感度,就像J家 (Johnny's /尊尼)的一眾偶像。而V系亦以LIVE、instore event、音樂雜誌和音源作為主要的媒體平台,展現他們的個性。V系與尊尼系之異,在於V系吸納了一些喜歡「獨特的」、「有異於主流的」受眾,但本質上亦一樣販賣建構出來的「形象」。

有不少人批評現在的V系變質了,比起X-JAPAN或九十年代的V系,他們只重外貌形式,只為討好樂迷,迷失了方向,所以更容易吸引「顏飯」。PS COMPANY是著名V系經理人公司,旗下樂隊The Gazette及Alice Nine穩佔NEO V系中的一線位置,女社長尾崎因為原本也是追隨V系的樂迷,所以善於利用刺激高中女生購買欲的市場策略,如特別著重樂隊的官方網頁,製作精美,針對十代至二十代的少女市場,亦會發售樂隊隊員的寫真、短期連續發售唱片、以不同的封面把唱片包裝A盤和B盤售賣、讓旗下樂隊聯手合辦巡迴演唱會等。在制度上 (如經理人公司更具規模、銷售策略更成熟) V系的確是商業化了,可是這也不盡是壞事,因為這令V系工業更加系統化,增加V系的市場佔有率和生存的空間,九十年代DIR EN GREY打入了ORICON十大已是不得了的大事,但現在打入ORICON十大的V系樂隊已不是什麼大新聞。

縱然V系仍然是次文化,但市場的餅確實做大了,所謂「討厭顏飯」等等的命題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相信V系藝人確實在努力取得各方面的平衡,但畢竟他們背後的是整個音樂工業,不是樂隊自己說了算。而且FANS希望V系BAND「不要商業化」,稍有變化就罵他們「變得庸俗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市場的緊箍咒?正如RUKI所說,這些的確是「一條愚蠢的問題。」


[1] NEO V系指2004左右嶄露頭角,開始在唱片榜上活躍的V系樂隊,他們受著90年代的V系的旋風影響而誕生,成為次世代的V系樂隊,比如The Gazette、Sid、Nightmare等等。

2011年5月1日

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五期 (2010/6/27),許煜「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政 改在意義上是一個關乎「民主」的問題,在論述上卻變成一個「執行」上的問題,這兩方面不只不融合,且存在內在的矛盾。將「民主」簡化為「執行」,正容許政 改支持者可大條道理提出若不通過便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這個簡化或歸納的過程,並不僅是在時間上將歷史進程視為線性,也即物理上的「踏出一步」對應時間 的前進;而是將民主扭曲成為「威權政治」的產物。這個簡化過程有兩個歷史意義﹕第一是香港自九七以來旗織鮮明的「民主」概念徹底崩潰,同時一個新的、進步的「民主」概念也隨之明朗化;第二是「威權資本主義」將在政改通過後成為香港當前的管治論述,而「民主」的進程將被無限期押後。在筆者執筆時,民主黨已放棄普選作為和中央談判這階段政改方案的底線,這不單印證第一個意義,而且在第二個意義上以其本身的歷史地位將威權資本主義的危險性中和化以及合法化。

我 們必須明白這兩個雙層縛結的效果是同時存在的。而我在這裏想指出的是兩者在歷史上如何重疊,而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個執行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意識 形態上的問題,也即是威權資本主義在香港發展。也只有今天,意識形態真正進入香港的政治語言。威權資本主義和當前歐美的民主資本主義最大的分別在於,它是 一種極端的務實主義,它通過操控重要的政策來締造一個容許自我管治的客觀環境,然而這個自我管治的基礎不是民主,而是威權。自我管治裏,所有協商的過程都 是已被程式化的、限制化的「民主」。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以及現在的中國和俄羅斯。

鄧小平基於新加坡威權主義發展出來的 「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以發展和務實為主,同時也是如中國學者汪暉所說的「去理論化」及「去政治化」的過程。毛澤東時代以理論辯爭帶動政治的做法(姑 且勿論毛是否主導思想),在改革開放後幾乎消失,威權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唯一的理論框架。去理論化的後果,不單構成了單向的發展,而且是理論上的幼稚,我們 可以回想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美國接受電視訪問時,強調威權資本主義不會發生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正如今天的特區政府的威權資本主義不會影響民主進程一樣。 而威權資本主義移殖到特區政府,首先是出現在基本法上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成了香港五十年的宿命,就算想向左轉也不 能。問題是中央政府口中的香港資本主義到底是甚? 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在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根本沒有其他的選擇。零八年金融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已經無法延續,而凱恩斯主義無法被重新啟用,特區政府在無 法向左轉時,威權資本主義成了「中港融合」的一個重要基礎,也即是同一個政治(府)和經濟結合的架構,於是威權資本主義並不是香港邁向民主的過渡期,而是香港回歸十二年來的成果。而這個威權資本主義在排除自由市場以及實現和諧社會的同時,必須和治港富商及特權階級進行新一輪協商,也即是更多的利益輸送(如今天的中國)。

香 港多年的民主運動劃分出來的泛民和建制派對立,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自行瓦解。瓦解的原因固然是一向以來民主並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前 提下,它在表面上保持其純潔,內裏卻充斥著矛盾,零七年特首曾蔭權在電台訪問裏指出人民掌握權力對於管治的威脅,「管治」和「民主」必定是相違背的,這即 是法國哲學家洪席耶所說的「民主的憎恨」;同時也是香港近十多年來去理論化和去政治化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表徵便是政治淪為「化妝」,學術變成傳媒的附 屬品, 政治成了純粹的「論述」。結果泛民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破裂成兩組,一組是滿口「民主理論」但靈魂卻是徹底去理論化、去政治化,對威權資本主義抱有極大 希望(或者投機)的政客、學者,以為威權是民主之路;另一組是以八十後為主的新民主運動,這個新民主運動的重點並不僅是要普選,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對馬克思 的「異化」概念的批判,而這個「異化」的過程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獅子山精神消亡之後已無法掩飾,而繼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更為明顯化。在官商勾 結的情況下,人的存在無異於生產力、購買力,以及一連串的統計數字。反高鐵的「反功能組別」以及其同義字「反官商勾結」正是指向同一個目標。

政改是不是「向前」邁進了一步?是,不過那不是民主,而是作為歷史發展結果之一的威權主義。爭取普選是唯一對抗威權主義發展的方法。這 一步就算是一個緩衝,也只是沒有意義的等待。因為香港面對的,也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威權主義和民主的對立。今天香港的局面是歷史的雙重 束縛的效果,威權資本主義對民主構成威脅,同時又將民主概念清晰化, 如果威權主義以發展和穩定作為其政治語言,抗爭者必須將這種語言重新理論化、政治化。政改的口號叫「起錨」,英文是act now,「民主」要把握的便是將這個now(現在)的政治化。

做好這份工暴露香港弱點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八期(2009/3/1),許煜「做好這份工暴露香港弱點」

前 兩個月和教我太極拳的師傅飲茶,說起特區政府,他突然告訴我:「我雖然不懂政治,但只靠常識也知道這句口號有問題,中國人期望父母官而不是打工仔。」如果 我現在才批評曾特首當年參選時的口號,似乎為期太晚。但如果分析這個句子,我們便會發現這個缺點,和前兩篇文章提及的其實相輔相成。

「做 好這份工」其實是抽象出來的代表(representation),很明顯是深受那些整天講「爐邊談話」和「布殊牛仔裝束」等公關技倆的「化妝師」的影 響,結果便跑出這半唐番的東西 (現在我們又可以再想想我上一篇文 章提過的這種半唐番的理性了),以為「打工仔」便是全民的代表,「做好這份工」就是和大家一起看齊,好使工作圓滿。這種符號上的邏輯,看穿了其實是一種很 好的娛樂。但既然選得出這個口號,表示設計者很明顯知道香港的普遍理性,也即是「做好這份工」,而當然這也是香港的一個弱點。總的來說,「做好這份工」的 問題,在於甚麼叫「做好」和「工」。

甚麼是一份「工」?

先提「工」,這是香港理性的一大特點。做一個人就 要有一份工作,也即是,經濟個體變成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們發現,我們一離開學校就是要「搵工」,然後便是「搵食」。同時我們的身份便是被「工」所決定, 而「工」有幾個特點,第一要有相當的工資,第二要有固定或相當固定的工作時間,第三要有工作成果,通常以工作的物質化和工資的提升率作為準則,第四這份工 要有前途,就算沒有也可以為跳槽做準備。

所以弔詭的是,藝術家不是「工」,詩人當然也不是「工」,因為他們和以上的四點完全對不上。我總 是很佩服廖偉棠在香港還可以說自己的職業是詩人,「正常人」一聽就知道他是無業。金融風暴之後,許多人失業了,最大問題不是沒有錢,要是沒有積蓄吧,東借 西借一時半刻也餓不死,最大問題是沒有「工」。那現在「存在的焦慮」便開始作祟了。

但相信這句口號還有更深的考慮就是韋伯(Max Weber)談及的清教徒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的論述裏,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有賴清教徒努力工作逐步累積金錢,以發展其他企業,從而又使資本主義可 以迅速壯大。韋伯認為「時間就是金錢」和「錢滾錢」不是因為貪心,而是一種道德規律。而這種倫理和獅子山精神其實有相通之處,其一如我之前的文章分析獅子 山精神是基於經濟自由的承諾,做百分之百的事,要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多勞多得;其二獅子山精神也是一種倫理,以至發展成一種美學 (aesthetics)。而這句口號當然是捕捉到這一點,只是沒有考慮到獅子山精神已經隨金融化崩潰,這種「打工仔」的美學不易再被接受,反而會令人覺 得有點「老土」。

甚麼叫「做好一份工」

「做好」這兩個字也相當弔詭,普遍「做好」的定義就是做得「好好睇睇」。這一點也是香港理性之一,尤可見於香港管治。不單只門面工夫做足,而是要將工作還原(reduce)成一系列的條文。

自 由市場的邏輯是市場有自動調節的能力,但這個理念在香港只是實現在金融市場,而其他的管治則是將事件(event)變為景觀(spectacle)。我想 僅以香港對公園的規管便足見其中的弔詭之處,在那裏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不是基於親密的接觸而是在於看而已,這裏並不是說要經過「看」以外的感官反應就可以建 立和自然的關係,「親密」(intimacy)一詞解釋起來十分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很親近的感覺,而小朋友通過他們在這個空間的活動來達到這種親密 度。但我們可以見到的是公園不可以踏單車,公園不可以玩「波波」,公園不可以野餐,因為你的活動範圍只是石屎(三合土)路而已,只要你再看看公園的守則, 你就會發現原來公園只是可以用來看的。

這個管治的模式說穿了就是行政,行政就是按順序執行已經被規範化的條文。公園被規範成一條條條文, 然後由公園管理人員執行。這幾乎已是一個管治的標準,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條文是怎樣產生,是基於甚麼考慮?如果將「人」作為考慮的重心,和將「好好睇睇」 或「方便管理」作為重心,兩者所產生的條文和理念將完全不同。這和前文提及的「經濟自由」的考慮異曲同工,因為「人」已被量化為經濟指標。

「做 好這份工」所表現的是兩種時代性的產物,第一就是「工作」和獅子山精神的美學,這種努力工作是香港七、八十年代步向經濟高峰所產生的價值。但口號忽略的是 物質生活的改變直接地影響了個人化(individuation)、金融社會的集體(collective)生活、溝通方式(如科技)和個人心理 (psychic)生活互相影響,而產生的個人化已和二十年前相去甚遠,例如近年來不少年輕大學畢業生都選擇打散工或者自由工,而同時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選 擇投資行業。

第二就是香港殖民時期的統治精神,一字曰「方便管理」。資深媒體人王慧麟經常提及香港發展單一經濟 (根據政府條文,香港是不鼓勵農業的),乃是殖民現代性的體現,因為歐洲殖民並不是要發展一種文化(有趣的對比是,日本在台灣的實驗性殖民理念完全偏離歐 洲傳統),而是有效的管理方法而已,但在回歸之後,殖民管治的理性已經無法脫離行政架構,這可以見諸政府極短的諮詢期,或者忽視和市民協商的過程。

所以有趣的是,特首把握到的重點,其實便是香港的一個弱點而已,但這一點不是單靠招聘一些傳媒人士到政府,做好門面功夫就足夠的,因為這兩種方法其實是同一思維。

香港理性的批判

僅 以三篇文章回應香港需要人文反思的問題當然不足,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香港的勞動階級的價值,半唐番美學是香港文化的所在,而做好這份工則反映香港管治和市 民生活的和諧,這遠非中環價值所能概括。這三篇文章想建議的是,反思必須是徹底的、批判的,而且必須是多維度的,而不是針對某一系統修修補補,例如「如何 在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加入人文價值」,這彷彿為商品增值一樣,本末倒置。但這並不是要否定我們的歷史或者說這些東西都是壞的,而是這些「文化想像」是我們末 來的決定條件,如果我們沒有對這些條件加以懷疑,新的發展將十分局限。

但我並不是提出一個答案,我想提出一種新的想像,這聽起來似乎是不 太負責任的答案。因為對不少人來說,想像猶如「吹水」,而這也是問題之一,我們總相信可以被實現(actualize)才謂之真實,但同時因為對真實的執 著,也令我們的選擇減少。每一個想像其實是為下一個可能做準備,但資本主義當然充滿想像,例如美國夢的承諾,但最終還是經濟的考慮,那一片願景原是資本主 義的動力而已。真正的想像,是想「what is impossible」,而不是想「what is possible」。新價值的創造,是基於現在所呈現的不可能,一個想像不足的城市,只能是永遠的模仿者。

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七期 (2009/2/22),許煜 「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半 唐番,似乎就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至港產電影,下至西多士、菠蘿包,不東不西。而如文化人陳冠中所寫,半唐番,加上美學二字之後,便由拿來主義變成了我 們的新「認同」或新「本土」。這無疑是香港的魅力,特別是中國和西方還只有隔岸遠觀無法細揣的時候。但隨著全球化,香港的中國特色讓步給北京、上海,西方 特色讓步給倫敦、巴黎、紐約。香港依舊是半唐番,我們依然以其為榮。但我想指出這個「半唐番美學」也暴露了香港一個缺憾,就是缺乏創造(invent)的 能力,而這也是香港面對中國大城市崛起的隱憂。

半唐番是一個過程,而不只是一個結果。半唐番就是當兩種文化相遇時的處理辦法,香港電影吸 收了好萊塢電影,加上功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把多士(toast)當成油炸鬼(油條)到滾油裏燙一燙,便也成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半唐番發展到九十年代後期 便幾乎停滯不前,因為香港的半唐番已成為了周邊地區的模仿對象。同時日本文化開始普及,去年回香港發現許多商場都選擇播放日文歌曲,而且用日文當標語,日 本雜誌更空運至港,和香港雜誌一起陳列在便利店裏。

我們要留意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既然半唐番化是香港具有的獨特能力,為何香港面對西潮能發展出半唐番,對於日本文化卻發展不了另一種半唐番?這呼應前文提及的全球化隱憂,而也是我提出需要批判半唐番美學的原因。

香港作為方法?

有 學者和文化評論人提出香港作為方法,考證香港成功的原因,並指出香港得天獨厚,融合西方,以至可以開出一門新的學問。有論者更以「本體」/「本體 論」(ontology)為切入點 (這個詞被譯為本體性,但似乎不太恰切),但這個字在哲學上的理解十分複雜,甚至是十分麻煩,很多人用但很少人解釋,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幾乎每個傑出的 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本體論。而最早指出本體論的是阿里士多德,本體論研究的是being qua being,或者是英文的「to be」。

法 國哲學家、漢學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指出中西文化的分別在於對「本體論」的理解。To be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是」(is/are),第二是「成為」(to be somebody)。西方的本體論針對的是第一個問題,所以可以由神學、宇宙論、心理學開展出科學精神和存在哲學,而中國的本體論只針對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何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也即做人的哲學,或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的歷史本體論說穿了是吃飯的哲學。當然這忽略了中國哲學史上的複雜性,即儒家和其他學派的 互動,但無可否認這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

歐洲大陸在十九世紀末期回到本體存在的哲學,以抗衡科學理性。分析哲學(analytic)則 在英、美大放異彩,存在哲學被斥為神秘學說,英國依然可以發展出高度的科學精神。香港在英國百年統治下,中國文化的內涵在消退,但英國所帶來的遠不是歐洲 哲學和科學所依靠的本體論,而只是像資深媒體人王慧麟所指出的殖民管治方法而已,如他研究的本土法律史,香港是有法律,但並沒有法律精神。

僅 憑以上兩段就想解決中西哲學之異,以及香港文化的結構性缺憾的問題,幾乎是妄想。但我想粗略勾勒出的是,香港過去幾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的確不能否認,而 我們也確可以以其為榮。但問題是我們不能不察覺到它的缺憾,也即是說這種半唐番文化的能量能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我們又回到香港和日本文化相交時為何無 法發展出另一種新的半唐番文化?

以前和劉細良(編按: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工作,細良經常批評香港沒有創意,不懂類型學 (Typology)。所謂類型學就是以同一方程式開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漫畫以一條主角經努力奮鬥成才的主線,可以放在網球、籃球、足球、釣魚、下 棋等等主題上。而類型學的成功就是,在同一物質上產生差異化。這也是文化工業的美學,我們可見到的是上世紀被商品的標準化,到今天商品的差異化。而差異化 的動力就是創新。

我們有必要分開創造和創新,invention其實正確譯法為發明,但我嫌發明傾向於科技化,創造一詞也不太合適,因為 創造字面上忽略了傳統性,而傳統性在這個論述裏相當重要。創造需要的是巨大的文化能量去產生突變,這個突變並不是和傳統脫離,相反傳統正是這個突變的能 量。或者我們可以簡化說創造是文化上的,而創新則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如剛才提出的日本漫畫例子,我們可以直觀地就將其和創造分開。所以有趣的是香港提倡 的創新科技、創意工業,根本上離不開經濟上的考慮。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這正是「半唐番」後面的文化底蘊。

但今天我想劉細良當日所批評的 創新並不是最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創造的能量。有讀者或會問難道香港的「半唐番」、「自由市場」不是一種invention嗎?如前述我們將半 唐番想像成文化相碰的過程,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文化的產生是基於即時的反應(immediate response)而不是反射式的反應(reflexive response),西方元素並不是經消化後才體現為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是如陳冠中所言的刻奇(kitsch,編按:又作媚俗)。而「自由市場」所開出來 的經濟局面,根本和香港自身的文化沒有關係,而只是一個反對國內傾向社會主義的英國官員郭伯偉(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香港的財政司),在殖民地做的實驗而已。 其獨特性是時空的,而不是文化的。

香港的文化實體是什麼

在和西方文化接觸時,因為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我 們還有可能去發展出這種「刻奇」的雜種文化。但當我們面對的是東洋文化時,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空間去創新,所以我們只有變成消費者,而無法生產出另類的「半 唐番」,而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的崛起,我們可以自我安慰的只是香港的司法系統。然而今天還眷戀「半唐番美學」或「香港溫布頓」,而不反思我們的文化實體,是 不是有點虛妄?

我想強調上述對「本體性」、「半唐番美學」的批評和世代論完全沒有關係,而我也想指出世代論,起碼某些對世代論的解讀,也即將時代(period)政治化,不能生產出甚麼有用的東西。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自身文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內部分化的問題。

在文化內蘊無法催生新的創造力時,我們似乎很無能為力,文化底蘊這東西不是靠一年半載便能解決。但我們或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就是想像。

想 像,是香港的另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習慣的半唐番思考幾乎全部都是即時的、經濟的。而即時的、經濟的想像,幾乎全都是被計算在內的,所以當藝術、文化、學 術研究等都被計算在內時,我們幾乎無法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只能死胡同裏打轉。我會說我們不妨想像「另一個香港是可能的」(Another Hong Kong is possible),這另一個香港表現在文化、藝術、語言等等。

但如果你嫌這個想法太社會主義的話,不妨好像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或者福柯)一樣「另類思考」(think otherwise)。只有放開這個「半唐番美學」的框架,以想像作為創造的新能量,才能開拓更多元化的空間。

獅子山精神的批判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六期,許煜「獅子山精神的批判」  / 獨立媒體
近 來,香港文化界、學術界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人文反思有不少爭議,但我想強調的是,需要反思的不僅是市場架構,或是新自由主義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歷 史性。我們面對的不是市場的崩潰,而是價值的崩潰。我們一向所依賴的價值在這十幾年中已經逐漸消亡,而同時也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十分弔 詭,我暫稱之為香港理性,我想借這個機會批判這個理性,分別為「獅子山精神」、「半唐番美學」以及「打好這份工」,並以三篇文章呈現。

第一 篇文章的論述,主要圍繞獅子山精神。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是指香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催生出來的一種家庭、工作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 幹的精神,這些都體現在電影、電視等不同的媒體。而這種價值既是香港的歷史性,見證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在香港近五十年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經濟及文化發展的深 層次的矛盾,同時也反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個危機,這個轉變見諸於生產模式、美學的轉移。這看起來固然有模仿康德的影子,但也不妨以康德的「先天可能性 的條件」Bedingungen der Moeglichkeit 作為切入點。
一九五五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到香港,當時的香港充斥著難民,經濟尚未發展,弗里德曼覺得香港是一個miserable的城市,因為許多難民都被安排住在狹窄的房間,而且是一個家庭一間房間。

一九六三年,弗里德曼第二次到訪香港,和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Cowperthwaite)會面,他問及香港的經濟數字,郭伯偉回應他不會讓英國政府算這些數字,香港必須落實自由市場,統計只會引致計劃經濟,因為當時英國正走向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
香 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在七、八十年代逐漸發展到高峰,而經濟也開始轉型,輕工業逐漸北移到深圳,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開始確立。我想在這裏嘗試指出獅子山 精神的出現是物質性的,也即是和社會的生產模式無法分離。六、七十年代的經濟情況是多勞多得,只要你肯努力肯定會有出頭天。一九七九年黃霑在《獅子山下》 一曲中,填上了「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一九八一年股災重臨,但當時金融市場並不是今天這樣,大多數打工仔還並不是靠金融為生,銀行 裏的存款是每月的工資扣除生活費後積蓄下來的,這個模式是線性的,於是香港又靠獅子山精神回復生機。
美國應該學習香港?

一九 九七年,在弗里德曼首次訪港的四十二年後,他寫下了「香港真正的一課」,將香港的成功歸功於郭伯偉,指出美國必須學習香港的資源利用,不應該補助煙草又不 鼓勵吸煙,補助養育兒童又不鼓勵生育等等,美國必須和香港一樣締造自由、競爭的市場。因為香港實驗是空前的成功,香港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人均收入 從英國的四分之一,變為超前英國三分之一。

在過去的十年裏,社會的生產模式已經徹底改變,輕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成服務和金融為主,個人 的財富增長呈非線性。在跟著的十年裏,香港要和倫敦、紐約、巴黎看齊,唯一一點做得到的就是金融市場。十年之間無論從科網熱潮,還是到雷曼債券,性質完全 是投機。我二零零三年大學畢業,同年的朋友至少一半加入金融界,另一半幾乎全部有投資的習慣。
二零零六年,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批評特首曾蔭權只會在市場失效時入市是錯誤的,因為市場本身會調節,弗氏指此舉是破壞了香港自由市場的根基。

二 零零八年,弗里德曼去世兩週年,許多老人家靠當年「獅子山精神」存下來的一筆錢,就在金融市場裏蒸發,而香港依賴的獅子山精神亦如是。或者我們其實應該一 早察覺,獅子山精神經過「沙士SARS」一役後已變成了共渡時艱的代名詞,其歷史性已崩潰。今天曾特首還叫市民以「獅子山精神」來共渡難關,這難道不是個 笑話?
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經濟個體經過辛勤勞動換取過來的成果,這是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所賦予的。而「經濟自由」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基礎。

弗 里德曼指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掛鈎,也即經濟自由可以保障政治自由,弗里德曼的論據是以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借鏡,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是經濟自由以及政治 自由的障礙。而在弗里德曼的信念裏(如其對曾蔭權的指責),也即市場的自主調節中,可以達到最有效的資源利用,也即最佳的管治(governance)。
這 些例子看起來沒有錯,但自由市場是否相等於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否等價於政治自由,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疑問重重。香港在六十年代起的確嚐到經濟發展的甜 頭,無論在管治還是數字的增長上,七十年代美國將新自由主義出口到南美國家智利,也取得了成功,但我們隨後發現到底甚麼是「自由」?

根據哈 維(David Harvey)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對海耶克(Hayek)的批評,我們可以粗略將自由分成好的自由和壞的自由,壞的自由基於他人的不自由,如果我們將自由市場放大到全球, 某些人在享受自由市場帶來的財富,一些人如南美和非洲的農民正在啞忍轉嫁到他們身上的剝削。哈維再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催生出來的是階級進一步分 化。去年九月四日立法會選舉的一個論壇裏,前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回應最低工資時說香港百分之三點三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低,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回應香港有 四十萬人賺錢不夠用,有一百三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兩組數字截然不同;是的,我們有自由選擇工作,但我們沒有能力保障自己。

我們可以看到 獅子山精神是新自由主義在香港落實時的一個體現,因為經濟個體是新自由主義的根基。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獅子山精神的美學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幹。但 獅子山精神卻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進化而衰退,因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新自由主義已經不是靠線性累積財富的獅子山精神來維持,而是 「葡京精神(編按:賭博精神)」。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從亞當‧史密以至馬克思,勞工的概念只是數量的計算,也即是多勞多得,勞動的數目和賺取的金錢成比例,而在美國的新主自由主義 裏,勞工則變成一個earning stream,這個stream不能用數目考量,我認為這是福柯所說的「生命權力」的剝削,另一方面也是非線性生產的開始。

我們需要哪一種經濟模式?可以有許多答案。香港芝加哥學派的信徒在批評左翼無法提供一個確實的經濟模式時,其實我們大可以轉型成北歐式的社會民主經濟,小可以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的規管。

然而,我們更需要另一種價值,也即是另一個自由的概念。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定義為權利,但只是局限於個人私有財產和盈利率,如哈維說,我們需要更多其他的權 利,譬如像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政治結社(political association)、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健康的生活環境、集體分享資源和生產空間等。

我們也可以深入哲學的思考,也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價值,如博蘭尼批判 資本主義對土地、勞工以及金錢的抽象(abstraction),今天這些價值不僅被量化,而且被金融化。一個新的經濟體系不是要派錢,而是要有一個新的 根基,這是金融風暴之後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這個根基必須是超越經濟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