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何謂統戰？

所謂統戰，首先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前進、中間、落後、頑固和敵對幾大類，之後便依靠前進分子，團結中間派，分化落後的，打擊頑固的，最後解解或消滅敵對的。

所謂敵人，有階段性，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改革開放時期是清除精神污染不力、鎮壓鬧事學生不力的領導人及其支持者。

昨日的前進分子，可以是今天的中間派；今天的中間派，可以是明天的敵人。

這樣不斷移形換位，敵人都陸續鬥垮了怎麼辦？那麼就想辦法「設置對立面」。團結一些人，是為了對另外一些人鬥爭；鬥爭是高於一切的永恆需要。

這就是統戰。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這是革命的哲學；統戰是一種革命手段。脫離了它，一個共產黨人幾乎不會思考，不會行動。

練乙錚《浮桴記》p.41-p.42

日本嫌消費？

《信報》 2011年10月29日 賈雅緻 趣味閱讀

日本真的會因為「嫌消費」而滅亡嗎？
——讀茂呂美耶新作《乙男蟻女》

香港常用潮語中，來自日本的真不少：毒男、電車男、草食男、肉食女、腐女、乾物女……

但在台日混血作家茂呂美耶Miya新近出版的著作《乙男蟻女》中，你會認識到更多：二十代（即二十到三十歲）的乙男、蟻女；三十代的保留君、仙人掌女；四十代的螢火蟲族、Hanako族……一直這樣數到七十代的老人家。Miya把共一百零六個標籤根據年齡層分類，逐個解說，再加上相關的統計數字，如學歷、收入、婚姻狀況等，以繪畫現今日本社會的風情畫來。

二十代標籤的誕生

她眼中的日本社會轉變，大致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嫌消費世代（二十代標籤）的誕生，二是女性主義抬頭。我在這裏特別想談談前者。所謂嫌消費世代，Miya解釋說是「日本年輕人已不再熱衷於消費」的現象。（讀下去就會知道，我其實抱有另一種看法。）

「先鋒隊是二十代後半男女。他們明明荷包飽滿，卻不買名牌服飾、不買名牌汽車、不買名牌手表、不到國外觀光旅遊、不願意當房奴，……連健身房都不肯去，在同族圈子內流行『零圓運動』、『夜運』，意思是不花錢在夜晚進行的健身運動，……」

為什麼會出現嫌消費世代呢？Miya發現，現時二十多歲的日本人在青少年時曾耳聞目睹不少泡沫經濟爆破的故事。股票變廢紙，經濟崩潰，家破人亡諸如此類，令這個世代的人「深知在經濟問題面前，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會變得輕如鴻毛。」他們有更上一層樓的理想，而社會缺乏讓他們攀登的階梯，「於是他們只能主動拒絕消費，放棄物質面的享受，默默養精蓄銳，等待乾坤再造的時機」。

由於日本人「嫌消費」了，於是又陸續出現「便當男子」（自己親手做飯盒帶到公司或學校的男子）、「森林女孩」（不關心時尚，好像在森林中成長般清純的女孩）等新人類，與「超商約會」（超商即便利店，超商約會指現代年輕男女時興不花錢的簡樸約會，與高消費的燭光晚餐相反）之類的社會現象。

不過讀着讀着，我想，日本年輕人真的是「嫌消費」嗎？

踢走「上世紀的遺產」

比方說，關於名牌，Miya在書中這樣寫：「我記得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年輕女孩很流行買奢侈名牌商品，幾乎全身貼着PRADA、Louis Vuitton、Chanel、Gucci等商標。曾幾何時，這些奢侈名牌商品在年輕人之間竟變成土氣、鄉巴佬的代名詞，難怪上述那些名牌商店會陸續撤出日本，轉移陣地前往中國。目前東京銀座一帶均被UNIQLO、H&M、FOREVER 21等新興名牌佔領。」

這些女孩到底是「不追求消費」呢？還是她們純粹是從一個牌子的粉絲變成另一個呢？

再看一個例子。Miya解釋「超商約會」的意思時，曾經問過大兒子：「現在的男女約會是不是跟從前一樣，白天看電影，夜晚找家可以看夜景的高層餐廳吃飯，吃完飯再到酒吧喝酒談情說愛？」大兒子回答說，這已經很老套了，屬於「上世紀的遺產」。

大兒子到底是「不追求消費」呢？還是他純粹覺得要緊貼潮流，與上一代的約會方式劃清界線？

還有上面提過的「零圓運動」、「夜運」，到底這些年輕人是真的「不追求消費」呢？還是他們希望把自己標籤為推動「零圓運動」與「夜運」的樂活新世代呢？

法國文化研究學者Jean Baudrillard認為人類消費，不僅是因為消費品具實用價值，更因為它具「符號價值」。比方說，女孩子出街喜歡攜LV手袋而不用百佳膠袋，就不是因為LV手袋實用，而是LV手袋好像一個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那樣，暗示自己高貴、大方、有品味。

在創造新一種商機

照這樣說法，真正「反消費」的女孩，既然放棄了LV手袋，應該拿個百佳袋才是呀，為什麼她們的喜好卻變成是UNIQLO呢？「森林女孩」按理也不應該出現，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屋村師奶」才對。屋村師奶不才是最樸素，一身衣着價值最低的女人嗎？

如是我想，「嫌消費」其實不是反消費，而是一種新興消費模式。女孩子也不是不想消費，只是不願意扮貴婦，而要扮「森林女孩」而已。情況就好像「無印良品」表面上是反品牌，注重簡約實用，而其實它自己就是一個品牌。「無印」本身就是一個「印」。（是故很多人買了「無印良品」，都捨不得撕去上面的標籤貼紙。）

這種表面上反社會，特立獨行，實則是追隨社會新風尚的情況，在日本不是第一次出現。《乙男蟻女》後半部也有說「團塊世代」（指1946年至1950年出生的嬰兒潮男女）雖是「我想幹啥就幹啥」、「重視個人感覺」，然而同時也「很容易隨聲附和」，「表面看似各持己見，卻又深恐遭同一代人排斥，到最後只能人云亦云，全體格式化」。

所以當Miya說，有些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拿「嫌消費世代」出氣，說他們不肯購物，打擊內銷，「引領國家走向滅亡」時，我想叫這些叔叔不用擔心，其實年輕人不是不消費，他們是在創造新一種商機呢！

《蟻女乙男》，茂呂美耶著，麥田出版，2011年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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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u*na：

日本年輕人怎麼可能「嫌消費」？

身處在日本的社會，儘管只是驚鴻一瞥，也不得不為他們計算精準的市場推廣手法而驚嘆。
上至名店，下至店利店，都可以把你的購買欲榨取提煉出來。
什麼期間限定(只在某時期發售，有買趁手)、地區限定(只在某地區發售，過了這村沒這店)，還有名人與品牌合作的限定商品，真的直教人生死相許啊.....

新一代的消費，著重個性化，「我有人無」就是最吸金的「符號價值」。
(所以「限定」是日本最流行的推銷手法)

你說日本新一代不肯買樓，不想當正經八百的西裝友，我信。
但你說肯花一萬yen來買森林系one piece的他們嫌棄消費？
倒真是誤把桃花當春棠囉~~

愛惜生命 以後輕易不要乘地鐵

信報 2011年10月12日 紀曉風

國產列車帶出五大疑點 港鐵勢掀新「國貨恐懼症」

約30年前祖國改革開放初期，不少人曾經這樣形容國產貨：「新嘅無得頂，舊嘅無得整」，意謂種種國貨品質檢查與售後服務都大有問題，用家隨時要自求多福。

這樣，當溫州「七．二三」動車慘劇與上海「九．二八」地鐵追尾事故還令港人恐慌未已，日均載客多達390萬人次的港鐵，準備今年底起將首批國產列車陸續在港落地行車，就恐防會掀起港人新一輪「國貨恐懼症」。

查這批由內地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長客）生產的列車，已最少帶出五大疑點，包括長客月前所生產的京滬和諧號高鐵列車接連故障要全線回收；長客跟港鐵合作拿下曼谷地鐵一份合約後，港鐵即接連向長客批出生產合約；這批國貨列車造價於國際頂尖生產商水平未見特別便宜，可長客也自認並非國際業界頂尖企業；而港鐵面對上述種種質疑，卻還未見針對性地提高驗收透明度。這樣，港鐵是要港人對他們得個「信」字，還是要港人對他們近年持續跟內地進一步「合作」，逆來順受？

近年持續到內地開拓業務的港鐵，前日雖由公司車務工程總管張少華嘗試平息傳媒對這批國產列車安全的疑問，但有電台早晨烽煙節目昨天仍撥出一個專節繼續討論。張少華在節目上就重申，列車的煞車與訊號系統分別由德國及法國製造，長客只是負責組裝車廂硬件，列車抵港後亦要通過港鐵嚴格驗收才可投入服務云云。

然而老紀再翻查資料，發現剛在今年8月，中國新聞社便證實，長客所生產的京滬和諧號高鐵列車CRH380BL動車組，當時接連發生熱軸誤報、自動降弓以至牽引丟失等故障。經調查後事涉長客驗收相關部件時把關不嚴，國家鐵路部隨即下令長客，準備付運的列車要暫停出廠，已落地行駛的更要逐步回收維修，是為國家有史以來首次。到昨天為止，還未見官方傳媒披露這次事件的最新發展。由此路進，長客的生產線有否深層次問題，自然是第一個合理疑點。

老紀繼續翻查資料，再發現早在08年7月，曾蔭權率領考察團造訪長客的公司總部，《大公報》其後引述長客董事長董曉峰說，長客已經跟港鐵合作，成功投得曼谷地鐵48列列車的生產合約；又說長客跟港鐵一直「惺惺相惜」，希望此前出價競投港鐵今次的10列新列車生產合約也能成功云云。約四個月後，港鐵即接受長客的11億元作價，向長客批出合約。其他來自德、法、韓、日與西班牙等製造商的標書，就全數落選。中新社其後報道，這次是「內地企業第一次成功打入國際高端城市軌道車輛市場」。到今年7月，新華社報道，港鐵再跟長客簽訂共值約14億元的列車採購合同，由長客向港鐵南港島線提供無人駕駛列車。這樣，港鐵與長客建立合作關係既早有迹可尋，往後是以什麼標準審視長客的標書，看來也是第二個可以提出的疑點。

港人勢成港鐵白老鼠

事實上，今年5月便有本地傳媒指出，長客今次所製造的車卡，每個平均要1360萬元，相對於港鐵02年引入的南韓製列車平均每卡860萬元，造價高出 59%。雖謂長客今次所造車廂屬新設計，再加近年來成本通脹等因素，造價上升可以理解，但同時反映這批國產貨在造價上，與其他國家頂尖生產商的相比，未必有絕對優勢。這樣，港鐵為何在長客的國貨並非特別便宜下，仍然非選長客不可，似乎是第三個合理疑點。

皆因老紀翻查長客的官方網頁，該公司雖稱目前是全國最大的鐵路客車與城市軌道車輛生產商，並是國內同行中最先通過ISO9001質量體系與德國DIN6700焊接質量體系等認證，然而也承認現時還是「力爭」把公司建設成為世界頂尖級軌道客車製造企業。參照先前提及今次是長客首次出口列車到香港這類國際高端城市，是否意味長客與港鐵要藉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作為協助長客爭取在國際業界上位的白老鼠，應該可以是第四個港鐵需要進一步澄清的疑點。

查實，當港鐵今次首度採用長客列車，傳媒與公眾紛紛關注，港鐵直至昨天依然未公開表示，會增加驗收的透明度說服港人安心，本身已是第五個疑點。

老紀為此請教港鐵發言人，他就重申港鐵一貫是根據國際貿易組織的指引，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在國際採購。

老紀其後請教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師盧覺強，他卻坦言港人的擔心可以理解，港鐵最少應每個月公開這批列車試車期間的故障數據有否異常，由港人評斷。

林行止: 為民行事施小惠 事主無過好下場

信報 2011年10月13日 林行止

一、明年年中退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亦是最後一份題為《繼往開來》的施政報告，地點在「門常開」的新立會大樓，這座矗立在中區海旁的政府總部能在短短數年間從規劃至落成，速度之快，且期間並無傳出任何糾紛醜聞，反映了曾氏領導下的政府高效和廉能的一面。

曾蔭權七年任期內，曾出現過數度「政治危機」，每當施政不如民意時，便有「受害群眾」上街示威甚至高舉「曾蔭權落台」的橫額，曾氏卻處變不驚且得授權來源不斷支持，終於沒有像他的前任董建華般中途下馬、借故離任，這固然使曾氏留下善終始的任事紀錄，亦打破了「北京之下當官難」的宿命，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致進一步下滑。曾蔭權背負港英遺臣的歷史包袱而能貫徹始終，二任到底，亦可看出北京對香港的態度是，只要政治受制，餘事不妨「高度自治」。

曾蔭權從公四十餘年，從二級政務官逐級上升至香港之首，其奮進向上過程，也許可作為範本教導年青一輩；事實上，曾氏從小康出身而能一門數傑（俱為獨當一面的高官和行政人員），家庭、學校教育及矢忠矢勤的工作態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階級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絕對暢通無阻，它保證了公平競爭，「能者居之」於是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十四年，香港社會的外殼變化不大，內核變化卻不小，以至階級流動管道淤塞，是為不少「八十後」成為憤青的底因之一。

「打好這份工」是曾蔭權上任時的「宏願」，雖然備受冷嘲熱諷，筆者卻相信那是他的由衷心聲，他臨「危」（董氏突然稱病去職）受命，難免誠惶誠恐，以此向權力來源示忠，甚合他做了一世公僕的身份。不過，「做工」亦有階級之分。若為管工，最佳表現不外是對授權者言聽計從，對下屬便盡敦促責任，要他們守份盡忠；若是行政總裁（ＣＥＯ）甚至公司主席的話，除要對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命負責之外，還要有與持份者分享所得的理念。從這一角度看，曾蔭權顯然只是停留在管工層次。他對京官恭順得近乎諂媚，對港人則親疏有別，那不是當北京的香港管工是什麼？這份心態，令曾蔭權失盡民心（還有四十分，比許多民主國家的領袖的得分高，曾氏為此而自我感覺尚好；事實上，管工充「大班」，這樣的分數真的不錯了），尚幸北京在公開場合不發一言而他的高升是北京御准與港人無關，不然「反曾」街頭活動勢必更烈。

在強勢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官確不易為，若曾氏不是以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行事，也許早已心力交瘁，熬不下去。香港人那份與普世價值比較接近的公民意識，在在與北京那種唯黨國馬首是瞻的維穩理念大有分歧。曾蔭權若以港人為本（以民為本雖是他的口頭禪），便很難見容於中央；只有認真地以北京為老闆（所謂「認真地」即當奴才亦要當徹底的奴才），來自北京的明示及暗示，不管是否切合港情，均得照單全收、唯命是從，進而督促港人繼續為經濟盡力，以保持香港對中國有利用價值的「傳統地位」；而為了確保港京的和諧關係，港人不能在公民權利上對北京作「逾份」（？）的需索。事實上亦的確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權位以至終任（進而有望北京續予閒職讓其繼續發光發熱「為港人服務」）。曾蔭權在上任之初曾有「玩鋪勁」之說，現在看來，和當初不經意地邊走路邊吹口哨般，俱為一時得意心跳加速的「口輕輕」意外。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周書二十一．列傳第十》的〈王峻（傳）〉，指這位太祖近臣「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以之形容曾氏，似乎並無不合。曾氏在京官面前的態度，港人看在眼裏是恭順過甚，且為避天威而漠視了爭取港人應有的權益，矮化了香港和香港人；在內部管治上，曾氏少有計及久遠的方略，而每每於形勢壓力下向市民施以斬件式的小恩小惠，像社會反應極差（捐款數額遠遠在預期之下）仍然強行成立的關愛基金，大慷納稅人之慨，為繼任者樹立極壞先例；至於不得當的派券送錢，難言章法，絕非思慮周詳的政策，在在只求短期「和諧」和他誓言不想聽的「掌聲」。凡此種種，令特區瀰漫着虛與委蛇、不盡不實的虛浮作風。非常明顯，曾氏治下七年，在管治手法以至用人原則上，並無「繼往開來」的格局，任命民望長期低迷的林瑞麟出掌「一人之下」的政務司司長，便是近例。這些有乖民情常理的不當措施，其引起的深層矛盾，已不是貧富懸殊或房屋政策失當所能概括。

二、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土生土長精英，這種人的其中一項特質是精乖伶俐、眉精目企，因而有隨機應變看風駛(巾里)的本能；筆者這種觀感，在拜讀《繼往開來》中有關房屋政策一節特別強烈。對於住屋此一香港市民最為關心的課題，為官數十載的曾蔭權沒理由不一早瞭然於胸，他甚至說「安居樂業是市民的期望，也是政府的願景」，可是，在他七年任內，政府做過什麼足以回應市民「期望」的實事？即使有亦少得不足掛齒吧。這些年來，政府坐看地價樓價飛升至世界最高（撇除「發水」成分香港樓價肯定世界最高）而不為所動，作為無時不在為「福為民開」籌謀的行政長官，在高樓價早已超逾市民所能負擔的超高水平多年後，現在才說「買樓難問題源於過去一、二年，住宅物業供應量相對較少……，顯示市民置業的壓力和風險都在增加」。那不是風涼話便是廢話；而他所以遲至現在才說，目的是在拋出連串其繼任者也許因為主客觀環境有變異而無法承受不易付諸實行的「願景」，換句話說，曾氏在任時不敢挑戰既得利益者利益，力求做「安樂公」，卻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沉重的包袱！筆者常說經濟政策沒所謂正確或錯誤，貴在適時而已，曾氏這方面以至在施政報告中所許下的有待繼任者完成的「政策」，顯然是便宜自己，委責於來者的一種「機數」！

在〈信任自己〉一節，雖然曾氏提及的政績不少可非議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大體而言，筆者相信這是曾氏的真心話，是肺腑之言；和公司主席及政治領袖一樣，曾氏亦把那些「實實切切的香港成就」，歸功於為「每一位香港人努力奮鬥的成果」；而他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也確是香港長期來固守的核心思想。可是，曾氏有否反思，何以其任內的反政府活動無周無之？曾氏指出多個世界大都會反政府示威亦甚活躍，希圖藉此沖淡本地反政府的特殊性，然而，曾氏應深入思考的是，香港的經濟成就這樣高（稅率這麼低），「政治更開放且會有更高的民主成分，加上法治……深受各國讚賞」，有這種種比她國更佳、較昔日更優良的環境，何以反政府活動愈來愈多？在未來的歲月—八個月—也許曾蔭權能為港人說出其中的因由。

云爾錄 : 新立會「戒嚴」 秘書長指保安「專家」建議

信報 2011年10月15日 紀曉風

政府總部「門常開」自啟用後，一直惹新聞界詬病，想不到旁邊的新立法會大樓同樣限制多多。記者不但不能像以往於大樓內活動自如，連採訪立法會外的示威時也諸多限制，日前就有幾名記者更被保安拉扯、熊抱，非常尷尬。

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Pauline）周五就和新聞界會面，Pauline話自己日前看完電視片後都好「震驚」，今天會和全體保安員見面，重申他們的工作應是協助傳媒，而非阻止傳媒。

日前遭保安阻攔兼「禁錮」的攝影記者梁祖彝，就即場要求日前負責保安工作的一位外籍人士道歉，Pauline亦承諾會處理。

那位外籍人士名叫Davey Kenneth Edward，中文名叫戴宏，是退休總警司，還曾在08年得過警察榮譽獎章。Pauline仲話，立法會有幾個門口不准記者使用，都是這些保安顧問的意思，皆因立法會日後有好多公眾參觀活動，要實行潮水式人群控制。老紀心諗，年宵市場日間都進出自由，立法會有冇可能熱鬧過年宵呢？

共產主義還是國族主義？

《信報》 2011年10月5日 王岸然

外傭居權案的官司在高院審結，法官認為外傭屬「通常居住」者，這其實是常識之內的事，不可以與軍隊或囚犯的情況並論。大概港人已經進步了一點，沒有再受民粹觀點所迷惑。

事實上，取得申請權不等於申請將獲得接納，有政客以「十二萬多人將湧來香港」的說法恐嚇香港人，以取得為民請命的政治分數，手法與她十二年前當官時一式一樣，這個政客叫葉劉淑儀。

國際都會 面臨考驗

踏在弱勢者的權益上爭取民粹政治本錢者，是民粹的極右政客所為，這類行為通常為知識分子所不齒。這件事令港人認清葉劉為人，十多年前的居權事件以至「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可以理解她只是奉命行事；今天則是本性使然，這本性不以她曾到民主大國的名牌學府讀了兩年政治、開始識得包裝民主而有所改變。

社運界和民間力量自然能分清是非，其餘的皆只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包括又要法治光環、又要收法援律師費的公民黨大狀。政客的問題下面再討論，筆者要跳遠一些，由宏觀一些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是香港應否大量接納已經長期留港的家傭申請成為香港人，令香港在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可以成為真正的國際都會。

能稱為國際都會應具備多民族性，香港不是想發展為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嗎？大量接受勤奮的新移民是令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先進地區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低智民粹的思維令到大家的思想受到局限，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觀看事情；而政客的思維只及如何爭選票而不是如何治港，於是自己製造民粹議題，又反遭民粹主導。

各方政黨 選票先行

星期日《城市論壇》上，甘浩望神父這位「洋雷鋒」的一句話，不會打動民建聯和葉劉，但肯定會刺激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思維，最少京官不會輕易給葉劉利用而提早釋法。甘神父質疑的是，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不是國族主義，中國不照顧弱勢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不肯讓第三世界的人民到中國移居，不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平等的人權，只知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那麼，中國與英帝美帝何異？

列寧曾經指摘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先進的西方剝削發展中地區人民的經濟利益，引入外勞就是這麼一回事，主理中國事務的共產黨人皆讀過列寧這句說話，發展中的強國是否應該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舊路？短期而言符合國家利益，長期而言則精神價值何在？

容許已經長期在港工作的外傭有規劃、有秩序地成為香港人，是國際主義也是對自己有利的做法，更符合西方現代講平等人權的精神價值，為何從政的人不能拋開民粹，想想這個議題？

公民黨人協助外傭打官司，是想戴上維護人權法治的光環，但再三強調不是要為外傭爭居權，只是為他們爭「申請權」。有申請而沒有批准，可算是一項權利嗎？只支持外傭申請，不支持外傭有居港權，更千方百計向港人解說——申請是不容易獲批准，不會真有大量外傭來港的危機。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維護人權公義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民主黨就更加不堪，為了選票，聲稱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立場與民建聯是一個模樣。民主黨自從與中共交易之後，骨子裏已經向右轉，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在認識清楚其真面目之後，社運界有必要與民主黨劃清界線，在民主議題上要更獨立、更有原則。

制訂指引 一視同仁

大家都明白，現時的所謂危機根本不會存在，建制派也很明白，一切只是存心利用事件打擊泛民的區議會選舉。法官說得清楚，「居住地」其實是國際法中在既定定義的用語，《入境條例》為《基本法》加上更窄的定義，是違憲的法律觀點所在，但判詞並無涉及入境處在接受申請之後如何審批，這與1998年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權申請完全不同，那是一刀切的權利認可，而今次只是申請權的認可。

全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出入境限制的自主權，這是主權範圍內的事，不是一個人權問題。人權問題出於一刀切不接受申請，基於同類申請有不同類的處理，這是歧視，亦所以違反人權觀念。

很簡單，是否容許外人成為港人，政府內必然有詳細的政策指引，若然沒有，那是入境處的錯，也是當年葉劉淑儀留下的錯。今天的補救是清楚制訂指引，不論白人、黑人、大陸人、菲人、印人或泰國人，要一視同仁地處理，這就符合國際城市的做法，大家還在爭議什麼？

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和精神價值，不在乎人種。不說美國，就連英國也早有四成人口是其他民族，香港則連一成也沒有。香港的成功若要延續，接納新移民是策略的需要，是應予肯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