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信報》2012年12月6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中策組奪大學研究撥款權 三學者細數政治審批詭計

正當大眾把目光集中於梁振英的僭建大宅時，其實他也在為其御用智囊不斷僭建職能。
老紀說的是，中央政策組繼早前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自爆中策組會為政府諮詢組織招攬人才後，最新發展是中策組連全港大學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生殺大權」也包攬，明年起全權審批全港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儼然成為「大學黨委」。

老紀請教過多位學者，無不表示對新安排擔心，既憂心自此本港政策研究走上「結論先行、『研究』搭夠」的不歸路，更怕干擾之手一發不可收拾，以至伸展至不同領域，影響學術自由。

立 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天討論政府提出開設20多個首長級常額及編制以外職位，當中包括中央政策組建議開設1個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3點（即D3）的非公務員 職位，以及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制以外的職位。擬開設的D3職位，就是由高靜芝擔任，負責名為人才招攬，實為類似「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文件，只列出中央政策組的「門面」工作，高靜芝的「人才招攬」工作固然隻字不提，另一項特別任務也未有向立法會交代。

今月初，傳媒揭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上月曾致函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指由明年起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其審批和監察權將收歸中策組，目的名為「為政府政策塑造更強大的理論基礎」。不過，撥款安排改變，卻惹起高等教育界憂心忡忡。

老 紀請教過年輕學者、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他指出，香港學術研究撥款來源非常狹窄，主要是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負 責。而這些撥款又是各學院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大學亦有從中支取撥款。黃偉國坦言，「獲得資助成為（院校）肯定同事學術成就的標準」，所以資助對院校、學 系以至研究及學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撥回中策組，問題有二，一是違反公平、公開及專業的評審標準，「中策組根本難以掌握學者 的研究專長」；其次，是由於中策組運作不透明、不公開，猶如黑箱作業。

根據研資局資料，涉及公共政策研究的撥款主要有「公共政策研究類別」，今年度批出共1200萬元，另一類是「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撥款，今年未批出；而總計上年度，兩項撥款合共約1825萬元，資助共20個研究項目，以人文學科而言，資助規模及金額都絕不算低。
現 時研資局轄下有一名為「公共政策研究／策略性公共政策分組」的小組，主力審批涉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申請，小組共有六人，主席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 副教授Julien O. Teitler，成員還有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夏伯嘉（Ronnie Hsia）、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分校商學院教授陳國器等，位位都是國際級學者，而小組在評審研究資助申請時，也是採用學者評審機制，邀請在相關學科領域獲 公認為專家的本港和海外人士擔任評審員。
反觀中央政策組內一眾全職顧問，何燕飛長期任職投資銀行，高靜芝履歷則長期任職本港公共事業的人事 部門，關永圻長期任職出版界，也算是半個傳媒人；整個中策組就只有邵善波和王卓祺具學者背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擔心，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 審批權全移中策組，「吸引學者做政府想見到的研究」，在「結論先行」氛圍下破壞研究中立性，自此研究會配合政策方向，「不在政府政策agenda（議程） 上的研究就會被排除，民間政策創新能力也受影響」。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亦認為，新安排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他指出，中策組成員的 學術能力有限，政治傾向卻相當明顯，以組內最具「學術味」的邵善波為例（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曾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商業與政府中心的亞洲項目研究 員及北京清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也是「左派打手，和梁振英合作無間」，如中策組可審批研究項目，恐怕研究自此淪為政府喉舌，開啟學術研究「非專業化」、 「政治化」的潘朵拉盒子。
另一個危險之處是，先例一開，那中策組日後可用同樣理由，染指其他學術研究項目，影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他更不諱言，若是有此一天，不排除學者為求生存、升職，而投中策組所好；而有良知的學者，則不願再涉足研究，影響他們以研究對社會作正面影響的能力。

事 實上，即使現時由國際知名學者把關，資助政策也見有偏差。任職浸大的黃偉國坦言，以往亦曾有一些好的研究計劃，「唔知咩原因」下只獲「支持」，卻不獲「撥 款」。他又指出，過去有些計劃，只要和內地學者合作，獲撥款也較多，「起碼六位數，逾10萬元」，但他認為，根本看不到中港兩地大學就那些項目有合作必 要，例如研究題目是「香港身份認同」。他又發現，某些本地大學和內地學術機構合作，原因指是香港沒有相關儀器，「但其實未必要用那樣儀器，香港亦有替代 品」。可見若由又紅卻又不專的中策組把關，會出現什麼問題。

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本報前總編輯練乙錚上月底曾撰文《中策組推新任務．好嗌 得 V. 好打得》，早已扼要指出中策組的「新任務」下處事原則：第一是「紅」先於「專」，「將來由中策組提拔的公職人選當中，『唱紅打黑』輩逐步增加，殆無疑 問」。第二問題是引發公務員和中策組矛盾，若加入學術研究，不難反映日後出現以學壓官，以學術研究結果，抗衡公務員制訂政策的主導。

練乙錚 在文章尾部說出中策組政治化的惡果，恰恰也是學術研究政治化的毒瘤，「政策研究機構政治化，指的就是『結論行頭，「研究」搭夠』。這明顯是違反科學方法 的。『結論』碰巧正確的話，問題不大；若是錯的，則此『研究』方法無從去錯，只會讓政策更加嚴重地錯下去」。如此看來，中策組管學術的結果之壞，恐怕已寫 在牆上。

建制派趕盡殺絕

轉載 《信報》2012年10月22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金針集：建制派極度矮化泛民 立會內外抗爭勢升溫

在「三權合作」的聲音愈傳愈響的氛圍中，有一個現象，特別令人唏噓，那就是建制派一手摧毀過往與 泛民之間的立法會協調機制，令各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配置出現問題。當然，在一個全民普選產生的議會進行協調，恐怕說不過去，但轉化羅范椒芬的說法，在 香港畸形政治生態下，泛民與建制派根據議席比例調委會正副主席名額，也只能說是沒法中之較為合理的辦法。

所謂的協調機制，基本上是根據兩大 陣營在議會內的議席比例去「分餅仔」。以上屆為例，泛民有23席，除以全體60席，即佔議會三成八的議席，而事務委員會共有18個。以此推算，泛民可獲 6.84席的主席之位，而泛民上屆就取得7席，按比例算是合理，而副主席則有8個，稍為超額完成（相信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也由泛民的何俊仁奪 得有關）。

至於今屆，泛民有27席，除以全體70席，約佔三成九議席。以此推算，泛民最少可在18個事務委員會中，取得7.02席的主席之位。但現實卻只得4席，比例只為兩成二，與實際的三成九，足足少了一成七之多。

按 盜亦有道的「原則」，泛民失落各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位，建制派應將相差的3席，讓給泛民做副主席（亦即是「8+3」，應有11個副主席之位），就算是按約佔 三成九議席的比例計算，也應是「7.02+3」，最少要有10.02席，但現時只得8個副主席，可謂反映出，建制派連強盜都不如。

這還未算 絕，泛民任主席的4個事務委員會，即環境、人力、資訊科技及廣播、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這些委員會是否重要見仁見智，而與上屆泛民任主席的7個委員會相 比，環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是重叠的，但就損失了司法及法律、教育、福利這三個重要的委員會。須知道，建制派搶佔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很容易令人聯想 到23條快將重臨；而教育事務委員會則要處理國民教育這條尾巴；至於福利事務委員會更不用說，如箭在弦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是否要設資產審查，已經逼到 埋身。

再說，在泛民與建制派的協調機制中，以往的做法是，部分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之位，是由雙方的議員輪換各做兩年的，但今次除了政制、民政、部分涉及經濟類的事務委員會被建制派議員做足4年主席外，早前還公開透露有意將司法及法律、財經、保安、交通的主席一席，都會做足4年。

還 有，建制派今次取得10個委員會的副主席之位，但10人之中，竟有7人是新丁，包括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謝偉銓、鍾國斌、何俊賢、潘兆平，比上屆還多 出1人，新丁是否應擔任副主席已成問題，更嚴重的是，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等人，其質素在選舉期間已備受質疑，其中蔣麗芸連議事規則都未搞清，更令人一 彈再三嘆。
一句話：建制派如此粗暴，恐怕只會激化議會文化以至社會抗爭，落得「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誰最想CY死？

《信報》2012年7月4日

王岸然

誰敵誰友 還未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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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學者估計的十萬八萬人，或是民陣公布的四十萬人，在經濟不算差、失業率低企的時刻，有這麼多人上街大叫梁振英下台，新特首對此恐怕不能掉以輕心，有必要認真檢討。
新特首上任的第二天還是假期，不去公布施政的亮點以爭取民心，反而落區做秀，這是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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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開始就已萬分險惡的形勢，梁振英想坐穩寶座，正如毛澤東說：「要搞清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筆者看梁特首對此其實尚未搞得清楚，連中央也極可能未及準確判斷，所以一直處於被動。胡錦濤千里而來，是想為特首打氣、為香港打氣，還是只屬例行公事？他的行程看來是浪費了，以公關效果而言，更屬反效果；他理應召集梁振英的敵人狠狠給予訓話，這就不會白費行程了。

誰是梁振英的最大敵人？筆者上星期的文章已點出，相信沒有多少人看得明白，或只是曾經循這個思路分析一下而已。這裏且清楚點出，梁振英的第一號敵人是地產霸權，即各大主要地產商，是他們立意要在一年時間內趕梁振英下台。

人格謀殺 逼梁下台

從 前，中共的判斷多會認為，香港社會不穩，於背後興風作浪的是英美勢力，這勢力藉一些西方的基本價值，經傳媒和公民社會的滲透，在意識形態上改變亞洲和第三 世界的國家，甚而顛覆一些不依循西方價值觀的政權，學術上這叫做「新殖民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成功；君不見新特首也要順應潮流，滿口不離核心價值。

不 過，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反梁集團一直針對的是梁振英的個人操守問題，今年「七一」遊行，所有口號標語，針對的都是要梁振英下台。連公民黨的尊貴議員也不叫 民主自由口號，而力叫打倒梁振英的口號。民主自由的訴求當然不是沒有，卻不是重心所在；自梁一當選以來，「打倒梁振英」就是反對派的共同口號，大家可有留 意？
號稱民主的人，為何選舉前就開始只爭特首之位，而不是逼令任何小圈子特首以民主承諾交換支持？唐英年也是在最後一刻和選後才談民主，受命於北京的梁振英更為低調，自然正常。

不正常的是，反對派不是針對梁不民主，而是梁的個人，盡可能在人格上謀殺這個人，看來要在一年內趕他下台，是認真的事。

到底是誰不喜歡民主，同時視同樣不喜歡民主的梁振英為死敵，必要去之而後快？答案自然也是地產霸權。地產霸權是香港資本主義的第一大板塊，不單是賣樓，藉地產得來的雄厚資本，地產霸權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皆控制着港人的生活。

正如練乙錚教授在本報的文章（〈唐梁爭霸搞合縱連橫 媒體圍觀竟吶喊抬轎〉， 刊2月1日）指出，支持新特首的資本家身處二線，長期受第一板塊的資本家所擠壓，梁振英新政會帶來重新洗牌的機遇，唐營背後的第一板塊支持者、特別是地產 霸權，面臨的是失去特權和失去龐大利益，於是串連泛民（包括頭腦簡單的「社運小學雞」群）、原唐營的大資本家代理人、本地左派對非自己人的不滿者、傳媒惡 勢力及其背後的新殖民主義者的一個倒梁集團，於幾個月間內迅速形成。

倒梁集團 迅速形成

這個集團的意識形態本來不一致，但卻團結在打倒梁振英這個共同目標之下。之所以，打倒梁振英之後應該如何是不必多談的，打倒就是一切，而且要快，不能讓梁振英有機會藉施政的機會坐穩政權。

由於梁振英的個人能力其實有限，不真的是精英，有貪小便宜和小器的個性缺陷，上任前的僭建事件成為他民望的重大挫敗，亦輕易令反梁振英成為今年「七一」的主調。用左派的術語，這次是大長我們的志氣，大減敵人的威風，弄到新特首一上任就要跑到基層救民望。
地產霸權為何視梁振英為最大的敵人，非除之不可？答案其實早已寫在牆上。大家只要重溫梁振英就他的房屋理念所發表過的六萬多字，就發現地產霸權不可能容下這個特首的原因。
在梁的治港大策略之中，民主不是要素，令香港穩定是要把80％的港人安排在他們能力所能購買的自置物業之中。

他的想法很簡單，獨裁得很的新加坡就是這樣，而新加坡社會從來十分穩定。專政的中央政府肯定同意他的想法，否則也不會花費大氣力支持他上位。

房屋政策 犯下大忌

房屋的供應再不是依官商數十年來所操控的市場決定，而是按市民的需要即人口的增減決定；價格也不再是依市場七成作指標，而是一如公屋的租金依中下階層入息某百分比作決定。這是源於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一個房屋觀念，叫「自住其力」。
房地產的價格不再由地產霸權話事，恐怕是首富們噩夢中的噩夢，他們要在幕後操盤把梁振英拉下馬，是順理成章不過的事。

不過，他們有承諾支持香港發展民主嗎？也沒有！那為什麼泛民及一眾「社運小學雞」就是簡單地跟指揮棒去倒梁呢？智慧不足是主因，泛民只是一群混飯吃、騙選民的混蛋，只是跟民粹議題團團轉的蠢人，自然充分受利用了。

最後要交代誰是特首的朋友，那自然是人民了。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是革命的不二法門。代表人民的議員與熱心社會改革的「社運小學雞」，雖然令梁振英尷尬難堪，但梁振英如果把精神花在打壓和報復之上，卻是正中地產霸權的下懷。

革命是要先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明白嗎？

黨對六四的工作

《信報》2009年4月9日 練乙錚「忘卻六四、懷疑六四、修正六四」

「若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威權式的，若政府除了像現在擁有政治權力之外，還擁有經濟權力，若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有的是發達工業加專制主義的話，那麼人類的境況要比原來的壞。」—— Oscar Wilde，1854-1900，文學家、費邊社會主義者

六 四事件的新老受益者要從他們的立場撰寫那段歷史，理所當然，所有對一九一七年之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認識的人，都不會感到意外。這個主觀意志，在目下中 國這個依然是一黨專政國家裏，又是客觀可行的，因為黨不僅控制政治、媒體、出版和交流空間，它還掌控一切專政機器和武裝力量。中國的學術自由不包括人文和 社會科學，特別不包括歷史學和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和文化部、新聞出版署一樣，組織上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即中宣部）直接領導，而中宣部的官方定位， 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綜合職能部門」（見中宣部網站「主要職能」頁）。如此，歷史學和政治學，必須時刻服從黨的意識形態和宣傳路線、方針、 政策、調子。要明白中國二十年來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最好從這個認識開始。

六四事件發生後，黨馬上本能地開始了撰寫這段歷史的功夫，那是分好幾個雙重疊的階段來做的：

（一） 掩蓋：在這個階段，黨做得很公平，它既不許任何有損其聲譽的事實和言論曝光、流傳，它也不主動推銷它想推銷的一套說法，而是對所有有關六四的論述，都一律 禁止；這個做法，一直維持了二十年。今年，所有和國內進行文化交流的項目，一不准提西藏，二不准談六四，尤以後者為甚。就西藏問題而言，學界可做一些研 究，黨並不擔心此事在國內出現輿論失控，畢竟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是漢族。但六四不一樣，除了黨的直屬媒體偶爾提及之外，「六四」及有關字眼，在內地傳媒 上徹底消失。這個頭一階段目的，是要讓知道的人遺忘，讓不知道的人繼續不知、不覺。成績是有的；六四前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都不清楚、無從清楚這回事，很 多甚至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幾個大城市以外廣大地區的年輕人。（愿諒那幾位香港大學學生。）

（二）開脫：這一步主要是在海外採取的。手法、 說法有好幾種，其一是「諒解論」。中國地方大，人口多，窮，不能亂，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樣亂。中國沒有處理群眾騷亂的經驗，沒有橡皮子彈，沒有催淚彈， 沒有水龍頭。這些都要諒解。其二是「國際標準論」。基辛格也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首都廣場被示威者長期佔領。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軍警屠殺學生， 如美國的肯特州州立大學事件。其三是「代數和論」。鎮壓換來二十年經濟增長奇蹟，就算殺了人，正負值相加，無疑還是正數，值得。

（三）種 疑：目標人士或怯於權力、或出於忠心、或迷於利益，對六四印象模糊、感覺鈍化之後，各種懷疑論便出台了。沒有資料啊，尤其在海外，如何判斷真相呢？會不會 是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劃的呢？學生是否過激呢？六四運動的領導為什麼都逃到西方去呢？他們不是「走佬」的懦夫嗎？為什麼坦克壓過之後的死者還有人形？死者是 否解放軍的多？大家要注意的是，這些懷疑論，都是有利於黨的懷疑；所有提出此等懷疑論的人，不會想到一點：如果黨不一直封鎖真相或真相的調查，根本不必那 麼多的懷疑。

（四）修正：遺忘得差不多了，懷疑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推出對六四的修正主義。這也可以分兩步走，先是「反思」。猜想無資料，空 談無結果，示威耗精力，不如反思六四。反思六四的什麼呢？什麼都可以，只要向前看，不要糾纏過去。這種反思，曾鈺成月前有關講話是典型，作用是掃除思想障 礙，把路鋪平。跟着，提出黨版六四事件真相。國家強大了，人民歸順了，外人都來朝貢了，走出這積極的一步也安全了，黨版真相內容一定很豐富，甚至還可大方 講出真正死亡人數，反正被殺者愈多，往後愈有威懾力。走完這一步，撰寫六四歷史才算大功告成。

掩蓋和開脫是被動的、防守的，種疑和修正是主動的、出擊的。掩蓋和開脫，二十年來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程序大體上進入種疑和修正階段。分水嶺大概在○四年和今年之間。大家看看兩次官方對外談及六四的分別便可領會。

○ 四年三月兩會期間，溫總答記者問有關六四事，《新華網》發的標題是「溫家寶答６．４風波：團結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內容雖無新意，避重就輕只談前後、不談 中間，但態度還算比較穩重、低調、有耐性。今年兩會期間，同一個問題，由有「中國第一新聞官」之稱的趙啟正作答，這次官方新聞稿的標題是「趙啟正直面六四 風波提問」，文章記述當時情況：「當美國之音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及六四風波的定性問題時，趙啟正在幽默機智的談笑風生中化解」。(註) 這是十分自信、進取的態度，否則不能在此等事情上嬉皮笑臉，說話瀟灑、幽默。

註：兩篇講話分別見○四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網》和○九年三月二日《新浪網》。

《信報》2012年4月26日

戴耀廷 法治人

港人看待法治的水平

「雙非」子女問題發展至今，不再是一個人口或其他社會政策的問題，已變成一個法律問題，或應說是 一個法治的問題，更是一個法律文化衝突的問題，這可從最近的一項民調中看到——對於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不保證2013年在港出生的「雙非」子女能獲居港權 的說法，九成受訪者表示支持。

香港社會已差不多達成共識，「雙非」子女將來應不會享有居港權。現在的問題只是，以什麼方法達到這目的。

調查同時顯示近七成人支持利用法律途徑阻止「雙非」子女取得居港權，但對於以何種法律途徑則未有一致共識，44.8%受訪者傾向支持釋法，28%市民傾向修改《基本法》，另有11.5%市民傾向其他方法。這些數字或許可以顯示港人對法治的認受程度。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問題是，香港人說相信法治，實際上他們信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樣的法治？

法治理解 層次有別

很多年前我已指出，法治不是單一的理解，而是分為不同層次的。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開始，雖然《基本法》明文確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文，不少香港人尤其是法律界仍然對釋法有保留。

如果對法治的理解只是「有法必依」這種較低階的層次，即法治只是按已有的法律而行，釋法當然是符合法治；在這個層次理解，法律主要只是管治者的管治工具。

不 過，法治有更高階的層次。「以法限權」，要求法律不單是管治者的管治工具，更要反過來規限管治者的權力。若法律條文明確說明一個意思，人們從這知道政府權 力的界線和他們所享的法律權利，那法治就是要確保政府遵守法律，而不會背離法律明文的意思。要法治體制確保這一點，就是透過獨立的法院，按法律原則和公開 的聆訊，專業地對有爭議的法律條文作出解釋和裁決。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是它不按法而行，而是她是一個非司法性的政治組織，卻有權對《基本法》的條文作出最權威和最終的解釋，且是不經公開的聆訊，以及沒有公平的程序讓爭議各方陳述論據便可作出。

這是為何以釋法解決「雙非」子女問題，雖能符合低階法治的要求，卻不能符合更高階法治的要求。從有近四成半受訪者支持釋法，而只有近三成受訪者支持修法，這或可看到香港人的法治水平。

處理「雙非」子女問題也反映出中港兩地法律文化的差異。上面提到對釋法的分析，是從香港法律制度，也是英從國普通法或西方法學理念的角度看。但有意見提出，我們應以中國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律本質。

法律文化 中港不同

按 中國法律看立法解釋，它並不只是解釋那麼簡單，其實是有着修改法律的法律意義。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中國法制下立法機關的一部分，由它解釋《基本法》是可以有 着修改法律的相同作用，那應仍符合法治的要求。因為即使是以那較高階的法治標準去看，立法機關修改法律的權力應仍是可以接受的。

這或許是中國法律文化所能接受的看法，但從香港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若《基本法》已有明文的規定關於修改《基本法》的機制、程序和要求，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擴大至可包括修改《基本法》，那是很難接受的。

即使我們接受釋法等同修法，但按更高階法治要求的立法程序，那應是公開和應有安排讓受相關「立法」影響的人有充分機會表達他們意見的。從這些法治要求看，釋法即使是修法，也仍是不符合更高階法治的要求。

當然，以中國法律文化角度看，會認為這只是香港人不明白和不接受中國法律文化與香港法律文化不同之處而已，只要香港人能明白和接受回歸之後，香港法律文化必須融入中國法律文化，釋法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候任特首上任後會以什麼法律途徑解決「雙非」子女問題，現仍是未知之數，但若香港人不是那麼抗拒釋法的話，快捷方便的方法自然是首選，是否採用能符合更高階法治要求的解決方法，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因他至少可說他沒有背離法治這核心價值，雖然那只是較低階或中國化了的法治。

黑云爾 : 振英得票驚現末日密碼

《信報》2012年3月26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黑云爾 : 振英得票驚現末日密碼

港人也許不日就會發現，「689」這個梁振英勝選的得票總數的三重玄機。第一，「6」加「8」加「9」，正正等於「23」，替23條立法，是梁振英上台的「四大任務」之一；第二，「689」等於「23」加「666」的總和，「666」是「魔鬼」代號，「23」代表什麼，你話呢？第三，梁振英行將出任第四屆行政長官，將「4」與「689」放在一起，正是「89年6月4日」的英式年月日簡寫寫法，梁振英對當天在北京發生的慘劇，往後言行稍有差池，後果不問可知。

最後，另一跟「六四」有關的是，梁振英當選的3月25日，距6月4日恰恰是71天；他就算避得過「六四」，「七一」恐怕更難過。

民間偏方治濕疹

《信報》 2012年3月9日

顧小培 康和健
民間偏方治濕疹

試問，服食生搾馬鈴薯汁加蘋果，是否可治濕疹？

答案是：會有幫助，但不一定顯著。簡單解釋：身體有免疫系統，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了。免疫系統在全身的皮膚內，安置了大量的「肥大細胞」（Mast Cells），用以作守衞，但肥大細胞的功能只是類似哨兵而已，負責的是「看守」，必要時發出警報。如果（例如在皮膚中）走進了外來物體，一旦被肥大細胞發現，它會立即通知免疫系統中的「淋巴細胞」去迎敵。通知淋巴細胞的方法，是藉着一個由它引致的「分泌」功能，分泌出來的東西叫「組織胺」（Histamine）。這個組織胺的出現，不單單是一個「促使淋巴細胞起動」的訊號，其本身更有「舒張皮膚微絲血管」的能力，因為淋巴細胞本來是處於血管中，要待皮膚的微絲血管舒張了，血液中的淋巴細胞才能從微絲血管中滲出，再而去到皮膚的「發生意外現場」，對付入侵了的外來物體。但是，由於淋巴細胞的體積很大（比紅血球大兩倍，比水和一般蛋白質分子更大很多倍），所以，若淋巴細胞能有足夠寬闊的通道穿過微絲血管，則紅血球、蛋白質和水分也能輕易從缺口走出去。這就造成了一個所謂濕疹（Eczema）的現象。從舒張了微絲血管中滲出的水分，會停留在皮膚內，壓迫着其中的神經末梢，於是造成一個痕癢感覺，嚴重時可會令皮膚局部腫起來；在同時，跟着滲出的紅血球，會令皮膚發紅。整體形成的，是一片紅腫加上痕癢的皮膚，這問題便是「濕疹」。

本來，免疫系統克盡厥職，保護身體，原是無可厚非；但肥大細胞的出動，往往是小題大做，或矯枉過正，甚至有時對身體其實沒有必要，帶來的後果是「好心做壞事」。所以，只要能控制肥大細胞，令它不要動不動分泌組織胺，便可以紓緩濕疹了。追本溯源，肥大細胞原是利用一個叫HDC（Histidine Decarboxylase）的生物酵素，將一個叫組胺酸（Histidine）的物質，轉為組織胺（Histamine）的。所以，若能抑制HDC，便可以減少組織胺。目前西醫的處理方法，是替患者開一類叫「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的藥對付。但須知道，嚴格來說，濕疹並不是「病」，只是身體的一種狀況，動輒用藥，不無「殺雞用牛刀」之弊；況且縱然用了牛刀，效果每每差強人意。這方面其實有補健食品；自從我在2008年回港，經我介紹服用這些補健品，之後煩惱盡去者，不下數千人。至於馬鈴薯和蘋果皮，都含有小量「五羥黃酮」（J. Agric. Food Chem., Vol. 50, pp. 5925-5931；Molecules, Vol. 16, pp. 9783-9791），而「五羥黃酮」能抑制HDC（Clin. Exp. Med., Vol. 6, pp.150-156）。所以，生馬鈴薯搾汁加蘋果（連皮），是（有限度地）真有「紓緩濕疹」之功的

遺世喧．嵇康

《信報》 2012年2月25日 鶴渡 藝術後窗

天叫他生得眉目如畫。
後世的文人史家，每當談及你的名姓，總懷着迷戀又嚮往的心境，毫不吝惜最華麗的辭藻，試圖勾勒你曾有的美麗，卻最終，都只化作宣紙上，一滴濃墨所濡染不開的嘆息。
他 們說你「偉容色、美形儀」，「蕭蕭肅肅，爽朗清舉」，站時「如孤松獨立」、醉時「若玉山將崩」……以至於那年你入山採藥，偶遇一個樵夫，見你卓然而來，他 竟跪倒便拜，以為撞見神仙。甚至是你那一貫放浪形骸、不修邊幅的邋遢做派，也被世人溺愛的解釋作「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只可惜，你死得那樣年輕。
不事王侯不為物用
那以後許多年，有人津津樂道於廟堂上初見你那甫入洛陽的獨子，風姿多麼綽約，儀容何等堂堂——只有獨坐在角落裏你生前的摯友王戎，遲疑着輕輕搖頭，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答道：「那是因為，你未曾見過，他父親昔時的模樣。」
而 現在，你就要死了，身為曹操家族的女婿，卻像亂世裏任何一個十惡不赦、惡貫滿盈的囚徒般，斬首於洛陽的街市。曾經，你以泊然而不貪戀浮華的心境，寫一部 《養生論》，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恍惚間竟覺得，轉眼便是永生。後來密友山濤投靠司馬氏，親力舉薦邀你出仕，你非但不肯領情，反大怒着與他割席，說司 馬昭是「膻腥」「死鼠」，而你無意功名：畢生所願，惟守陋巷，教子孫，彈琴一曲，濁酒一杯，閒敘平生。未嘗想，因言獲罪，一席話竟成一死，罪名倒也簡單， 「不事王侯，不為物用」罷了。判決如此絕然，臨刑前，三千位太學生為你求情，終不許。
歷史，便是這樣
於是，你就要死了。回望夕陽在身後拓下的影子，該是還未到行刑的時辰吧，喚人取來七弦琴，你便席地而坐，彈那曲《廣陵散》——神情平素，一如往日。日後我無數次想像這場景，你從容得惹人迷戀又心疼，彷彿一個傷疤，掩蓋在歷史的掌紋中，幾乎辨別不清。
曲終，太陽緩緩地西斜。
「《廣陵散》於今絕矣」，這是你最後的話。
唯一的獨子嵇紹，那年還不滿十歲。通透如你，是否料到，日後他卻做了司馬氏的侍中郎，而後，為保護他所效忠的皇上，血濺帝衣，死在一場宮廷政變之上。
歷史，便是這樣。

自駕遊明修北上棧道 暗度南下陳倉

《信報》2012年2月14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金針集 : 自駕遊明修北上棧道 暗度南下陳倉

全名為「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試驗計劃」的中港自駕遊，在隆隆反對聲中正式公布，雖然網民早前群起猛轟，政黨又發起街頭簽名，希望逼令政府煞停擱置，但最終難阻粵港雙方說好的計劃出台。

按運輸署署長黎以德昨天公布，第一階段只有「北上」配額，數量為每天50個，香港私家車經深圳灣口岸進入廣東省，可在省內逗留最多七天。同文紀曉風早前就引述當局消息，指最終配額將達每天500個，至於內地車輛「南下」配額如何，當局未有透露，只稱配額肯定不對等。

不過，只要心水清一算，由於香港現時持有中港牌的汽車已達2萬輛，這一個由數十開始的配額，固然是九牛一毛，以至令「北上」的需求明顯大減，更何況，七天之期對自駕遊行程絕對是「到喉唔到肺」，又被局限在廣東省，既然如此，計劃到內地自駕遊的港人，何不索性於內地租車，一來車輛屬左軚，更適合在內地駕駛，租車服務一般又已包含保險等保障，怎樣計算，都比申請自駕遊牌照更划算。

筆者再屈指一數，這個每日由50至500個的配額，如全數用盡，每年就有1.8萬至逾18萬的港人北上自駕去，誰相信香港真有如此多愛好者？所以，其實機關算盡，恐怕這個「北上」是虛，實情「南下」才是實，現時安排，就是在製造既定事實，好為「對頭」的內地車來港這「對等措施」鋪平道路。

事實上，計劃開展後，港方私家車現時只能經深圳灣口岸進入廣東省，但當時光飛逝，至2016年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根據當局預計，大橋每日車流量，就會有9200至 1.4萬架次，以至到2035年，每日車流量更增加至3.57萬至4.92萬架次，當局更早已言明，「會考慮各個方案，以便更具彈性地讓更多私家車進行跨境旅運」，車從何來？相信已不用筆者言明。

故此，中港自駕遊計劃說穿了，本來就是中港融合的環節之一，當廣深港高鐵2015年通車，2016年港珠澳大橋落成，中港兩地連接，便因而變得密不可分，但中港兩地矛盾日益見深，融合似乎是奢談，強求更只怕會帶來反效果。

問題是，去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才以紓緩交通擠塞為由，宣布大幅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百分之十五；司長提供的資料顯示，2010年香港首次登記的私家車約4.1輛，如以將來每天有50架「南下」配額計算，一年來就會有逾1.8萬內地汽車來港，相等於本地汽車增長數目的45%，換言之，阻止了新車出現，卻迎來了廢氣排放更多的內地車輛到來，付了重稅買新車的香港司機，恐怕此時要大喊三聲冤枉了。

「渣馬」贊助商大陸化 「特步」戰衣山寨味濃

《信報》2012年2月4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渣馬」贊助商大陸化 「特步」戰衣山寨味濃

周日，香港將步入一年一度的「馬拉松」熱。

一年一度的渣打馬拉松將於周日清晨舉行，破紀綠的7萬名跑手將再次在本港主要幹道上奔馳，今年更有趣的是屆時賽道可能呈現一片綠色，皆因今年馬拉松的贊助商由國際著名體育品牌New Balance，變為內地新興品牌特步，免費贈送給跑手的戰衣是綠色配藍袖，惹來坊間一致劣評，有人甚至笑言穿上跑衣後如同卡通人物「史力加」，聲言罷穿抗議。

有趣的是特步是內地體育品牌初哥，卻有力打破New balance長達9年贊助局面，令人不期然感到連馬拉松也有「大陸化」的染紅傾向，據知今年渣馬更有不少內地市民參加；看來連馬拉松都要面對中港磨合的現實。

渣打馬拉松辦到第16屆，確實有一點點歷史意義。事緣渣打馬拉松首屆舉辦時正時1997年回歸前，當時稱為「渣打港深馬拉松」，賽道由上水起步，經落馬洲及皇崗，以深圳為終點。這一屆的賽事貫通中港，但自此後14屆賽事的路線，就全在香港境內完成。只是想不到15年後的今天，渣打馬拉松的一股內地味，以服裝這個平台來呈現。

過去9屆的渣打馬拉松賽事，都由知名國際體育品牌New Balance贊助跑手戰衣，工作人員服裝及運動鞋，但今年就換上1999年才成立的特步。New Balance是成立逾百年的美國品牌，市值逾15億美元，過往設計的渣打馬拉松戰衣都成為跑步愛好者的至愛，即使賽事過後，在公園及運動場內也不難看見跑步愛好者繼續穿上NB設計的渣馬戰衣練習。這點老紀十分明白，畢竟穿上戰衣，代表閣下最少跑畢10公里，甚至隨時跑完42.195公里的馬拉松戰士，「成就」一點不賴，但這情況在今年產生變化。

由特步設計及贊助的戰衣，由綠色為主色，配以藍袖，結果遭一致劣評，有跑手批評穿上後如同史力加一般，老紀就覺得好應節，皆因近期社會熱論「蝗禍」，最新發展是上周登廣告「反蝗」的設計者，力證廣告上並非蝗蟲，而是草蜢，故並無意批評內地同胞云云。如今若7萬多跑手同穿上「草蜢衣」奔馳，勢必令人對「草蜢禍」有更深的感受。

標誌不透氣 不合長跑

不過老紀分析「草蜢禍」出現機會甚微，皆因大部分選手都對此戰衣耍手擰頭，穿上的人可能少之又少。經常往外地參加馬拉松賽事，腳毛已遍布近20個國家及地區的本港業餘跑手莊曉陽就坦言，戰衣設計美觀與否，本是見仁見智（他個人就覺得十分醜），但最大問題是胸前的賽事標誌，「個logo（標誌）是膠來的，印上胸口，一路跑時並不透汗」，他批評，跑衣設計其實年年如是，無甚新意，「從件跑衫便看出大會的誠意」。老紀又請教過著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他坦言戰衣的色彩配搭並無問題，更可算是美觀，「只賣件T恤，我會畀錢買」，但那個大標誌卻是敗筆，「一是把那個跑手形態放大，但現時像把一個標誌生硬地印落件T恤，堪稱是bad design」。

鄧達智指自己亦曾和內地體育品牌合作，印象良好，「內地在質料development上做得好好，設計師亦不錯；但自己是設計師就明白，通常設計有幾個樣本供選擇，現時是最終決定，做得唔好」。

特步設計也不是第一次惹爭議，這家內地體育用品品牌，去年開始先後和當時仍為英超球隊的伯明翰設計球衣，結果因為色調和設計而受批評，在球衣網站內亦劣評如潮。到今個球季，特步又和西甲球隊、有「黃色潛艇」之稱維拉利爾訂立五年合約，但球衣只是十分普通的黃衣一件，再加上胸口贊助「新浪微博」以極幼筆劃的宋體字呈現，老紀驟眼看以為是花園街老翻貨色。

所以，特步是次「玩謝」渣馬戰衣，絕對是維持「一貫水平」。據老紀所知，渣馬的跑衣贊助是以投標方式競逐，由籌辦賽事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決定，冠名贊助的渣打無話事權。

至於田總為何鍾情特步，相信和跑衣設計無關，卻可能和贊助規模有關，皆因特步今年除贊助渣馬之外，集團還冠名贊助香港田總旗下兩個田徑比賽，分別是「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 2012」及「特步香港田徑聯賽2012」。

當然這也配合特步宣傳策略，集團過去已長期贊助在內地舉辦的馬拉松賽事，去年更贊助台北馬拉松，如今連渣馬也成囊中物，目標明顯想成為大中華馬拉松標誌，公司執行董事何睿博早前更豪言，「今天，一提起Nike你會想起籃球；一提起adidas你會想起足球；他朝，我們希望一提起特步，你會想起跑步。」

不過，奇怪的是特步至今還未在港開設過一間門市店。內地人也對內地體育品牌無特別偏愛，在內地經營運動服裝銷售的百麗國際（1880），其去年上半年業績顯示，銷售運動服飾中，Nike和adidas的一線品牌收入佔其總收入32.2%，而國產品牌的收入只佔總收入的4.4%。事實上，連內地傳媒也毫不客氣地指，特步的興起是「以山寨的形象、低價和多年深耕二三四線市場的渠道優勢，一夜之間揭竿而起」。特步的標誌是一個大交叉，驟眼看和外國體育品牌 Reebok相似，又巧合地Reebok的中文官方譯名，就叫「銳步」。

莊曉陽就坦言，香港跑手對特步戰衣抗拒，一則是其設計，二則實是其地位，「報名費都是300多元，去年雖然都不甚美觀，但假假地都是New Balance嘛，今年卻只是一件特步。」或許，在某些消費範疇，外國月亮依然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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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馬」去香港化違國際慣例

講到今年「渣馬」疑似大陸化，這項英文全稱作「Standard Chartered HONG KONG MARATHON 2012」的香港每年盛事，中文就只剩「渣打馬拉松」，沒有了「香港」兩個大字。

曾參加全球不少地方馬拉松的莊曉陽坦言，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舉行的馬拉松，雖則都會有主要贊助商冠名，但舉辦所在的地名並不會「消失」。是故，倫敦的馬拉松官方全稱是「維珍理財倫敦馬拉松」(Virgin London Marathon)，紐約的稱作「ING紐約馬拉松」（ING New York City Marathon），台北的則稱「富邦台北馬拉松」，都不會如香港只有「渣打」而沒有「香港」。

當然，要名譽也就自然要冒風險；莊曉陽指出，渣馬去年曾被質疑，主辦單位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相關收支不清，渣打作為冠名機構，難免要受影響。

另一方面，渣馬雖貴為香港當前最具國際規模的馬拉松賽事，但莊曉陽指出，香港賽道包括南灣、長青及西區海隧等三條地下隧道，合共長度達4.85公里，就真的全球少見；即使較為著名的巴黎馬拉松，要經過的一條隧道，也只有153公尺，僅是香港賽道隧道總長度約3.15%。這樣，一方面隧道空氣流通一定不及戶外，另一方面西隧還正處賽道最後路段，當中長命斜往往令選手更易出事。

與此同時，渣馬賽道多年來一直鮮會進入香港市內街道，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也就更難帶動社區參與，以至令社區店舖坐失更多生意的機會。

莊曉陽警告，廣州今年開始也會舉辦馬拉松賽事，此後若能積累經驗，渣馬熱潮勢將遭遇嚴重威脅。

孔慶東 . 狗論 . 毛派

陳景祥

孔慶東 . 狗論 . 毛派


　　北大教授孔慶東罵「部份港人是狗」的風波，經本地媒體努力降溫，而孔慶東本人又在網誌發表長文澄清自辯，風波好像已經逐步平息；對香港人來說，北大有這種教授——不但言辭粗鄙、面相也毫不「知識份子」，確實有點難以理解，在很多人讀書的年代，北大教授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文化人，即如左翼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有濃濃的書卷味；孔慶東的罵人、粗口、狡辯等作風，只會令人覺得他像流氓多於似教授。
　　
然而，在很多香港人情緒性地還擊和痛斥孔慶東之餘，都忽略了這位仁兄更惹爭議的另一面，就是他代表着近年在大陸冒起的一股左派勢力——說得準確點，是毛派勢力；它們的輿論陣地在兩個網站，一是「烏有之鄉」；一是「毛澤東旗幟網」。最近二年，它們乘着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唱紅打黑」，「傾銷」重慶模式，倡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高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反對美國和西方霸權；登入烏有之鄉網站，可以看到大量仿如七六年前的大陸理論和批判文章，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類極左思潮的東西成為官方禁忌，不得在媒體公開現身，它們的論調在大陸也根本沒有市場，可是這一切在近十年都變了，而且變得驚人；隨着大陸官場貪腐之風橫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中國發展走不出歐美資本主義式現代化的軌迹，思想界、知識界遂開始再反思中國向何處去？社會主義革命為了什麼？到底哪些階層在改革開放之中成了既得利益者？中國這樣親美親西方下去，是否會淪為外國勢力下的另類「新殖民地」？

　　烏有之鄉是在2003年註冊開設，自稱其宗旨是宣傳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進步思想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評論，它的文章宣稱代表社會底層百姓的利益，贊同毛澤東時期的政策，反對「經濟自由化」，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留意孔慶東罵香港人看不起大陸旅客，甘願做英國人走狗等言論，跟烏有之鄉的主張正是一以貫之。

　　香港大部分人對大陸的路線之爭都不以為然，認為迂濶且不切實際，或是左與右的辯論只是七六年前的事，現在都一去不復返……。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孔慶東及烏有之鄉等一批毛派代表最終反對的，是中國現在主流走親美資本主義路線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在一次烏有之鄉的座談會上指，今天中國走到亡黨亡國、矛盾大爆發的邊緣，是廣東模式發展的結果，如果在全中國推廣廣東模式，中國必然會淪為一個徹底的出口導向型的殖民地國家，中國必然崩潰、分裂……。廣東模式發展了這麼多年，已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群體，他們主張西方的價值觀、主張多黨制、主張加快國企私有化、瓦解社會主義。

　　其實，孔慶東的「狗論」雖然在香港沉寂下來，可是烏有之鄉卻闢了一個「孔慶東大戰漢奸媒體」的專題區，內有數以十篇計的文章，除了為孔慶東護航，更有幾篇是借「狗論」探討香港政治本質和發展問題，例如郭松民的〈香港需要進行新民主義革命〉，指北京收回香港時沒有採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政策，而是採取了一國二制、港人治港的政策，這是錯誤的，收回主權後不去清理盤鋸香港多年的殖民勢力、買辦勢力，甚至黑社會勢力，繼續進行新民主義革命……，終於使香港成了一個反共、反華的前進基地。

　　上述論調，耳熟能詳，在今屆特首選舉，也隱隱然感到有一股要為香港算算回歸以來十五年得失賬的言論，雖然用的語言不同，但結論驚人地相似，正如郭松民文章所言，由於1978年中國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者變成了接軌者，……實際上是向殖民勢力、買辦勢力投降……。中央政府主要依托殖民時代的香港上層精英——大金融資本家、房地產開發商、投機商人、港英培養的「行政精英」、文化精英等，導致中央在香港的各項政策脫離了廣大中下層民眾的要求。
不管是否同意以上的分析，但香港近幾年的向左轉形勢已經令特首候選人提出了向草根傾斜、抑商、平等、福利等等政策，這不光是香港的轉變，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奧巴馬最後一份國情諮文要向富人加稅、向大金融機構下最後通諜（不會再伸手拯救），同樣是向左轉的標誌，分別只在程度不同。

香港人過去聽到大陸學者和主流意見領袖的大多屬於「西化派」言論，他們對市場化、對資本主義、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感較大；然而，孔慶東代表的另類聲音——左翼、毛派、反資本主義理論，興趣既不大，也無意深究；然而，隨着大陸社會不均、矛盾叢生，跟美歐關係漸趨緊張，左派的聲音似乎愈來愈不能忽視，它們在政治上也逐漸冒起成為一股新力量；孔慶東罵港人為狗，又豈是逞一時之快的失言表現！

東京的曖昧魅力

《信報》 2012年1月27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東京的曖昧魅力

《傲慢與偏見》作者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名言：「如果我不是那麼愛你，也許我可以把心裏面的感受說得更清楚」（If I loved you less, I might be able to talk about it more）。這就是占飛對東京的感覺。所以，即使她洩漏輻射，東京，don't驚，雖千萬人吾往矣。

文化評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相信，漫不經心的觀光客，遠較那些每天生活其中，習而不察的當地人獨具慧眼，因此更能看到一個城市的靈魂，以及它的建築和文化之美。近十年來，占飛去過東京不下十次，算是對這個城市有點了解。

跨可能世界

日間的東京，大概是地球上最well-behaved的城市。沒有人在地鐵講手提電話，沒有人在餐廳高談闊論。插隊、不守交通規則橫穿馬路、亂拋垃圾這些城市亂象，在東京，真的是要「有緣」才會碰到。如果說東京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城市，那是因為至少在表面上，她在二次大戰後建立的精神文明，跟她的物質文明一樣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一如佛洛依德所指出，人類建立文明的代價，是對自己本能和本性的過度壓抑和否定。不少平日規行矩步、給自己的「超我」（superego）管教得貼貼服服的日本人，一到晚上下班後都急急將他們壓抑已久的「本我」（id）放出來抖抖氣；歌舞伎町更是日本人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的生活的一個活塞（safety valve）。從心理學的角度，日本的軍國主義、侵華暴行，戰時展露出的獸性，以至林林總總的色情玩意，都是一種對本我長期壓抑的補償過度（overcompensation）。

對占飛來說，東京最大的魅力，在於它能夠令置身其中的人，不時產生一種「跨可能世界」（trans-possible-worlds）的錯覺。這個概念來自主張重返直覺和本質的洞察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指某些物件或地方，具有屬於日常生活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的雙重身份。

人工的現實

胡塞爾認為，只有這樣一種曖昧的存在身份才能夠對早已變成例行公事（routine）的日常生活感覺產生有效的疏遠，滿足人們心靈的渴望。他並指出，「跨可能世界」的曖昧感覺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種關於奇迹的感覺，而在現代社會裏面，最能夠喚起奇迹的感覺的就是宗教與藝術。

除了拉斯維加斯，再沒有一個城市比東京更專心致志、得心應手地去製造所謂「人工的現實」（artificial reality）。入夜後的新宿像一個巨型、色彩繽紛的電燈泡，令人看到目眩神迷，但又愈看愈不真實。難怪米高積遜到今日在日本仍然被當作是神般看待：米高積遜一生拒絕接受現實加諸他身上的種種制肘和定義，嘗試用舞台的技巧和魔術去超越種族、膚色、年齡、體能和生理的限制，又不斷去整容、漂白和服藥，甚至睡在一個氧氣房中，以為這樣可以令他活到一百五十歲。這種企圖創造另類現實的勇氣和信念，日本人想必心領神會，甚至視為知音。

愛恨嗔癡俱迷失

以東京做題材的荷里活電影，代表作是2003年的《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

幻化多變、五光十色的東京不僅奠定了影片的視覺風格，更給予導演一個確實存在，而又足以象徵現代人處境；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這就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所說的，能即時喚起觀眾特定情緒的「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

導演從東京人與外來人機械、勉強的溝通，東京街景帶給浪游者的感官經驗，以及東京的商業主義和庸俗主義，體悟出東京有的只是物質繁榮的荒涼，人出賣理想、尊嚴後的空虛，更從東京的「荒涼」、「空虛」領悟到現代文明和西方社會的「東京性」。

今日的東京，一如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傳統東方社會在現代西方的高壓錘煉中產生的經濟文化混合體。然而本身是上海人的張愛玲，在手起刀落，將上海人的愛恨嗔癡解剖得血肉橫飛的同時，始終不忘頌讚上海人的「奇異智慧」。

批判現代生活

蘇菲亞哥普拉對東京人卻盡是冷嘲熱諷。在她的鏡頭下，東京人是只懂禮儀，沒有靈魂的握手機器。他們的問題不是說起英語來永遠詞不達意，而是根本沒有任何有意思的話要說。他們不是不懂得模仿與創造的分別，而是認為模仿比創造優勝（所以廣告片的導演堅持要男主角模仿羅渣摩亞，而非第一個扮演鐵金剛的辛康納利）。這種描繪日本人的筆觸當然有它譁眾取寵的成分，亦多少反映了美國對日本人的偏見；但它同時代表一個人文主義者對現代生活的批判。

《迷失東京》的男女主角在沒有靈魂的東京檢回自己的靈魂，在彼此的身上重新發現生命的詩意。影片最後一幕，男主角在萬頭攢動的東京街頭找到女主角後將她一擁入懷，然後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觀眾聽不到，即使聽到，也不會明白的話。這就是存在於兩個心靈相通的人之間，兩心以外無人知的美麗詩篇。換句話說，他們是「不管城市的麻木不仁而墮入愛河」（fall in love despite the city），或者「正因城市的麻木不仁而墮入愛河」（fall in love because of the city）。

宗教與商業化

信報 2011年12月31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宗教與商業化

84歲的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平安夜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主持子夜彌撒，批評聖誕節變成商業化的慶祝活動，璀璨的燈飾掩蓋主耶穌誕生謙卑和純真的本質。所言甚是，但教宗身為天主教這有組織宗教 （organized religion）之首，對宗教的商業化，以及其經營的日趨公司化，卻避而不談，難免給人「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之感。

我不是Woody Allen迷，但阿倫說過一句話，占飛在有生之年都會不斷引用。他說：「我對上帝沒有反感，叫我受不了的是他的崇拜者俱樂部。」（I have nothing against God. What I can’t stand is his fan club.）人類是經濟動物，自亞當被逐出伊甸園一刻開始，我們就學會自食其力，靠勞動的報酬來養活自己和養活家人。我們的所作所為，十之八九在冥冥中符合經濟的邏輯，也受制於經濟的規律。

久而久之，找機會獲取豐厚報酬成為我們的習性（second nature），資本主義將這種習性發揚光大。在市場無形之手的操縱下，我們心裏所有的渴求都被轉化成可以用供應來滿足的需求。換言之，我們的心理需要被商品化（commodify）了。宗教信仰是人類一種基本的心裏需要：相信世界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創造者，相信死後還有永生，所提供的心靈慰藉的確無可比擬。

當頭棒喝

這種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口中的「信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令到各式各樣的有組織宗教大行其道。只要你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你就會找到願意付錢的顧客，這就是經濟學，這就是資本主義。

由此觀之，宗教在市場萬歲的資本主義社會被商業化，甚至商品化，實屬理所當然。問題是當宗教變成商品，它必然會受制於促銷、營利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等商業法則。宗教的要義和真諦無可避免被簡化、稀釋甚至歪曲。

對於以「售賣」宗教與信仰為生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做的，就是將他們的「商品」以最為大眾接受的方式賣給最多人；而其他的宗教和信仰，也就變成了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於是，近年來，我們看到宗教怎樣向名人文化、娛樂圈、流行音樂和通俗文化叩頭。 教會本應是社會的良心，與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自覺地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但在今日社會，似乎愈來愈多宗教人士喜歡巴結罪人（sinners ）多於向聖人（saints）學習。

建制與反建制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早前發表聖誕文告，慨嘆香港充斥只顧維護既得利益的個人主義風氣，人的質素與核心價值已被扭曲及蠶食，呼籲港人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同時，亦要顧念其他人的需要。這是當頭棒喝，但願教會和布道人在傳教的時候，對宗教的核心價值也有同樣的堅持。

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抑或佛教，有組織宗教擁有的，是嚴密的組織、龐大的資源和有效的動員能力。的確，對有組織宗教而言，它的「組織」跟它宣揚的「宗教」同樣重要（organized religion is as much about organization as religion）。

事實上，今日教會理性／世俗（secular）的一面跟它屬靈（spiritual）的一面早已合而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財有勢的教會成為建制、現狀和主流社會價值的受惠者和捍衞者，其實有點諷刺。

以基督教為例，耶穌本來是一個最極致的反建制人物——他最關心的是妓女、罪犯、窮人和病者這些罪人和社會異類。在一個極權和專制的政治體制下，耶穌所代表和體現的「更高的權力」（higher authority），所宣揚的平等和博愛的觀念，無異於發動一場社會革命。難怪統治者視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要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布道人的熱情

宗教變得愈來愈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布道人也變得愈來愈沒有宗教熱情。五年前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四仔葛福臨（Franklin Graham）來港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布道會；但聞名不如見面，他在佈道會上二十分鐘的發言，連一句與他個人經歷和領悟有關的肺腑之言也沒有。他的發言，恍如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向股東報告企業的盈利。看着他對聖經不痛不癢的「依書直說」，占飛忽然明白到我們是活在一個宗教熱情耗盡、精神感召失效的犬儒世代（cynical age）。傳教士要說服人，必先說服自己，但葛福臨當天的表現，卻頂多只是一個稱職的誦經人，完全沒有一個布道家的風範。

難分真話與慌言

這當然不是葛福臨個人的問題。王爾德在《說謊藝術的失落》（The decay of lying）一文中語出驚人，認為世人不懂說謊，是當代藝術不振的主要原因。他的意思是：說謊需要精進的修辭技巧，而修辭（rhetorics）正是藝術的生命力與命根子。一百多年後的今日，隨着科技的日新月異，說謊的藝術非但沒有失落，反而愈來愈精益求精，致使真話與謊言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甚至無法分辨。

然而我們丟失了的卻是用說話打動人心的藝術。葛培理說，不管你推銷的是什麼，誠則靈，即使你推銷的是基督教的救贖大計（Sincerity is the biggest part of selling anything, including the Christian plan of salvation）。今日的布道人聽得懂這句話嗎？

百無一用讀書人

《信報》2012年1月14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百無一用讀書人

古今中外的社會都有等級制，讓一些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滿足他們的虛榮。昔日的標準是：看那人「是」什麼，而非他「有」什麼。在貴族社會，你生而為貴族，社會地位自然高人一等。暴發戶無論如何有錢，不是真正的「藍血」，便永遠都不是，無論你有多大的成就和貢獻，都沒有真正貴族的特權，不會被視為高人一等。

貴族退出歷史舞台後，社會地位不再由出身決定，而由學問、修養與成就決定。在中國，一直以士為尊，有學問或考到功名的讀書人，社會地位往往比富可敵國的商人為高，就算是窮秀才，也較富商巨賈更受尊重。

歐洲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亦如是，Intellectual snobbery是判別社會地位的標準。你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受人尊重，必須說話發音字正腔圓，用語典雅，還會拋拋書包，吟幾句詩，引用名作家的金句，懂得欣賞藝術；就算是消費，也要學懂食物的來源，什麼食物配什麼酒，什麼年份、那裏的酒最好，這些名為「學問」，其實只是資訊，多體驗、多看工具書，自然曉得。但分辨貴、賤，依然看個人「是」什麼，而非他「有」什麼。

炫耀性消費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有」什麼取代了「是」什麼。資本家再沒有時間修養自己，附庸風雅，只需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說的「炫耀性消費」──更正確的應譯為「炫富浪費」──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真正的貴族、有品味或有學養的人，惟恐不夠低調，以免別人看重他們擁有的名牌，而不是尊重他們本身，反而胸無點墨的暴發戶卻拚命的買名牌。

買名牌以提高社會地位，本身便矛盾。名牌之所以為名牌，皆因物以罕為貴，連表叔表姐都用那名牌時，名牌便失去了其exclusivity帶來的尊貴了。怎麼辦？今天的名牌，為了推銷十多萬元一個的皮包，索性把皮包包裝成藝術品：聘請藝術家設計，用人手製造，每個都獨一無異，還要請名作家撰寫皮包的歷史，甚至誇張的說名牌有本身的美學或哲學。

當然，少不了要請名家設計商店的擺設乃至櫥窗，稱之為藝術，不許一般人拍照。如此，買名牌，不再是買奢侈品（luxury goods），而是買藝術品；奢侈品一旦變成藝術品，便可以賣天文數字的價錢。另一方面，為了滿足「炫富浪費」客，名店無所不用其極。購物變成「經驗」，所謂經驗，不外乎讓顧客盡情享受被抬舉奉承──例如貴客光臨，便把其他顧客拒諸門外；在本來不開店的日子接待貴賓等等。

撰文：占飛

寒底熱底如何分?

《信報》 2011年12月30日

王家瑜 調和養生
寒底熱底如何分?

普羅大眾都知道，中醫把體質分為熱底和寒底，例如手足經常冰冷者多為寒底，吃煎炸食物後會長暗瘡的，便多數屬熱底體質。不少人會按照體質去調節生活和飲食習慣，希望能紓緩健康問題以及養生。

有趣的是，大部分中醫師也以陽盛、陽虛和陰虛來劃分體質，但只有廣東地區的中醫是把體質分為寒底熱底，並以簡單概念劃分體質，可讓一般市民更易理解，於求診時容易明白醫師解說。不過，儘管只是寒熱之分，但很多人並不清楚自己屬於何種類，甚至誤解自己的體質，結果長期施以不當的調理，熱當寒補，寒當熱醫，無法改善健康問題。

寒底即陽虛，熱底即陽盛或陰虛，相信不少讀者也有所認識；不過這兩種分類只是大分類，未有再細分。根據中華中醫藥學會的《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體質可分為平和質、陽虛質、陰虛質、濕熱質、痰濕質、氣虛質、血瘀質、氣鬱質和特稟質，以人的常見症狀、患病傾向以致基本性格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力來歸納，而最常見的是陽盛質、陽虛質和陰虛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應用科學系高級講師、註冊中醫師關德祺指出，香港人最常見是熱底體質，以四十歲以上的人士為甚，而特別操勞的年輕人也是此體質，他們通常因為體力、腦力或性生活過勞所導致。另外，晚睡亦會形成熱底，因為夜間屬於養陰時候，但都市人晚睡，凌晨兩三點才肯上床，即使翌晨晚起至早上十時以補足睡眠，但已經錯過養陰時機。至於經常進食煎炸等熱氣食物，少吃水果蔬菜，也會消耗陰元，令體質趨向熱底。

憑特徵辨體質

寒底及熱底體質均有若干特徵（見附表），如有其中一兩項相當明顯的，或擁有某體質的特徵較多，已可確認屬於該類別。不過有些人同時擁有寒熱兩者的特徵，那麼就要取決於何種特徵較為嚴重，例如以生暗瘡與手足冰凍比較，如果後者情況遠較前者嚴重，就以後者的特徵為準。關醫師提醒，體質特徵應該與一般人比較；以精神不振為例，假如活動量與別人一樣，別人仍然精神奕奕，自己很快就無精神，便算是精神不振，不應該單憑自己的感覺來判斷。至於同時擁有兩種體質的多種特徵，即可能是混合體質，是為陰陽兩虛，有衰老的徵兆，更要及早小心保養。

中醫講求望聞問切，在問症、把脈之前察看病人外觀，通常也約略猜到屬於什麼體質。關醫師表示，病人的嘴唇、面部很紅，說話時大聲的，多是熱底；而面青口唇白、說話細聲的人，便應為寒底體質。對醫師而言，觀察男士氣息比較易，因為女士多有化妝遮蓋；不過仍可憑其他身體部分來分辨，例如手掌是紅潤或青白等。當然，醫師不是單純看面色就能肯定病人體質，故要更多資料才可分辨。

究竟體質是先天還是後天而來？關醫師指出，大多數初生嬰兒也沒有體質之分，但陰虛的孕媽媽較易產下陰虛的寶寶，而這些寶寶亦易有濕疹。不過，父母的體質並非必然遺傳給子女，而且體質偏向有程度之分，假如不算嚴重的，可以食療調理來改善。其實一個人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體質問題，成長時期多為「實熱」，較熱氣和好動；青春期則多熱氣情況，易生暗瘡，所以儘管是熱底體質，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熱底也會怕冷

在飲食方面，不同體質有不同的宜忌食物，例如寒底人士應該少食綠豆沙之類的寒涼食物，但假如寒底情況不太嚴重，可吃小半碗，而嚴重的當然一湯匙也不能吃，熱底就能夠多吃點。所以，即使知道自己屬於何種體質，亦須留意體質的程度來調節飲食習慣。在冬天，不同體質的人也有不同的保養方法，寒底體質者怕冷，初冬已覺不舒服，才二十度已經食羊肉煲、胡椒煲暖身，更要開暖爐睡覺。熱底體質者未必需要那麼早保暖，卻不代表不需要，因為他們也會怕凍，只是不如寒底人士那麼怕凍而已。關醫師提醒，不要標籤自己的體質，例如一直以為自己是熱底的，但在冬天竟比別人易覺冷，就要檢討自己是否寒底，亦可能是屬於「上熱下寒」體質，宜尋找醫師幫助作出判斷。

通常人們都關注體質引起的健康問題，卻忽略情緒問題。關醫師表示，很多病人指自己不算過份精神緊張，但他們未必想到頭痛或肚痛可以跟情緒有關，特別是管理級的行政人員，要經常表現堅強一面，更加不肯透露心事。很多時候情緒病患者會否認醫師的診斷，但在質疑之前，應該先了解醫師為何有這判斷，例如醫師指病人情緒緊張，而病人並不認為，那麼病人要先反省自己可有情緒問題而不自知。

求醫應一矢中的 勿兜圈

雖然醫師有專業知識，但病人求醫時如果不了解自身情況，這會增添醫師診症的困難。關醫師強調，病人必須清楚表明求醫的主要目的，而非一股腦兒把所有健康問題講出來，否則就會令醫師摸不清問題所在。因此，病人可先要求醫師解決最急切的問題，如失眠、頭暈等，才再講還有什麼次要問題，讓醫師對病人的情況逐步了解。另外，生活上的細節也要告訴醫師，例如主要是頭痛的病症，也要交代胃口和大便如何，女士亦要把經期情況講出來，令醫師能掌握全面資料，作出斷症。

那麼病人如何知道身體出差錯？關醫師指病人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狀況，同時要有普通常識，起碼知道什麼才是正常--有些人以為隔日大便亦屬正常，每日只有兩餐亦可；但在中醫角度，每日應該有一次大便、必須吃足三餐，否則已經算是不正常。

撰文：王家瑜

蘿蔔解人參？

《信報》李藝明２010年12月13日
蘿蔔：功同人參，忌人參

蘿蔔當造，價錢平，汁肉飽滿，晶瑩潤澤如白玉，真恨不得馬上把它吃進肚裏去。

細心看，蘿蔔的樣子，其實有點像癡肥了的人參。人參貴重，蘿蔔價賤，在很多人眼中，它們一個尊一個卑，一點也不像。更可憐的是，蘿蔔這個不知好歹的賤東西，據說吃了會破氣，和人參的補氣功能剛好相反，所以，喜歡補身的人，對蘿蔔簡直要敬而遠之。

從醫藥與食療角度看，蘿蔔的藥用和食療價值，不遜於人參。所以中醫有「蘿蔔功同人參」的說法。以長壽見稱的日本人，他們似乎最領悟這句話的意義，所以他們不但愛吃蘿蔔，還尊稱它為「人參蘿蔔」。

蘿蔔，古名為蘆葩，又名萊菔。有一種經常用來治療食滯或痰多的中藥，叫萊菔子，它就是蘿蔔的種子，至今仍沿用着萊菔這古名。

蘿 蔔又叫白蘿蔔（而非蘿白），是元朝時胡蘿蔔由歐洲傳入中國，為了區別兩者，蘿蔔才又名白蘿蔔，而胡蘿蔔則又名紅蘿蔔。兩者雖然名稱相近，同樣營養豐富，可 生食又可熟食，但就一點親屬關係也沒有。若以中醫食物對應五藏功能上看，白蘿蔔作用於肺和胃系，治理氣消積，而胡蘿蔔則作用於肝系，能護肝明目。

蘿蔔味辛甘，性寒涼，能清積滯，化痰熱，下氣寬中，解毒。明朝時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蘿蔔主吞酸，解酒毒，散瘀血甚效。」蘿蔔生用，性涼，相對於一般藥物，蘿蔔的寒性仍十分溫和，清熱不傷正，所以常用於治小兒傷風咳嗽、哮喘、百日咳、扁桃腺炎、猩紅熱等症。

盛 夏之時，以生蘿蔔涼拌或和其他果汁一起絞汁飲，可防中暑、腸胃炎及高熱口乾。用醋和冰糖浸漬生蘿蔔，作為前菜，日食十五克，可以醒脾開胃，降血壓，降血 脂；而浸漬成的蘿蔔糖水，泡水代茶飲，可化痰止咳。李時珍讚賞蘿蔔：「根、葉皆可生可熟，可菹可醬，可豉可醋，可糖可臘，可飯，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蘿蔔煮熟之後，由涼性變為平性，清熱力大減，但就能健脾胃，益肌膚。所以，治病多用生蘿白，日常食物，則應以熟食為主。

話說回來，蘿蔔是否破氣？

「破 氣」這字太嚇人了，好像殺氣很大；蘿蔔並沒有這樣霸氣，它只理氣、順氣、下氣而矣。有些人一到秋冬季便拚命進補，或食人參補氣過度，結果變得燥熱、氣脹滯 鬱結於胸腹，終日胸悶心煩、頭昏腦脹，這時吃一點蘿蔔或飲蘿蔔汁，便可消氣順氣。俗語有云：「冬吃蘿蔔，夏吃薑」就是這個意思！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2011年12月30日

《信報》 社評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香港機場管理局昨天公布《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公眾諮詢活動的結果，並向政府建議興建第三條跑道，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發展方案，同時要求政府贊同機管局就興建第三條跑道開展有關規劃工作，特別是進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及擬備相關設計細節。

《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是香港國際機場未來二十年的發展規劃。《大綱》提出了兩個機場發展的方案：其一是維持現有雙跑道系統，其二是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供公眾選擇。諮詢結果顯示，港人幾乎一致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平均八成受訪者支持、同意或非常同意繼續擴建，以及盡早就機場的未來發展作出決定。

香港是亞太區最重要和最繁忙的國際航空樞紐，航空及航運業是本港的重要經濟命脈，更是本港有數的比較優勢。要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提高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的競爭力，避免香港在鄰近地區急速發展下不知不覺間被邊緣化，重蹈貨櫃碼頭領先地位失落的歷史覆轍，加強本港機場的基本設施，擴建第三條跑道，完全有必要。即使公眾意見有所保留，有遠見的特區政府亦要擇善固執，促成其事。

今次機管局的籌備工作做得相當充足，因為汲取過去不少大型基建在公眾諮詢不足的情況下遭受反對阻撓遲遲未能上馬，甚或議而不決，機管局先搞好群眾工作，向公眾和不同持份者詳細諮詢意見，取得共識，才提出具體建議，相信可為未來的實際興建工程掃除不少障礙，加快完成步伐。

不過，興建第三條跑道耗費不菲，估計逾千億港元，而且興建工程經年，對於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當前面對的困難和隱憂，可能遠水不能救近火，無濟於事。事實上，本港目前的跑道容量已經落後於鄰近的機場，每小時的升降班次只有六十二班，不及廣州、新加坡和北京。跑道擁塞固然限制了航空和航運業的發展，也窒礙了本地航空公司的擴展。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並非現時基本設施不足，亦不是空域擁塞問題，而完全是人為的人手不足和升降模式墨守成規、一成不變所致。

民航處現時只有一百五十四名前線空管人員提供航管服務，過去一年來人手只加了六人，增幅僅百分之三點八，但過去四年來，赤鱲角國際機場的升降班次，已由二十九萬六千增至三十二萬，增幅高達百分之八，人手不足至為明顯，因而跑道的升降容量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赤鱲角機場現時的升降模式仍然是以往的「單進單出」，進場和離場空域只有單一通道，飛進來的航機只能在北跑道降落，飛出去的航機則只能在南跑道起飛，而不是兩條跑道獨立運作，一如過去的啟德機場，同時用作升降，因而可以倍增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

據知，香港目前擁有先進的航空管制雷達，可用作精密雷達監控（Precision Runway Monitor，PRM），完全可以快速更新資料，讓管制員可以有效地察覺航機些微的航軌偏差，即時發出糾正指令，教飛機準確地維持在航軌上。因此，香港要多開一條通道，針對雙跑道作出相應設計，設置兩條航軌，發展「雙進雙出」的升降模式，配合人手的增加，即時提升本港機場跑道的容量，可說完全不是問題。民航處不作此圖，實不為也，非不能也，原因令人大惑不解。

如果兩條跑道也沒有物盡其用，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即使興建了第三條跑道，有關當局管治思維不變，操作模式依樣葫蘆，原地踏步，新設施也會形同虛設，不單浪費公帑，更無助鞏固香港國際航運樞紐的地位。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信報》 2011年12月7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種票又種人，染紅又漂白」是今屆區議會選舉的赤裸寫真，也是「第二支管治隊伍」大舉進駐的第一擊，其中候任觀塘秀茂坪北區議員黃春平被傳媒揭發是前中聯辦官員，更即時激起「河水終於犯井水」的恐慌。而筆者實在懷疑，黃春平何來「三粒星」？至於他怎樣得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從而得以參選區議會，亦都疑點重重，以至好容易令人聯想到有人在幕後有組織有目的地操控。

首先，一般人都會以為，黃春平有「三粒星」，情況一如其他新移民，都是居港滿七年。而根據《蘋果日報》的報道，他九十年代已經來港，自然夠資格有餘。這個講法的法理依據是《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亦即在香港特區成立前或後在港居住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公民，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此話不假，卻非全對！因為，根據《入境條例》第2條釋義（4），「以香港駐軍成員身份留在香港」及「以訂明的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證件持有人身份留在香港」，皆「不得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

查中央駐港機構只有三個，其一是解放軍，其二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其三是中聯辦。駐軍成員不被視為通常居住，條例寫得好清楚，沒有懸念。至於外交部公署及中聯辦成員，雖然沒有明言不被視為通常居住，但說他們持中央旅行證件來港，實屬合理研判。

根據有關報道，黃春平雖然在九十年代已經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到2001年的身份仍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宣教處副處長，意味他在此前不可能擁有「三粒星」，否則就有違反《入境條例》之嫌（若竟獲簽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那就只能是「特事特辦」，假如這是真的，入境處就更需要站出來作出清晰而公開的交代及澄清）。

好了，走筆至此，自然又會有人反駁，根據相關報道，黃春平最遲在2003年已經離開中聯辦，出任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到2010年就已經住滿七年，擁有「三粒星」，跟手參選區議員，完全不成問題，云云。

問題大矣哉！

問題是，入境處基於什麼原因簽發工作簽證給黃春平？

是時也，內地人大多是以「優才」、「專才」的身份來港（當時未有投資移民）。借問一聲，「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這個職位需要「優才」來做嗎？需要「專才」來做嗎？在香港本土真的找不到嗎？然則黃春平是香港缺乏的「優才」嗎？甚至是香港罕見的「專才」嗎？入境處究竟憑什麼讓他來港？（可笑的是，2010年1 月，有法輪功背景的神韻藝術團，其幕後製作人員被拒入境，令演出被迫取消胎死腹中，而入境處所持的「理由」是，那些人員可以在香港聘請到！）

公開力撐黃春平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日前竟然說，與黃春平情況相若的人「唔係好多個啫」，固然令人哭笑不得，但黃春平本來沒有「三粒星」，其後又疑似獲發工作簽證，卻足以令人哀悼香港的「行政缺失」，甚至「施政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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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實屬「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最近由「種票疑雲」引發出的「種人驚魂」，對港人來說，可謂「不幸中之大不幸」。從此，香港就可以昂然踏上「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民主制度和管治隊伍」之路。如是觀之，候任觀塘區議員黃春平之前雖然只是中聯辦基層幹部，但歷史象徵意義甚大，堪稱「解放香港的第一步」。

「種票疑雲」那片雲之大之厚之黑，令人覺得阿爺實在很心急！路人皆見，即使不計什麼「優才」、「專才」、「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計劃」，單計內地來港居留的名額，平均每日就有150個，一年下來就是5.5萬人，十年就是55萬人，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165萬人。這批人當中，即使只得一成完全跟隨阿爺的指揮棒投票，都有16.5萬人。而今屆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候選人的總得票（35萬張），也不過比上一屆多3.5萬張。由此可見，如此這般的「政治殖民」，可謂穩賺不賠。可是，如果報道屬實，阿爺就恐怕仍不放心，這才會出動「流動投票大軍」。

至於黃春平這個「第二支管治隊伍基層幹部」，據傳媒報道，其「漂白工程」更早於2003年就啟動（他是在該年從內地重臨香港的），反映出阿爺是多麼的處心積慮。而這就令筆者想起，差不多四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寫過的一篇關於「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文章，文中提到這一支隊伍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其中包括「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這自然包括中聯辦。換言之，也可以說，阿爺早已透過「代言人」曹二寶通知港人「第二支管治隊伍is coming to town」，只是港人政治敏感度低，懵然不知而已。

問題是，港人不但四年前不以為意，直至兩年半前還是不覺得大件事。

2009 年7月1日，網上學術季刊Hong Kong Journal 上載了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一篇「解讀」曹二寶文章的「論文」，內文提到2003的「七一大遊行」終結了中央對港相對自由放任的政策，並以直接參與取代不干預，「各種形式的介入也變得必需甚至平常」。

程潔更間接承認，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北京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她大膽引述有人指控中聯辦在選舉中偏幫某些方面。程教授更認為，「河水不犯井水」已成絕唱，「一國」已變得重於「兩制」。

順藤摸瓜，最自然不過的邏輯推演是，中聯辦登堂入室，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介入香港政治，而其中一個主打就是這樣那樣的選舉。而黃春平正是其中一隻「政治白老鼠」，他甚至可說是「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剩低的問題是，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說：「當局對種票問題執法會一視同仁！」且看普被官場嘲笑「去西環多過去中環返工」的林公公，如何對諸如黃春平此類的「西環人」都可以做到「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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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票」「種人」再「種區」 選管會劃區違基本原則
《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當今屆區議會選舉疑雲愈揭愈多，先是「種票」，繼而「種人」，最新一章就更可能已經來到「種區」，且早在07年上屆區選已經開動，把不少泛民主派地區第二梯隊一「筆」踢下馬。

本來事事都應本着指導原則行事的選舉管理當局，近年替個別選區劃界時，卻被發現可輕輕放過「須保存社區完整性」等重要原則，甚至不惜劃得「巖巖巉巉」，「碰巧」最終的選舉結果都多對親建制派有利。如今或許已經到了適當時候，當局須就事件公開交代一下。

今屆區選種票事件到昨天再有新進展，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在九龍城區拘捕年介20至56歲的4男4女，涉嫌在深水埗美孚南選區種票；被捕男女暫准保釋，本月底要再向警方報到。

事到如今，選管當局的角色，仍似局限在監管不力，未見直接涉及事件。然而老紀翻查資料後，看來卻不宜太早下定論。

事情要由兩個互相毗鄰的老牌公共屋邨——蘇屋邨與李鄭屋邨說起。話說今屆區選前夕，兩個屋邨都正在重建，令蘇屋邨只剩約3100人口，李鄭屋邨則不足 13000人居住。據選管會《2011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今屆區選每個選區應有的標準人口，應介乎12962人至21603人之間。這樣，選管會將蘇屋邨與李鄭屋邨兩邨合併作一選區，本應順理成章。

然而，親建制派地區人士陳鏡秋，最遲08年已藉委任區議員身份，開始在李鄭屋邨部署參加今屆區選；另一方面，99年起在蘇屋選區連屆當選的民建聯陳偉明，則要面對其選區可能要被一筆勾銷，或是要跟陳鏡秋「兩個只能活一個」。

不過，選管會最後卻堅持採用一個「刁鑽」的重新劃界方案：先將蘇屋選區中的一座大廈茶花樓及其約200名居民，撥歸李鄭屋選區，令該選區總人口增至約13069人，剛剛稍多於每個選區應有的人口下限。

另一方面，選管會卻以部分蘇屋邨人口早前遷入該邨山腳下的元州邨二期，將元州選區一分為二，把選區內的元州邨全邨，跟蘇屋邨除去茶花樓以外的大廈，再加兩邨間的部分私樓，三合一成「元州及蘇屋」選區。

與此同時，選管會卻將元州選區所剩下位於長沙灣道以南的幸福邨與幸俊苑，跟原屬蘇屋選區、遠處青山道及順寧道一帶的私樓區合併，成為新的「幸福」選區。而當時在元州選區的民協區議員覃德誠，07年區選只較對手多684票勝出，選區今次忽然重劃，令他今屆要勝選連任突添危機。

然而，民協雖曾強烈反對選管會這次重新劃界決定，指將元州邨與幸福邨兩個只隔一條長沙灣道的屋邨一分為二，有違社區聯繫；但選管會卻以保持原狀，會令該選區人口超越擬定上限近三成半而拒絕。然而老紀卻發現，今屆區選的觀塘寶達與麗港城等選區的人口，均較有關上限多出達四成三及三成六，選管會的理由就正是「須保存社區完整性」。

最終，今屆區選的結果也就是，陳偉明與陳鏡秋各自繼續在蘇屋與李鄭屋選區當選；覃德誠也順利連任。

民協受傷最重

查實，當初選管會公布今屆區選劃界時，除上述蘇屋等選區觸發民協不滿外，民主黨新界東支部主任周錦紹也曾質疑，選管會將北區御太選區一分為二，變相是讓親建制派多奪一席；至於九龍城黃埔東選區獲劃入黃埔花園第四期後，令梁美芬較上屆再獲多近三成票成功連任，老紀此前已點出事件種種疑雲，不贅。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年曾一度聲言，今屆區選劃界或要到今年3月至4月，亦即選舉前約8個月才可公布；以至07年區選時，民協當時兩名資深區議員梁欐與梁錦滔，均在選區重劃後敗選下馬，令民協在老巢深水埗區議會終於淪為少數，上文提到的周錦紹，也在同樣情況下落敗。須知道，選管會在近屆區選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中均坦承，「各區民政事務專員為劃界工作提供強大支援」。

其實政圈早已傳聞，自03年七一大遊行及親建制派在同年區選大敗，中央便指令要更積極動員「參與」選舉，也就令人更疑惑，林瑞麟02年接掌政制工作以來，當中究竟有何角色。老紀請教過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他指出，回歸以來，選管會已逐步喪失其前身、前港英政府93年成立的「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之公正與獨立，令人擔心當局與親建制派早已在合作干預歷次選舉。

練乙錚：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 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 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