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1年3月14日

紀曉風

「食花生」嘲罵災後日人 網民露底愈趨憤青化

日本慘遭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黎克特制九級大地震與海嘯蹂躪，香港少數網民不止未有惻隱之心，反過來還幸災樂禍；日人「抵死」、「不該幫」之論，連日不斷出現在各大網上討論區，更上綱上線至中日之間的歷史仇恨，證明自己所說合情合理。

查 實，本港近日已有愈來愈多網民，繼「蝗蟲論」後再合演今次「大作」，又一次真人模仿他們原本最看不起的內地「憤青」。有「八十後」文化評論員直斥，這些網 民根本是以「食花生」心態，「消費」日本人的痛苦，令人更擔心這些人的公民質素。而這些人中，不少正是當權者「恨不得，更要愛」的「八十後」、「九十 後」。

一窩蜂詛咒遊日港男
一切還要從一篇網上貼文開始。話說日本大地震後，有電視台訪問一名仍準備出發往日本旅遊的「港男」，問到他堅持往日本，萬一再遇嚴重地震海嘯等天災時，可如何應付。這名港男以半說笑的口吻答道：「屆時香港政府會派包機來幫我們」。

港 男此言一出，網上「香港討論區」前日下午約一時半，即出現貼文炮轟。貼文貼出未足三十六小時，便有逾九千名網民點擊，近二百個留言。部分網民狠批之 「激」，竟至詛咒這名港男，屆時是由當局派機到日本「收屍」，甚至遭海嘯沖出大海，連屍體也尋不回。更有網民煽動要發起「人肉搜尋」，將這名港男大「起 底」。

只是老紀看足幾版網民的留言，還是看不到他們批評該港男之所以然，徒剩情緒發洩多於一切；最後才間中有人點出：「呢種人超不負責任」，「如果佢自己為自己嘅行為負責，我覺得冇問題，但係佢咁講……香港嘅公民教育，一定出咗問題，同日本比，仲爭幾個世代！」
如此港男，固然「抵鬧」；但「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講到香港公民教育，講到日本人，部分網民的公民質素，在下文就真的完全「露底」。

同樣是香港討論區，前晚約八時半，出現另一篇貼文，題為《香港人在這次事件完全表顯出何等低的素質》，彷彿是要評點港人的公民質素。貼文貼出僅約二十四小時，到昨晚點擊已超過九千，回覆網民更直逼四百，較上文還多。

惟老紀一看內文，卻不是想像中的一回事：「如今一堆哈日族，崇洋狗紛紛向日本搖頭擺尾，為何他們如此快就忘記了歷史傷痕，在扮清高偉大？可憐這班（日本）人？對敵人仁慈，等於毀滅自己」。

貼文雖招來不少批評，但不時也見附和之論：「因為（日本侵華暴行）唔係發生喺佢地（現今一代中國人及香港人）身上，如果係中國同香港，發生啲咁嘅嘢會點？可能日本唔會幫手不特止，仲趁火打劫。」
有網民亦指，「日本人係好愛國，好團結，但對其他人好冷漠，所以佢哋一直想獨立地自行處理晒任何嘢。對佢哋嚟講，要人哋幫其實係一種侮辱。換轉係其他國家發生啲咁嘅事，日本人基本上係無動於中」。
以上三種說法，如結合日本當年侵華暴行獨立來看，其情可憫；但若以這些觀點，得出「這一代日本人遇上今次大地震是活該」的結論，就怎也說不過去。
老紀毋須班門弄斧，只引述其中一名網民的回應：「我個人對日本無任何好感，但我絕對唔會對人哋嘅天災人禍，有任何抵死報應嘅感覺；因為如果我有咁嘅心態，就同當年屠殺我哋中國人嘅日本狗一樣，毫無惻隱之心。」

最少3萬中國人住災區

何況，今次日本大地震，死傷及失蹤人數勢必數以千計，當中除日本人外，本港入境處至少已接獲近四百宗跟當地港人失去聯絡的求助，內地當局亦未能跟至少四十名留學生取得聯絡。
仙台所在的宮城縣，現正居住逾三萬中國人；這一地方是近代中國愛國文學家魯迅年輕時留學過的地方，有份塑造他的思想體系。

查實，近來部分本地網民漸趨「憤青化」，情況已足以令港人憂心。數最經典的，自是最近當局應否一視同仁向新來港人士同樣每人派錢6000元的議題，令他們的情緒瞬間爆發，「蝗蟲論」一時間再度熱爆網路，以至有人在網上推出改編歌《蝗蟲天下》。

港 人面對新一代出現如此潛在深層危機，老紀請教文化評論員陳景輝。他坦言，網民慣於「旁觀他人的痛苦」，抱「食花生」的心態，「消費」、「享受」從網路社會 看到的局部影像後，便以本身僅有的知識片面攻擊，批評新來港人士如是，批評跟警方衝擊的年輕示威者如是，現在連日本大地震也如是，總之一不合意就炮轟。

如此質素的網民，在香港正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年輕。

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

《信報》2010年6月8日
陳雲 「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

(前略)

以上的都是戲言。正經的話，是要討論何謂政治中立。回歸

之後，港府公務員自認政治中立，警察號稱政治中立，現在連大學校方都說政治中立了。值得花點篇章，釐清一下。

中立之詞，有古今兩義。古文之中立，是中正獨立，遇強權橫逆而不改其志之意。《中庸》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段是孔子論剛強之義：「君子立於正義而不動搖，正是剛強之貌啊！」依孔子之教，每年維園悼念六四的香港市民，是中立之士。

今義之中立，是英文neutral、indifferent、impartial、non-partisan等詞的籠統漢譯。政治上的中立，詞源是政治中立國。大戰期間，政治中立國可免捲入戰火。政治中立是不關我事，不介入紛爭，各不理會，也不做事。然則，二次大戰之後，此義有所引申，不介入敵對紛爭而做事，執行人道或專業任務的，也叫政治中立，如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國際紅十字會、戰地採訪記者等。

民主政府內的常規編制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或非黨派（non-partisan）的，不受執政黨的黨內路線左右，也不須服從脫離憲法的指令；執法人員的權力受到法律約束，也有權不執行上級違背法律和部門常規的指令，也是政治中立（neutral）的；司法人員的判斷必須、而且只是秉持法理和公義，是大公無私（impartial）的、中立不偏（indifferent）的。

「六四」令人無法政治中立

中大校方的「學校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於六月二日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謂「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因此決定不接受學生會會長提出安放民主女神像的申請。中大校方是否政治中立，政治中立在這種政治場合是否適用呢？

批評校方的言論，有說校方帶有政治眼光去思考問題，完全違反政治中立的（梁文道），也有說「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安徒）」。兩種論調都屬於丐題法（begging the question），是循環論證。判斷安放神像是否違反政治中立，確是需要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斷的，然而這是必須的判斷，不能因此而質疑此種判斷因涉及政治而反對其執行。

然而，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不論校方或論者，都假設處置民主女神像，有政治中立的原則可循。實則是不適用。面對六四屠殺或憲政民主，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大學當權的教授都是知情之人，視乎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能夠如何中立而不表示意見呢？他們平日有權沉默，但逼得要表示意見的時候，他們如何可以中立呢？

至於民主女神手持之書，寫上的普世價值，freedom（自由）、democracy（民主）、 justice（公義）及human rights（人權），即使極權政府會反對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斷不會口頭上反對公義吧？大學當局不是常規公務員、不是維和部隊或紅十字會，在重大的國內政治事件（六四民運）和國際人道災難（政府屠殺平民）之上，大學當局被推出前台，被逼要發表意見的時候，試問如何保持中立？

至於大學當局恐懼中大會變成政治雕塑園，則實屬過慮。今日中共已丟失政治信仰，不會有人向中大贈送毛澤東或雷鋒塑像的了。

不可抗拒的政治大禮

中大當局的立場，就如某些區議會審議焚化爐或骨灰龕的立場，NIMBY（別在我的後園）而已。然則，港大已捱了義氣，接收了國殤之柱，中大還可拒絕神像麼？笨蛋！民主女神像是無可抗拒的政治藝術品啊！難道不顧自己的排名，讓予理工或嶺南麼？給你，是賞臉啊！有如北京贈送的回歸紀念碑和金紫荊花座，不論美醜，香港特區政府都得鞠躬笑納的。

既來之，則安之。大大方方接收，堂堂正正展示，這是中大校方唯一的選擇，根本不需開會商議的。需要開會從詳計議的，是如何利用女神像鄰近鐵路之便，溫馨提示北京一下，中大將來的拓展計劃，需要怎麼樣的方便，來個義利兼行，令錢穆和唐君毅諸公也自嘆不如。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信報》2010年7月6日，陳雲「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 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 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 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 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 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 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 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 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 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 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 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 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 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 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 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 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 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 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 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 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 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 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 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 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 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 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 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 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 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 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 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信報》
2010年7月20日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 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 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 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 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 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 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 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 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 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 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 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 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 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 「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 「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 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 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 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 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 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 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 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 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 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 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 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 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 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 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註：保衞粵語事大，快樂抗爭容後再談
文化評論人

六四包袱

「由於六四是影響香港人心靈的大事，
北京的中共、香港的土共乃至一些政治投機的和事佬，
不時都勸香港人放下六四的「包袱」。

包袱一詞，被中共和土共用得久了，
有了貶義，是精神負累、思想障礙之意，要完成思想改造，
成為與共黨同路的新人物，必須卸去自己的舊包袱，輕身上陣。」

「假如六四是包袱，
裏面裝的就是良知、智慧與勇敢，
是支持香港人共同遠行的精神資糧。
包袱好得很，怎會是壞東西？」

「回歸之後，土共不斷灌輸「鎮壓有益」論、「六四包袱」論。
中共鎮壓民運有益，換來二十年繁榮之說，犯了簡單的邏輯謬誤：
乙事在甲事之後，並不意味乙事由甲 事而致，邏輯學稱此謬誤為「後此」謬誤
......英文翻譯為 false cause、coincidental correlation或 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
乃邏輯推理之入門知識。

血腥鎮壓之後，經歷幾年跌蕩，大陸重回繁榮，是因為頗多巧合因素：
當時世界信貸膨脹，歐美消費旺盛，國際熱錢 四處流動，
中共管制民權，堅守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推動經濟的既定國策，
便利了全球化的投資與剝削，以極高的效率驅策工農服侍國內外的奴隸主，
持續以超低廉的價格向世界傾銷貨物，營 造高增長、低通脹的詭異格局，
中國經濟增長的氣勢即使被六四鎮壓打斷，也很快恢復過來。
這是即使鎮壓也無礙繁榮（in spite of suppression）而不是因鎮壓而繁榮（because of suppression） 的簡單道理。」

「包袱是好東西，藏的是遠行必需品。
包袱是資糧，不是負累。
正因為六四是包袱，
正義的香港人要不斷檢查包袱，補充損耗，更新內容，薪火相傳，
拒絕忘記，以壯大隊伍，裝備國人共同的精神遠行。」


陳雲<包袱>，《信報》(2009.6.4)

「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亞洲周刊》(2009年10月4日)
「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來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學教授，受邀到中國進行一年的學術交流。迎接他的是一個熾熱的夏天，他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前熱烈，人們對於政府和文化傳統的批評超出想像的尖銳。

兩 種傾向讓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觀四處蔓延，人們覺得這個國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藥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傷痕文學為開端的思想解放，如今發展成一種深度 的絕望。當毛澤東時代的災難被越來越多的揭露出來時，當人們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時，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解放」，人們反而覺得身陷囹 圄。對現實政治的批評，都不足以能緩解這種焦慮，而有必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區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劃下的邊界線。

另一種印象來自於普遍的憂患意識。林培瑞發現，在每次餐桌上、閒談裏，對中國的憂慮總是佔據談話的中心。人們談論中國歷史、未來的可能性，儘管言辭中透著幻滅，但人們還是偏執狂式的談論。

這些夜談，在一年後的夏天徹底結束了，一場鎮壓終結一切。而林培瑞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北京夜話》，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表達，來呈現他們對於社會、國家和自我的態度。

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偶爾發現它。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書中的氣氛卻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識分子早已淪為社會的邊緣力量，沒人再關心他們的談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沒有興趣談論，當年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早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狂歡、冷感和嘲諷。

整 個國家的情緒也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二十年前，人們擔心中國要被開除「球籍」，「黃土文明」抵不過「藍色文明」，而現在談論的則是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中國 文化輸出世界。自我質疑的聲音，成為公共生活的異類。一種新的選擇已經形成，知識分子要麼加入國家工程，領取大筆的津貼，對這個制度進行讚賞和沉默的合 作；要麼成為邊緣分子，缺乏承認，讓自己變得偏激憤怒。

在這個政體迎來六十週年慶祝之時，你發現一種淺薄的自我慶祝的氣氛大行其道。整個 社會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哪怕是輕微的反思。難道四九年的勝利，不是建立在一場可怕的內戰之上的嗎？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機之後才被 迫開始的嗎？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態災難之上的嗎？……只有對代價和問題的漠視，自我慶祝才可能更加酣暢淋漓。只有對個人價值的 極端忽略，才會對國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這種自滿氣氛，與整個社會的批評機制的消失關係密切。沒有人在社會狂迷之時潑冷水，潑出的冷水又自動被悤大的烘乾機所蒸發。而在這背後，又緣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衰敗。他們不再願意充當社會冷靜的審查者和大聲的疾呼者。

但是，這並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場景，知識分子二十年來改變是戲劇性的，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找到自身的獨特價值，沒有建立起悤大的自我。

二 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令一個美國學者驚訝。是因為在一個學術如此細分的西方世界，知識分子間再難有如此一致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憂患意識背後，除 去因為中國社會仍面臨著一些根本的挑戰，也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權力的習慣性迷戀。從科舉年代到社會主義的國有體制，知識分子一直未能創造一個獨立 的思想與知識世界，也未能創造一種對純粹的思想和知識信念。知識與思想，總是在尋求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倘若未能如願，一代代人則陷入哀嘆。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過去二十年的知識氣氛緣何發生如此戲劇性的逆轉。知識分子們似乎憂心忡忡，但迅速變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還在為廣場哭泣的人，明天就開始擔心自己的綠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熱情與私人焦慮之間，似乎毫無障礙。

國 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縱則更為致命。這種放縱既有道德立場，也包括知識貢獻。即使我們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也本 應醞釀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為一個鬥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張，但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研究和表達，來完成對中國社 會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評政治，卻可以幫助塑造一種更豐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們只看到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停滯與衰敗。

這一切 似乎都與知識分子自我缺失關係密切，我們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價值與使命。所以在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是如何輕易的被錯誤的信念所吸引，然後在倍 受折磨之後，只宣稱自己是個受害者，而毫無自我反省的慾望與能力。我不能將之誇張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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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眾的勝利 ．許知遠

庸眾的勝利　．許知遠
韓寒說出一些聰明話，時代神經就震顫不已，這是庸眾的勝利或民族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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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三十年前，當法國學生們被問道，誰是他們最仰慕的公眾人物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老年薩特，而是米歇爾．科盧奇——一位電視喜劇演員，以嘲諷和出言不遜著 稱。

時代的風尚轉變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改變世界的願望，讓位於七十年代的幻滅與狹隘的個人主義。嘲諷成了時代的情緒，人們在乎的是 姿態，而不是內容。

此刻的中國，人人都在談論韓寒。他像是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惘的時代的最後救命稻草。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說他頭腦清 醒，媒體歡呼他是「青年領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覺得他不僅很酷，還有思想。最近，韓寒被《時代》週刊評選為一百位影響世界的人物，零八憲章起草者、 並為此付出十一年牢獄之災的劉曉波倒是落選了。

沒人能否認韓寒的魅力。他能把賽車冠軍、暢銷書作家、叛逆小子和即興諷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結 合，並能在種種誘惑面前保持警惕，況且他才二十七歲。人們尤其著迷於最後一點，他在自己全球瀏覽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諷這社會中的種種愚蠢和不公——它們絕 大多數與這個越來越膨脹和傲慢的官僚系統相關。有些時候，他不僅嘲諷，還期待創造意義，儘管他還不清楚這意義到底是什麼。

作為一個青年 人，這似乎已經足了，他必定是我們時代最可愛、最聰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認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個令他本人都尷尬的位置——他要成為 這個時代的英雄，象徵著思想的力量，象徵著對權力的反抗。

但這不是韓寒，人們越是把他推向這個位置，越暴露出這個時代、這些高聲吶喊者的 愚蠢、脆弱與怯懦。在某種意義上，韓寒的勝利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這個正在興起的庸眾時代的勝利。

是的，你可以說每個傑出人物必然與他 身處的時代相關聯，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名聲和有影響力越來越與個人的品質、才能與成就無關。在西方，這是個Paris Hilton和蘇珊大媽的年代——她因為有名而有名，因為不怕出醜而有名。在中國，這是個李宇春與小瀋陽的年代——人們因她小小的個性，或是他的自我貶 損，而把票投給他們。

韓寒與他們不同，卻也是被同樣一種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這個時代明星文化與成功文化的產物，也符合這個時代所推 崇的業餘精神——賽車、寫作、表演，你都要會一點；他還下意識響應了日趨悤烈的反智傾向，他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 不知道的知識；還有他嘲諷式的挑釁姿態，顯得如此機智，他還熟知挑戰的分寸，絕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

於 是談論韓寒，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機智、還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反抗，同時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 的代價，也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這個社會最美妙的消費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嗎？用劉曉波來比較韓寒，既不恰當也不公平。但是，公 眾對兩者的態度，卻恰好不過的映襯了這個時代的特徵。人們不談論劉曉波，是因為他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公共話語空間，也因為這有點危險。但集體性地沉默與忽視 也在表明，其實我們對於真正的自由與反抗毫無興趣，甚至心生恐懼。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不僅要反抗，而且有明確的主張。這需要智力與情感上的成熟，並 願意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對於韓寒的熱烈推崇，是整個社會拒絕付出代價的標誌。當我們沉浸於隻言片語的嘲諷時，一定誤以為自己已消解了 這可惡的權力體制，其實一點沒變，嘲諷只是為上面裹了一層糖衣，但我們進行自我麻醉，還將此視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們或許也覺得，韓寒也 不需要為行動承擔任何後果，他可以進行象徵性、邊緣性的反抗了，然後還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場進行一次購物。韓寒成了所有人的藉口，人們借著他撒嬌，賣弄自 己那可憐的「小心思」。

但公眾必定為這種愚蠢和怯懦付出代價。既然他們對於真正的成就缺乏興趣，不去讚嘆那些卓絕的道德勇氣，不去準備接 納真正的思想，他們就只能在這個爛泥塘中繼續打轉，相互抱怨、相互麻痺。因為這庸眾的數量是如此的巨大，他們還會產生這樣的錯覺——中國已經影響世界。中 國的確影響了世界，但它只是數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 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亞洲週刊 (201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