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的朋友在Facebook上說：「全校裡有很多王子和公主，雖然理性上我知道自己是一個老師，但實際上我覺得自己是個奴才，侍奉著那些主子讀書。」
我從前就讀的中學要求學生要放學起凳 (放便校工掃地)和將垃圾掉到天井，但從來沒有人會抱怨「這是校工的工作，他們收了人工就要做野。」愈有教養的人愈considerate，那怕叫他去做粗重功夫，他也不會覺得失了身份。相反，我很討厭現在有些學生在不經不覺流露出對窮人的嫌棄，口裡說平日自己有多少零用錢、旅行去過哪裡哪裡，就算那不是老作死撐，也不過是粗野暴發戶的心態。不過，教養這東西，卻是靠環境和時間慢慢累積的，香港的王子公主在學校有老師這些奴才，在家裡又有別的奴婢，恐怕也只能擁有主子的視野了。
小孩子多少擺脫不了虛榮的作祟，偶爾撒謊誇大也是孩童一貫的成長歷程，但為何今天他們的勢利卻露骨到可憎的地步呢？隨便歸咎於「港孩」之禍固然合情合理，深入一點，或許會有人批評是家長其身不正，將一切簡化為消費者和SALES的關係，直白一點，就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所以對傭人呼喝，對校工無禮，最後連老師都不能倖免，因為他們「收了人工」，在這些還未成熟的腦袋裡，早就形成了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工資必須付送尊嚴。
可是如果細心觀察，雖然有些富裕人家的孩子會恃勢凌人，但更多時候是家境一般的小孩流露出「富貴嫌人窮」的嘴臉。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窮酸尤笑他人貧。
但是香港本來就是從均貧慢慢走向小康富裕的城市，從前也不見得小孩子對貧苦大眾滿嘴嫌棄。上一代編寫的勵志故事裡，窮困不可笑，反養育出堅忍和同理心，但人會同情，往往是因為比別人優越，他們即使出身貧賤，卻看到光明的將來。可是如若身處跨代貧窮的時代，社會已經不是拼實力的公平社會，上游無望，在焦慮中耍耍嘴皮不過是本能的自我保護。
政府自九七以來，毫不忌諱用人唯親，能力次之，禮樂崩壞，誰敢保證「中港融合」的後果不是連一份工作也要走後門講關係？好吧，想安安分分付出勞力討生活，卻發現發財立品已經過時，為富不仁才能賺錢，碼頭工人爭取的不過是回復九七水平的工資，卻也艱難重重，有些工人更遭秋後算賬。小孩子未必懂得分析箇中因由，然而這些新聞多少滲出令人絕望的訊息，如果老爸不是李家誠或為中共賣命，自己再出色也不過爾爾，與其物傷其類，倒不如先下手為強，嘲弄別人不見出頭天，好歹能賺回一些扭曲的自尊。
2013年5月26日
2013年5月17日
化妝、喬裝與整容
自從黃子華的「喬裝論」竄紅以後，化妝的女生都背負原罪，加上網上的圖片和綜藝節目「揭示」了一眾女生化妝前後的反差，就更令人認定了這是差勁的騙術，所以男人總愛說：「女生清秀乾淨就好。」心底話其實是女人最好即使不化妝都漂亮。簡簡單單都能看不出瑕疵已經很不簡單，除了要五官協調，更重要的一點是年輕 (起碼看上去年輕)，所謂「女生只要簡單就好」，反而是苛刻的要求。
林語堂說只有新鮮的魚可以清炖，如若已宿，便須加醬油、胡椒和芥末──越多越好。天生麗質自然是濃妝淡抹總相宜，然而以香港南方人的基因而言，眼小鼻塌皮膚粗糙的機會率還是大一點，但化妝品多少能掩蓋得住，所以完全不懂得化妝的男人口中那句「只要簡單就好」，說穿了是為了能更好地辨認出真正擁有美麗基因的女人。然而，男人總是抱著奇怪的幻想，以為美女皆是天生麗質，可是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男女博弈經濟學》闡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男人喜歡的女人，無關她們用了什麼化妝品、護膚品、指甲油……因為這些都是可以大量生產的廉價產品，依靠低廉的成本無法令女人在眾人當中脫穎而出，畢竟每人都可以輕易擁有，這樣就不值錢，反而不用太多修飾，雙頰紅潤，身材健美，才是男人最喜愛的女性特徵，因為這需要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每天運動，換言之，即是持之以恆的努力，邊際成本更高，所以很難做到，自然物以罕為貴。
女人耗費心血磨練化妝技巧，花費千金買來一大堆護膚品，甚至「捨得一身剮」去整容，換來的卻是男人的不以為然，不過他們對女人容貌的要求看似寬容，但骨子裡其實是苛求，清淡宜人的背後是恆久忍耐和付出，難怪他們口裡總是反對化妝和整容，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立刻買來的豔麗，在他們眼中到底是便宜貨。
然而，不論是男人口裡所說「清秀就是美」，還是女性透過化妝整容得來的美貌，其實他們追求的都是標準美貌，不容許一絲老態，五官端正，皮膚必須緊緻，不能鬆弛有皺紋，更不可夾雜白髮，就像前陣子紅透網絡世界的南韓大邱市佳麗，網民嘲弄她們倒模一樣的容顏，其實我們平日何嘗不是用劃一標準去評定女人的價值？張潮在《幽夢影》寫道：「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我們不懂得欣賞不美的美，寧要沉悶的賞心悅目，卻沒有耐性發掘不好看的耐看。
從前我們說「世上沒有醜的女人，只有懶惰的女人」，潛台詞是不美麗的女人有罪，美麗是對女人的詛咒，因為美麗的外表很可能只是副產品，強迫她們追求美麗的行為才是主菜，所以「上了年紀還不去保養」、「不控制飲食而發胖」、「滿臉暗瘡又不戒口」等等通通是罪；但當我們今天看到人工美女，又會拿著放大鏡找尋那些完美得不自然的瑕疵。女人的容貌就是一切的價值，所以是否假雙眼皮與隆鼻變成生死攸關的宏旨。正如我們這樣在意Angelababy是否整容，因為除了容貌，她就沒有別的價值。
管他女權如何高漲，女人的價值建構仍舊與她的容貌掛鉤，所謂「your face，your fate」，這個真理對女性的殺傷力尤甚，她們無法避免因為外在評價而受傷，儘管男性雖然比以往更注重外表，但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會在這方面與女性一樣受到同樣程度的壓迫。男人有權評論女人的容貌，而相對地不用擔心自己被評價，男性特權早就七零八落，惟獨剩下這項特權完整無缺。
2013年5月5日
上流竊港者
在尖沙咀的餐廳內我徐徐問道：「你認同日本是個下流社會嗎？」
友人貴為早稻田法律系的天之驕子，想了幾秒，認真回答：「算是吧？不過那是因為老一輩不肯走，卻要我們供養著，讓他們拿著與工作量不成正比的人工……上流社會幾乎沒有年青人的位置了。」
日本一項調查發現，53.8％受訪日本學生不想將來出人頭地，他們大都安於現狀。儘管有時候守柔不爭才是大智慧，但衛道之士免不了跳出來指責年輕人的不知進取。每個時代都會有世代鬥爭，老一輩對年輕人總有說不盡的牢騷，比如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會》。
有不少人斷言香港社會也出現了「中層下流化」，然而所謂的「下流」，不單指客觀環境令社會踏進M型社會 (上層和下層人數增加，中產反而減少)，更重要的是指責現在的青年缺乏往上流的意欲，因為他們在相對富裕的成長，失去了勤奮上進的動力，所以整天渾渾噩噩，以至消費能力、學習意欲、生活能力等等都低下，簡單而言，就是要過很hea的人生。
這種論調並毫不陌生，香港年輕人被踐踏得一無事處，做事馬虎、沒有拼勁、唔得話頭醒尾……這時候，拿出「相對富裕成長論」來解釋，接著再數數他們的不是，然後可以哈哈笑著收工，阿們。
按這個邏輯，老一輩窮其一生追求富貴榮華，但富裕帶來的竟然是社會生產力下降，新一代質素集體倒退？上一代的香港神話當真只因他們「窮」？
我們這個地方好奇怪，總愛質疑別人為什麼吃不了苦，而不去問為什麼要吃苦。Philip Brady說：「我勤為農夫，成就我的兒子當上律師，好讓我的孫兒成為詩人。」人要活得自由，得先不用為五斗米折斷了腰。上一代辛苦一輩子，原本是為了後代活得更愜意，讓他們騰空雙手，追求為口奔馳以外的生活。我們應當感恩，因為前人造就了令我們可以「發夢」的物質條件，但是他們因為手裡緊緊抓住鋤頭而不能理解新一代的世界，所以以嘲弄和指責，認為能夠白手興家全因自己的能幹，足以証明後輩應該遵從他們的話，違背他們的價值判斷都是不應該的，而且注定失敗得灰頭土臉。
所謂適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社會的成功者不一定是the best，他們只是呼應時代的the fittest。如今手握大權的「五十後」、「六十後」，其中有不少看不順眼年輕人要求香港「獨立」(其實只是要求中共找數，履行自治承諾)，儘管他們的理據既無力又混亂，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正好趕上了時代的步伐，這一代戰後嬰兒，可以享受三十年的繁榮時光，因為他們「前面沒人[1]」，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趕上了戰後的經濟起飛，加上中國的鎖國，香港成為中國的世界窗口，讓這彈丸之地在時間與空間的夾縫中創造了經濟奇蹟。換言之，在那個美好的時代，即使你缺乏「流利的兩文三語」、「批判思維」和「創新思維」(就是他們現在對年輕人的批評)，只要你做好買辦工作，不用擁有卓然識見，也不難飛黃騰達。
曹仁超在Milk的訪問說：「我們那時是搵食艱難、發達容易；現在社會是搵食容易、發達艱難」，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地產遊戲，這個遊戲「隊冧」了殖民地時期的鬼佬，他繼續說：「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還找不到突破點，不為別的，只因我們忙著維繫現況，才令社會不至於在上一代的一連串賣港行為中變質，這個目標雖然卑微卻異非常費勁。建制派的政棍固然不用說，就連以公帑支薪的政府官員都是一副奴才相，別人看了也覺難堪。竊港者諸侯，居於要位之賣港者眾，他們用個人的更上一層樓，換來一堆違反常識的爛攤子。
這種論調並毫不陌生，香港年輕人被踐踏得一無事處，做事馬虎、沒有拼勁、唔得話頭醒尾……這時候，拿出「相對富裕成長論」來解釋，接著再數數他們的不是，然後可以哈哈笑著收工，阿們。
按這個邏輯，老一輩窮其一生追求富貴榮華，但富裕帶來的竟然是社會生產力下降，新一代質素集體倒退？上一代的香港神話當真只因他們「窮」？
我們這個地方好奇怪，總愛質疑別人為什麼吃不了苦，而不去問為什麼要吃苦。Philip Brady說：「我勤為農夫，成就我的兒子當上律師，好讓我的孫兒成為詩人。」人要活得自由，得先不用為五斗米折斷了腰。上一代辛苦一輩子，原本是為了後代活得更愜意，讓他們騰空雙手，追求為口奔馳以外的生活。我們應當感恩，因為前人造就了令我們可以「發夢」的物質條件，但是他們因為手裡緊緊抓住鋤頭而不能理解新一代的世界，所以以嘲弄和指責，認為能夠白手興家全因自己的能幹，足以証明後輩應該遵從他們的話，違背他們的價值判斷都是不應該的，而且注定失敗得灰頭土臉。
所謂適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社會的成功者不一定是the best，他們只是呼應時代的the fittest。如今手握大權的「五十後」、「六十後」，其中有不少看不順眼年輕人要求香港「獨立」(其實只是要求中共找數，履行自治承諾)，儘管他們的理據既無力又混亂，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正好趕上了時代的步伐，這一代戰後嬰兒，可以享受三十年的繁榮時光，因為他們「前面沒人[1]」，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趕上了戰後的經濟起飛，加上中國的鎖國，香港成為中國的世界窗口，讓這彈丸之地在時間與空間的夾縫中創造了經濟奇蹟。換言之，在那個美好的時代，即使你缺乏「流利的兩文三語」、「批判思維」和「創新思維」(就是他們現在對年輕人的批評)，只要你做好買辦工作，不用擁有卓然識見，也不難飛黃騰達。
曹仁超在Milk的訪問說：「我們那時是搵食艱難、發達容易；現在社會是搵食容易、發達艱難」，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地產遊戲，這個遊戲「隊冧」了殖民地時期的鬼佬，他繼續說：「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還找不到突破點，不為別的，只因我們忙著維繫現況，才令社會不至於在上一代的一連串賣港行為中變質，這個目標雖然卑微卻異非常費勁。建制派的政棍固然不用說，就連以公帑支薪的政府官員都是一副奴才相，別人看了也覺難堪。竊港者諸侯，居於要位之賣港者眾，他們用個人的更上一層樓，換來一堆違反常識的爛攤子。
權貴刻意為之，令香港從內部開始腐爛崩潰，這裡慢慢「轉型」變成為新宗主國臣民服務的「國際」城市。
警方對付本地示威者寧枉勿縱，但對新宗主國的臣民卻細心呵護，屋苑內出現「習近平去死」的字句，竟然需要出動重案組調查，他們對大陸旅客的惡行也一一包容，結果是愈來愈多大陸旅客因爭執襲擊港人；政府在2003年開始放寬非本地學生限額，令本地大學充斥中國學生，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近十年都維持在約18%的低水平，但「非本地學生」的人數卻由不到1%增至10%至20%，研究院更是重災區，由原來七成本地生，淪落至七成名義上是「國際生」的大陸學生，政府一方面用本地資源培養愈來愈的中國學生，另一方面對本地教育一毛不拔，甚至推出毫無章法的教育政策毀掉了一代人;自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在2009年演變成一簽多行，大陸旅客已是本港旅客的主體，然而客源單一化亦同時賠上香港的多元化，為了照顧這批「金主」，店舖由原來的百花齊放變成只剩下SASA和藥房，而且由於中共政府和偽香港政府的扭曲和宣傳，香港人在大陸旅客面前彷彿都成為了討一口飯吃的乞丐；湯顯明以破壞香港廉潔清譽為代價拜見中聯辦官員，卻不知道原來好戲在後頭，梁振英公然挪用公帑一億「賑災」四川，明知是進貢宗主國貪官的政治獻金，香港人都沒辦法阻止，甚至連「監察善款不會用於內地官員的社交活動和薪酬開支」的權利都被建制派議員否決。
陳冠中說：「(我們這一代)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2]」正如上文所說，適者生存，活得好的未必是the best，他們只是the fittest，在這個最壞的時代，或許懂得逢迎崛起強國的才是識時務者。然而，若然放任為之，the fittest的標準很可能會「大陸化」，看看當今在中國橫行的商賈高官，堪稱無恥者無敵，那些僅存善良正直的人在官場商場幾乎活不下去，在歷史中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還少嗎？
世界沒有所謂的「青少年問題」，少年人以至「港孩」問題的根源在父母，如果要批評新一代的不濟，例不如首先躬身自省成人世界出了什麼錯。當老一輩斥責八、九十後示威遊行太「激進」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政治冷感令香港議會如同廢物，年輕人不得不自己走上街頭？當老一輩數落新一代缺乏常識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自私無知令香港教育一塌糊塗？當老一輩看不慣年輕人的種種，請想想你們又為這裡做過什麼值得我們尊重？
警方對付本地示威者寧枉勿縱，但對新宗主國的臣民卻細心呵護，屋苑內出現「習近平去死」的字句，竟然需要出動重案組調查，他們對大陸旅客的惡行也一一包容，結果是愈來愈多大陸旅客因爭執襲擊港人；政府在2003年開始放寬非本地學生限額，令本地大學充斥中國學生，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近十年都維持在約18%的低水平，但「非本地學生」的人數卻由不到1%增至10%至20%，研究院更是重災區，由原來七成本地生，淪落至七成名義上是「國際生」的大陸學生，政府一方面用本地資源培養愈來愈的中國學生，另一方面對本地教育一毛不拔，甚至推出毫無章法的教育政策毀掉了一代人;自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在2009年演變成一簽多行，大陸旅客已是本港旅客的主體，然而客源單一化亦同時賠上香港的多元化，為了照顧這批「金主」，店舖由原來的百花齊放變成只剩下SASA和藥房，而且由於中共政府和偽香港政府的扭曲和宣傳，香港人在大陸旅客面前彷彿都成為了討一口飯吃的乞丐；湯顯明以破壞香港廉潔清譽為代價拜見中聯辦官員，卻不知道原來好戲在後頭，梁振英公然挪用公帑一億「賑災」四川，明知是進貢宗主國貪官的政治獻金，香港人都沒辦法阻止，甚至連「監察善款不會用於內地官員的社交活動和薪酬開支」的權利都被建制派議員否決。
陳冠中說：「(我們這一代)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2]」正如上文所說，適者生存，活得好的未必是the best，他們只是the fittest，在這個最壞的時代，或許懂得逢迎崛起強國的才是識時務者。然而，若然放任為之，the fittest的標準很可能會「大陸化」，看看當今在中國橫行的商賈高官，堪稱無恥者無敵，那些僅存善良正直的人在官場商場幾乎活不下去，在歷史中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還少嗎？
世界沒有所謂的「青少年問題」，少年人以至「港孩」問題的根源在父母，如果要批評新一代的不濟，例不如首先躬身自省成人世界出了什麼錯。當老一輩斥責八、九十後示威遊行太「激進」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政治冷感令香港議會如同廢物，年輕人不得不自己走上街頭？當老一輩數落新一代缺乏常識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自私無知令香港教育一塌糊塗？當老一輩看不慣年輕人的種種，請想想你們又為這裡做過什麼值得我們尊重？
2013年5月1日
教育從業員與性工作者
小時候，我們稱老師為「先生」，除了英語老師以外，我們都稱老師為「陳生」、「李生」、「區生」……所謂先生，即指有學問和德行的長輩。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師」這個字，是對那些教人懂得道理之人的稱呼。然而，今天有多少人能夠擔當得起一聲「先生」？
有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曾擔任過老師，民國時期如魯迅、周作人；近代的如盧瑋鑾 (小思)、司徒華等等，但香港是個愈活愈回去的社會，大家現在都只當教育是量化生產的工業，受罪的不只是硬遭倒模成型的學生，老師亦成了用完即棄的施工者，因為政府口裡不敢說但心裡卻想：只要統一課程內容，以同樣的肥料灌溉學生，縱然這些幼芽有好有壞，可是施肥者的角色即使退到牆角也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流水作業的生產鏈上畢業的，之後用一年半載唸個教育文憑，就能用那點不夠斤兩的銅屑來鍍成金身，出去當個教書匠。然而就像如今名不副實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用不著學富五車，甚至平日連書皮都不沾一下，也可以被稱為「老師」，儘管他們對公開試的內容技巧瞭如指掌，但與博學儒雅離得很遠。
現在「妓女」是說不得的禁語，政治正確的叫法是「性工作者」，同樣地，今天也有愈來愈多老師自稱或被稱為「教育從業員」，其實「性工作者」和「教育從業員」都一樣，都不過是將其工作性質平面化，說到底，不過是打一份工而已。所以我們不得怪責有些校長和校董以老闆自居，要求旗下員工兢兢業業，聽聽話話，同時跑跑業績，在「殺校」的陰霾下，老師要四處「拉客」早就不是新聞。而且，在全球化的年代終身僱用早就成了陳年舊事，教育從業員自然也得追隨經濟大氣候，新入職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合約員工，即是在一、兩年以後，老闆甚至不需要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理由就能將你解僱，但不一定是你做得不好或得罪了人，可能只是單純地沒有錢。我們的政府雖然有能力慷納稅人之慨追加幾十億捐給四川官員，卻是沒有錢施捨給本地人改善教育，死活不肯落實小班教學，對本地師生狠下心腸算死草，搞「縮班」變相縮減老師人數，不再資助通識津貼令上千名教學助理面臨失業危機，平日就算肯撥款都不過是擠牙膏似的一次性的基金，令「教育從業員」隨時都會「不獲續約」。新生代老師變成了富士康的工人，他們隨時都會被掉棄，朝不保夕。
全港打工仔都慣了朝九晚七，multi-task得來要efficient又要無償OT，在香港當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專心教書嗎？教改之下，焉有完卵？課程改來改去，要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還要加入無日無之的評估 (你以為真的是評估學生嗎？少年，你太天真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上課照本宣科，下課做做行政工作，偶爾和學生吹吹水，已經算是很盡責了。我不是說那些老師很hea，他們很可能忙得沒日沒夜，但我只是疑惑學生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忙是代表自己盡責了的自我滿足，還是代表學生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睿智的啟迪？如果忙得連看書都是奢侈，身無文墨，何以授之？那不是個笑話嗎？智慧的累積不是靠你進修了多少時數得來的，盲目相信那些cert的價值其實代表無知和自卑。睿智需要用沉靜來養，營營役役忙得腳不沾地的注定得不到。
如果一個老師的價值硬要用忙碌來衡量，那麼教改真的很成功，某些學校都很成功，然而學生得到的就是一個「教育從業員」，而不是一位「先生」，儘管當中仍有資質上佳的學生，但他們很可能只會培養成為香港人慣有的smart ass。
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2013年4月29日的《信報》專訪說：「教改下需作很多即時評估，老師應付文件已疲於奔命，如果校長不做一些篩選，老師根本沒時間和空間與學生接觸。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做好一把傘，為老師撐起一片天，讓他們能做我以前在課室做的事，真正做到用生命影響生命。」
屁股決定腦袋，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了不起。
有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曾擔任過老師，民國時期如魯迅、周作人；近代的如盧瑋鑾 (小思)、司徒華等等，但香港是個愈活愈回去的社會，大家現在都只當教育是量化生產的工業，受罪的不只是硬遭倒模成型的學生，老師亦成了用完即棄的施工者，因為政府口裡不敢說但心裡卻想：只要統一課程內容，以同樣的肥料灌溉學生，縱然這些幼芽有好有壞，可是施肥者的角色即使退到牆角也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流水作業的生產鏈上畢業的，之後用一年半載唸個教育文憑，就能用那點不夠斤兩的銅屑來鍍成金身，出去當個教書匠。然而就像如今名不副實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用不著學富五車，甚至平日連書皮都不沾一下，也可以被稱為「老師」，儘管他們對公開試的內容技巧瞭如指掌，但與博學儒雅離得很遠。
現在「妓女」是說不得的禁語，政治正確的叫法是「性工作者」，同樣地，今天也有愈來愈多老師自稱或被稱為「教育從業員」，其實「性工作者」和「教育從業員」都一樣，都不過是將其工作性質平面化，說到底，不過是打一份工而已。所以我們不得怪責有些校長和校董以老闆自居，要求旗下員工兢兢業業，聽聽話話，同時跑跑業績，在「殺校」的陰霾下，老師要四處「拉客」早就不是新聞。而且，在全球化的年代終身僱用早就成了陳年舊事，教育從業員自然也得追隨經濟大氣候，新入職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合約員工，即是在一、兩年以後，老闆甚至不需要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理由就能將你解僱，但不一定是你做得不好或得罪了人，可能只是單純地沒有錢。我們的政府雖然有能力慷納稅人之慨追加幾十億捐給四川官員，卻是沒有錢施捨給本地人改善教育，死活不肯落實小班教學，對本地師生狠下心腸算死草，搞「縮班」變相縮減老師人數，不再資助通識津貼令上千名教學助理面臨失業危機，平日就算肯撥款都不過是擠牙膏似的一次性的基金，令「教育從業員」隨時都會「不獲續約」。新生代老師變成了富士康的工人，他們隨時都會被掉棄，朝不保夕。
全港打工仔都慣了朝九晚七，multi-task得來要efficient又要無償OT，在香港當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專心教書嗎？教改之下，焉有完卵？課程改來改去，要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還要加入無日無之的評估 (你以為真的是評估學生嗎？少年，你太天真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上課照本宣科，下課做做行政工作，偶爾和學生吹吹水，已經算是很盡責了。我不是說那些老師很hea，他們很可能忙得沒日沒夜，但我只是疑惑學生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忙是代表自己盡責了的自我滿足，還是代表學生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睿智的啟迪？如果忙得連看書都是奢侈，身無文墨，何以授之？那不是個笑話嗎？智慧的累積不是靠你進修了多少時數得來的，盲目相信那些cert的價值其實代表無知和自卑。睿智需要用沉靜來養，營營役役忙得腳不沾地的注定得不到。
如果一個老師的價值硬要用忙碌來衡量，那麼教改真的很成功，某些學校都很成功，然而學生得到的就是一個「教育從業員」，而不是一位「先生」，儘管當中仍有資質上佳的學生，但他們很可能只會培養成為香港人慣有的smart ass。
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2013年4月29日的《信報》專訪說：「教改下需作很多即時評估，老師應付文件已疲於奔命，如果校長不做一些篩選，老師根本沒時間和空間與學生接觸。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做好一把傘，為老師撐起一片天，讓他們能做我以前在課室做的事，真正做到用生命影響生命。」
屁股決定腦袋，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了不起。
2013年2月25日
去政治化與去正義化
近年香港有不少「沉默之聲」認為社會過於「政治化」，政客挑撥，八、九十後少不更事，政府縱有千般不是，但如此動輒得咎，只會增加內耗，每每看到示威者漸趨激烈的抗議手法就皺眉搖頭，認為香港要「去政治化」方能得救。
這些「沉默之聲」不全是受聘於建制派的打手，他們只不過被慣壞了所以才瞎了心眼，天真地相信因為香港人政治冷感，一心發展經濟才造就了今天的繁華安逸，卻不知這個城市每一次都因為政治的關係而躍進。四九年中國淪陷，大量資金人才流進香港，加上冷戰的政治原因，中國與西方猶如拉上了「鐵幕」 (iron curtain)，香港左右逢緣成就了經濟傳奇的第一頁──轉口業蓬勃；香港的福利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六七暴動後建立的，旨在安撫民情，抵抗左派；九七大限之前，為了增加政治談判籌碼，港英政府一改過往的專制，主動推行議會民主，若非中共從中作梗[1]，今日我們定必更能體會「政治化」的好處──權貴有財有權，市民卻能用選票制衡。
政府長期催眠香港人只是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令他們潛意識以為和政治沾上邊的都不好，「政治化」正如「港女」一詞，意義早被掏空，只要往對方貼上這個貶義詞，就成了必勝的詭辯術。譴責CY僭建是政治化；上載內地人在港撒野圖片，予以批評中國人是政治化；反對中港融合令香港被吞併也是政治化……仔細一看，偏偏就是口裡常說不要政治化的人將事情政治化，因為如此就不用反駁那些有血有肉的論點，輕而易舉地站在不敗之地。
最成功「去政治化」的地方是中國大陸，因為連談談政治也不行，要求執行憲法內容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孩子喝了毒奶粉要求合理賠償就是尋釁滋事；被官員迫遷收地，上訪就被拉進勞教所；最厲害的是在網聯網上搜尋「共產黨」，也成了敏感字。徹底去政治化的後果往往適得其反，令社會高度政治化，甚至連黃毛小兒都懂得權術手腕。
《請為我投票》是一齣紀錄片，記述了武漢市一班小二生投票選班長的故事。故事開始，小男生說他想當班長的理由是「班長就有權力，讓他站著就得站著，讓他坐著就得坐著。」而且少少年紀已經曉得「政治酬庸」，答應同學如果投他一票就給他當班會職員，又教唆其他同學「發動群眾」，在其他候選人才藝表演後起哄拆台，政治手腕不謂不嫻熟，而且一個小孩子竟然對權力慾有超乎尋常的熱忱，為了爭奪權力無所不用其極，也是正常國家少有的。
另一邊廂，另一候選人的父母是警官，紀錄片剛開始的時候，他的父母問了一個在我們看起來很奇怪的問題，他們問自己的兒子，要不要爸爸媽媽「做點工作」去爭取同學支持，小伙子一開始有骨氣地拒絕了，說：「不要控制別人，讓他們自己想，想投誰就投。」後來，他卻因對手的「政治手腕」而落了下乘，不得已接受爸爸的提議，動用爸爸的關係請全班同學免費坐鐵路，又在投票之前，當著全班和老師面前說要送點小禮物給他們，因為要預祝他們「中秋節快樂」。最後這個候選人當選了，實利賄賂戰勝了政治手腕。
有趣的是，老師最後總結，無論是勝是敗，同學也「收獲得了很多的經驗，和難得的教訓……在他們的成長之路中，發揮具大的作用」，末了還要落敗的人向勝利者握手祝福，之後全班鼓掌，映襯課室牆壁上掛著「誠實勇敢，好學多思」的標語，戲劇性十足。這些小孩應該真的獲益良多，因為他們知道單單有政治手腕是不夠的，要玩黑吃黑，而且要時而打壓「群眾」，又要適時給他們一點甜頭，不擇手段原來也有分檔次的。
很多人說政治骯髒，只是透過譁眾取寵去攤分利益。然而正因如此，我們更加要破除黑箱作業的可能性，去政治化不代表世界從此變得美好，這只是自欺欺人。
嚴敏華被控襲警，判入更生中心。學校經常會邀請同學參觀更生中心，旨在令他們知道行差踏錯的後果，從而有所警惕。再過若干年，同學參觀的最大得著，可能就是知道不要為公義出頭，因為原來擇善固執是要「被更生」的。
當香港的政治打壓愈來愈肆無忌憚，你卻叫我不要太過「政治化」？這也是回歸祖國的一環嗎？「去政治化」為名，「去正義化」為實，從小調教幼童不要相信公義，潛規則橫行，社會沒有因此而容不下公義，只是把它當成共產主義，口裡說說還可以，誰要實踐那個大同世界就是笑話了，所謂「去政治化」，其實是權貴最厲害的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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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我投票》：
這些「沉默之聲」不全是受聘於建制派的打手，他們只不過被慣壞了所以才瞎了心眼，天真地相信因為香港人政治冷感，一心發展經濟才造就了今天的繁華安逸，卻不知這個城市每一次都因為政治的關係而躍進。四九年中國淪陷，大量資金人才流進香港，加上冷戰的政治原因，中國與西方猶如拉上了「鐵幕」 (iron curtain)，香港左右逢緣成就了經濟傳奇的第一頁──轉口業蓬勃；香港的福利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六七暴動後建立的，旨在安撫民情，抵抗左派；九七大限之前，為了增加政治談判籌碼，港英政府一改過往的專制，主動推行議會民主，若非中共從中作梗[1]，今日我們定必更能體會「政治化」的好處──權貴有財有權，市民卻能用選票制衡。
政府長期催眠香港人只是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令他們潛意識以為和政治沾上邊的都不好，「政治化」正如「港女」一詞，意義早被掏空，只要往對方貼上這個貶義詞，就成了必勝的詭辯術。譴責CY僭建是政治化；上載內地人在港撒野圖片，予以批評中國人是政治化；反對中港融合令香港被吞併也是政治化……仔細一看，偏偏就是口裡常說不要政治化的人將事情政治化，因為如此就不用反駁那些有血有肉的論點，輕而易舉地站在不敗之地。
最成功「去政治化」的地方是中國大陸，因為連談談政治也不行，要求執行憲法內容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孩子喝了毒奶粉要求合理賠償就是尋釁滋事；被官員迫遷收地，上訪就被拉進勞教所；最厲害的是在網聯網上搜尋「共產黨」，也成了敏感字。徹底去政治化的後果往往適得其反，令社會高度政治化，甚至連黃毛小兒都懂得權術手腕。
《請為我投票》是一齣紀錄片，記述了武漢市一班小二生投票選班長的故事。故事開始，小男生說他想當班長的理由是「班長就有權力，讓他站著就得站著，讓他坐著就得坐著。」而且少少年紀已經曉得「政治酬庸」，答應同學如果投他一票就給他當班會職員，又教唆其他同學「發動群眾」，在其他候選人才藝表演後起哄拆台，政治手腕不謂不嫻熟，而且一個小孩子竟然對權力慾有超乎尋常的熱忱，為了爭奪權力無所不用其極，也是正常國家少有的。
另一邊廂，另一候選人的父母是警官，紀錄片剛開始的時候，他的父母問了一個在我們看起來很奇怪的問題，他們問自己的兒子，要不要爸爸媽媽「做點工作」去爭取同學支持，小伙子一開始有骨氣地拒絕了，說：「不要控制別人，讓他們自己想，想投誰就投。」後來，他卻因對手的「政治手腕」而落了下乘，不得已接受爸爸的提議，動用爸爸的關係請全班同學免費坐鐵路，又在投票之前，當著全班和老師面前說要送點小禮物給他們，因為要預祝他們「中秋節快樂」。最後這個候選人當選了，實利賄賂戰勝了政治手腕。
有趣的是，老師最後總結，無論是勝是敗，同學也「收獲得了很多的經驗，和難得的教訓……在他們的成長之路中，發揮具大的作用」，末了還要落敗的人向勝利者握手祝福，之後全班鼓掌，映襯課室牆壁上掛著「誠實勇敢，好學多思」的標語，戲劇性十足。這些小孩應該真的獲益良多，因為他們知道單單有政治手腕是不夠的，要玩黑吃黑，而且要時而打壓「群眾」，又要適時給他們一點甜頭，不擇手段原來也有分檔次的。
很多人說政治骯髒，只是透過譁眾取寵去攤分利益。然而正因如此，我們更加要破除黑箱作業的可能性，去政治化不代表世界從此變得美好，這只是自欺欺人。
嚴敏華被控襲警，判入更生中心。學校經常會邀請同學參觀更生中心，旨在令他們知道行差踏錯的後果，從而有所警惕。再過若干年，同學參觀的最大得著，可能就是知道不要為公義出頭，因為原來擇善固執是要「被更生」的。
當香港的政治打壓愈來愈肆無忌憚，你卻叫我不要太過「政治化」？這也是回歸祖國的一環嗎？「去政治化」為名，「去正義化」為實，從小調教幼童不要相信公義，潛規則橫行，社會沒有因此而容不下公義，只是把它當成共產主義，口裡說說還可以，誰要實踐那個大同世界就是笑話了，所謂「去政治化」，其實是權貴最厲害的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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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我投票》：
2013年2月13日
弱國無外交，小人沒朋友
農曆新年既是團聚的時間，亦是親戚間互相攻訐的黃金檔期。我們從小就被當作利器拿在母親手裡揮弄，
成為親戚間攀比摧殘的武器。小時候的成績比較，幾乎成為集體的童年陰影，日漸長大，只不過代表戰線的增長，薪金、感情狀況、外貌體重……等等全部成為得分箭靶，彷彿他們要的是個完人，活得再體面的人也得身陷囹圄。
弱國無外交，小人沒朋友。所謂小人，不是指人格卑下的人，而是見識淺薄的人。
這些場面身在其中想必不好受，卻也有趣。林語堂說：「太平時外交對象是敵國，戰時外交對象是同盟友邦。友誼是門面，一槍一矛是事實……諸葛何以防周諭比防曹操用心乎。」親戚之間的情誼大抵都夾雜刀光劍影，兵不血刃中的笑意盈盈不是虛偽，是外交的藝術。進一寸就過了火，退一分卻搔不著癢處，以吾等小輩開刀卻是剛剛好的。
然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待人接物則是自身素質的延續。CCTVB訪問在車公祈福的師奶，師奶說希望今年少些遊行，因為經常遊行很煩。可以想像就是這類姨媽姑爹，會在新年不斷追問你會考幾分、人工幾多、幾時找到男/ 女朋友……blablabla，然後帶著興奮心情看你支吾以對，因為他們的世界除了看到旁人折墮，就沒有別的事令他們熱血沸騰，即使眼見香港要塌下來了，也勾不起他們一丁點的關注。
弱國無外交，小人沒朋友。所謂小人，不是指人格卑下的人，而是見識淺薄的人。
弱國內政不修，外交難有寸進，因為人家不把你當回事；小人以己度人，世界狹小，太把自己當回事，看不得人好，只想找個紕漏捅出個血洞來。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些親戚在祥和談笑裡滲著一身戾氣，是因為不懂，所以難以慈悲。
曾經看過一本書，作者說歐洲人口比較疏落，所以相對孤獨不合群。古代歐洲的思想家，對著渺無人煙的平原與海岸，反覆思量「我是什麼？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我為何是我？」等等較抽象的問題，故此他們的自我意識較強。但中國人口高度密集，一覺醒來就要面對叔伯兄弟三姑六婆，要奉行別人定下來的規矩，強調人際關係，鮮有機會想到自己，自我意識較薄弱。愈成熟的人愈能推己及人，關心社會和世界；相反，缺乏自我造成的幼稚人格，只能關心身邊誰人比自己折墮。
2013年2月8日
西藏、新疆、香港
只要談起「藏獨」、「疆獨」，甚至是近年沸騰騰的「港獨」(其實只是要求合符《基本法》的自治)，很多內地人都會憤懣吐嘈，認為中央每年援助補貼或「放水」給這些地方，本來對其他省份已經不公平，它們還要鬧獨立，實在忘恩負義。
然而，即使撇開中共的殖民政策不說 (比如文化上擠兌他們的語言、人口上透過經濟誘因及行政手段吸引漢族到那裡「戍邊」[1])，所謂的援助或「放水」對一般藏人、維族人及港人又有多少幫助？
有人說「漢人的血汗錢養活了藏人」，因為從1951年到1995年之間的44年，北京給西藏的錢物總值350億元，即是西藏人平均每人每年從北京得到五百元；因西部大開發之故，新疆的GDP從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九年間平均增長10.7%，高於全國平均增幅的9.8%，而且自1994年，北京大幅度增加新疆的財政撥款；至於香港，儘管坐擁三萬億外匯儲備，卻也難逃「靠阿爺養」的惡名，因為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等都看以是中央故意「放水」，厚此薄彼，難免令內地人看得眼裡擠出血水來，來香港消費都不是味兒地吐出一句：「要不是咱們，香港早就XYZ……」。
「如果沒有咱們，西藏/ 新疆/ 香港早就玩完了」，其實只要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句話根本經不起推敲，與其說這些地方的平民百姓倚仗內地人的供養，不如說如果沒有北京的照拂，以上地方的中共代理人早就玩完了。
先說西藏，中央資助及現代化的建議最令誰受惠呢？答案不是一般的藏民，而是西藏的「穩定集團」。「穩定集團」即地方的官僚系統，在毛澤東時代以漢人為主體，後來吸納了不少藏人。他們打著為西藏「現代化」的旗號，不斷向北京要錢，因為每建一個發電站，每建一條道路，就得招收一批新職工，他們就能安插子女親戚在其中，甚至能藉以收取賄賂或交換人情。然而這些「現代化」建設對當地人來說，卻其實可有可無。比如中共一直稱公路對西藏的意義重大，然而它對城市以外的絕大多數藏民都不重要，反而對以城市為基地的「穩定集團」尤其重要。中共最愛的面子工程──向外界展示西藏靠黨的領導而得到現代化，反而成為這些「穩定集團」敲詐的手段，然而中共卻不得不給，因為它不得不靠著這些「穩定集團」穩住西藏。
在新疆亦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官員嘴裡說著為人民服務，實際處心積慮利用公共資源撈錢[2]。再者，開發西部的確有助當地經濟發展，可是高層職位多由漢人擔任，而煤礦、水泥廠等體力勞動則由維人負責，少數民族沒有因為當地發展而受惠，反而天然資源都被漢人拿走了。
至於香港，已有不少明眼人看出，旅遊業不過佔GDP約3%至5%，自由行、CEPA等等的經濟合作的利益與大眾市民無甚關係，卻被金融集團、地產集團及連鎖店集團瓜分[3]。相反，由此而引致的租金飆升及通貨膨脹，反令升斗市民生活百上加斤。香港從港英時代的官商同謀，到今天在中共再殖民下的官商勾結，本地財閥的板塊縱然有變 (比如唐梁之爭背後就是一線與二線資本家之爭[4])，本質卻沒有分別，只不過「回歸」以來怕是沾染了中共飼主的習氣，吃相難看得多而已。
故此，所謂的補貼和放水，說穿了不過是「維穩費」。而眾所周知維穩費之所以愈來愈多，但卻愈維愈不穩，是因為靠此為生的維穩集團綁架了中央，也騎劫了地方。
王力雄在《天葬》分析西藏問題時說過，從事政治的人應避免「局」的形成，所謂「局」即是事情過了臨界點，形勢就會急轉直下，各方的領軍人物儘管想阻止，也不得不跟著形勢走，眼睜睜地看著困境走進死胡同。不幸地，西藏、新疆早就入「局」，香港的「局」亦逐漸形成。中共一手授權代理人在當地巧取豪奪，一手向這些地方潑污水，宣稱它們受了中共的大恩大德。中共企圖藉民族主義黏補快要分崩離析的政權，滋長大漢族主義，間接鼓勵內地民眾到這些「殖民地區」撒野，將平日在社會及體制內遇到的不平之氣宣洩出來。當地民眾受了中共「諸侯」壓迫，還得受「民族壓迫」，「局」就是這樣養成的。
然而，即使撇開中共的殖民政策不說 (比如文化上擠兌他們的語言、人口上透過經濟誘因及行政手段吸引漢族到那裡「戍邊」[1])，所謂的援助或「放水」對一般藏人、維族人及港人又有多少幫助？
有人說「漢人的血汗錢養活了藏人」，因為從1951年到1995年之間的44年，北京給西藏的錢物總值350億元，即是西藏人平均每人每年從北京得到五百元；因西部大開發之故，新疆的GDP從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九年間平均增長10.7%，高於全國平均增幅的9.8%，而且自1994年，北京大幅度增加新疆的財政撥款；至於香港，儘管坐擁三萬億外匯儲備，卻也難逃「靠阿爺養」的惡名，因為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等都看以是中央故意「放水」，厚此薄彼，難免令內地人看得眼裡擠出血水來，來香港消費都不是味兒地吐出一句：「要不是咱們，香港早就XYZ……」。
「如果沒有咱們，西藏/ 新疆/ 香港早就玩完了」，其實只要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句話根本經不起推敲，與其說這些地方的平民百姓倚仗內地人的供養，不如說如果沒有北京的照拂，以上地方的中共代理人早就玩完了。
先說西藏，中央資助及現代化的建議最令誰受惠呢？答案不是一般的藏民，而是西藏的「穩定集團」。「穩定集團」即地方的官僚系統，在毛澤東時代以漢人為主體，後來吸納了不少藏人。他們打著為西藏「現代化」的旗號，不斷向北京要錢，因為每建一個發電站，每建一條道路，就得招收一批新職工，他們就能安插子女親戚在其中，甚至能藉以收取賄賂或交換人情。然而這些「現代化」建設對當地人來說，卻其實可有可無。比如中共一直稱公路對西藏的意義重大，然而它對城市以外的絕大多數藏民都不重要，反而對以城市為基地的「穩定集團」尤其重要。中共最愛的面子工程──向外界展示西藏靠黨的領導而得到現代化，反而成為這些「穩定集團」敲詐的手段，然而中共卻不得不給，因為它不得不靠著這些「穩定集團」穩住西藏。
在新疆亦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官員嘴裡說著為人民服務，實際處心積慮利用公共資源撈錢[2]。再者，開發西部的確有助當地經濟發展，可是高層職位多由漢人擔任，而煤礦、水泥廠等體力勞動則由維人負責，少數民族沒有因為當地發展而受惠，反而天然資源都被漢人拿走了。
至於香港，已有不少明眼人看出，旅遊業不過佔GDP約3%至5%，自由行、CEPA等等的經濟合作的利益與大眾市民無甚關係，卻被金融集團、地產集團及連鎖店集團瓜分[3]。相反，由此而引致的租金飆升及通貨膨脹，反令升斗市民生活百上加斤。香港從港英時代的官商同謀，到今天在中共再殖民下的官商勾結，本地財閥的板塊縱然有變 (比如唐梁之爭背後就是一線與二線資本家之爭[4])，本質卻沒有分別，只不過「回歸」以來怕是沾染了中共飼主的習氣，吃相難看得多而已。
故此，所謂的補貼和放水，說穿了不過是「維穩費」。而眾所周知維穩費之所以愈來愈多，但卻愈維愈不穩，是因為靠此為生的維穩集團綁架了中央，也騎劫了地方。
王力雄在《天葬》分析西藏問題時說過，從事政治的人應避免「局」的形成，所謂「局」即是事情過了臨界點，形勢就會急轉直下，各方的領軍人物儘管想阻止，也不得不跟著形勢走，眼睜睜地看著困境走進死胡同。不幸地，西藏、新疆早就入「局」，香港的「局」亦逐漸形成。中共一手授權代理人在當地巧取豪奪，一手向這些地方潑污水，宣稱它們受了中共的大恩大德。中共企圖藉民族主義黏補快要分崩離析的政權，滋長大漢族主義，間接鼓勵內地民眾到這些「殖民地區」撒野，將平日在社會及體制內遇到的不平之氣宣洩出來。當地民眾受了中共「諸侯」壓迫，還得受「民族壓迫」，「局」就是這樣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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