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不懂政治的你

我和很多香港大學生一樣，在大學畢業之前基本上都不太看書，最多看看TVB新聞和娛樂新聞，對政治的印象就是港聞版，那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字，瞄了瞄標題知道大概，細碎的就不用了，悶得緊，沒興趣。

說說我偷渡來港的父母，他們從來沒有去過任何示威集會，甚至連傳說中的八九六四維園集會也沒有出席，我爸說，工友當年因為他不去而絕交了，傻的嗎？雖然父母不喜歡中共，但我從小就知道，不喜歡是一回事，口頭說說反正不花錢，但要付出就免了，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

然而政治冷感是奢侈品，太平日子懶一點冷一點死不了人，頂多埋沒一些真相和良知，然而如今溫水煮蛙的水都煮得沸沸揚揚了，關心政治並不特別高尚，這只是因為正常生活受威脅而作出的本能反應。

我們的老爸老媽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說「我不懂政治」，因為六七暴動以後的殖民政府有所忌憚，鬼佬統治華人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既然不能用「大家都是中國人」來蒙混過關，就只能認真做點成績來增加政府的認受性，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統統「大躍進」。你不找政治也不相干，錢繼續搵，下一代繼續慢慢上流，但這些不是天掉下來的餡餅，更不是單單靠「獅子山下精神」就能獲得的大環境， 這些是港英政府的精心部署，用你最關心的繁榮安定來堵住香港人的嘴，用政治冷感來換也不吃虧。

今天你說「我討厭政治」卻如同密室燒炭，官商同謀的時代頂多令你幫地產商打死一世工而不自知，今天黑金政治殺到埋身，後果早就超出天真港人一貫對政治的理解。社民連成員遭政治檢控，哦，不怕，因為你不是政客；女學生示威時遭男警抽水熊抱，哦，不怕，因為你不是「激進的」示威者；黑社會只要在示威時祭出CY的名就能公然毆打市民，哦，不怕，因為你不會去示威。但你有沒有想過「那些」示威者到底為了什麼而走上街頭？他們的人權以至人身安全日漸受到威脅，這些人於你而言或許只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他們保衛的東西對你來說也許太虛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限制警權……這些於你又有何干？

如果你將來的女兒遭到輪姦，11歲的她被迫賣淫並在3個月內接客100餘次，染上性病，導致終身不育，你會怎麼做？報警後卻遭到「無人受理」對待，只好以死相迫。好了，警方終於願意正式立案，但最後100多名嫖客未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且警察反過來幫助被告「假立功」，稱他在看守所解救一名準備自殺的在押人員，盼法院據此給予減刑。事情還沒完，氣憤的你當然不服氣，多次上訪上訴反而因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而被判勞改。這些彷彿只有在古裝劇才上演的誇張情節卻真確在湖南發生，法治不彰，在新聞自由及人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你只想當個愛護兒女的母親都會遭難，其他的諸如在街上被車撞倒，對方不顧你的生死與賠償，撇下一句：「我爸是XX」就完事，或者大模大樣地買學位、一職難求全靠背景等等就不一而足了。

我從前覺得四九年前還不走的中國人真笨，共產黨殺到來就算不反抗也該走啊，尤其是那些有錢人和知識份子，在文革被迫死得多慘！卻不知道原來是它玩統戰已經玩得出神入化。所謂統戰，就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幾類，團結一批人，分化另一批人，打擊另一些人。所謂敵人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1]。統戰防止了敵人的團結，因為心存僥倖的人還不知道明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中共把天下殘害得滿目瘡痍還可以風風光光，除了靠反臉不認人的流氓本質，還靠中國人「我不關心政治」的麻木，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即是他人之事，問一句與我何干之餘，還要問「多管閒事」的人干卿底事。

放諸今天的香港，猜猜如今殺到第幾圈人了？什麼時候到你到我？

《本生經‧利愛品》裡說有個老木工被蚊子叮到，他叫兒子把蚊趕走，兒子拿起大斧向蚊子砍去，卻把自己的父親劈成兩半。這時有一位菩薩化身的商人經過，感慨道：「為了趕走一隻蚊子卻殺了自己的父親，沒有智慧的同伴比有智慧的仇敵還要危險啊。」你明白為何每當有公眾人物說「我討厭政治」時必定引來萬人謾罵的原因嗎？再說一次，關心政治並不特別高尚，也不困難，花一些時間看看facebook的share link，別每一次都急著收起耳朵，甚至急著說「我不懂政治」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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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練乙錚(2005)。《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老師能否說粗話？

林慧思老師在旺角鬧爆警員包庇「青關會」，家長與網民大力撻伐，扔石頭的人大義凜然地說：「怕小朋友有樣學樣」，小朋友近年成為最佳的擋箭牌，在議會掟蕉、示威衝擊警方防線、畢業禮上向CY舉中指等等，全部都有問題，理據是「小朋友會有樣學樣」，令人誤會全港的成年人都死光了，不但不能向小孩解釋清楚這些行為背後的原因，而且集體低能化，只能用小朋友的目光識見判斷曲直是非。

然而，這次事件惹火之處在於林老師的身份，有網民指「她是教小學，佢爆粗，情緒失控，是一個壞身教。」孩子心智未成熟，極受老師影響，故此我們對老師有極高的品格要求，恨不得他們是聖人。但如此推論，老師能不能落BAR劈酒抽煙？能不能有婚前性行為？能不能看A片？能不能染髮穿短裙？武漢早前有中學規定女教師不能噴濃烈香水、裝扮不能太新潮，甚至不能穿性感黑絲襪 (什麼是性感黑絲襪？破了個洞的？)。一切看似荒唐，但如果按照「老師要作好榜樣」的邏輯，卻非常合乎情理。香港人最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因為它和罵人「港女」、「港孩」一樣，只要搬出來就能戰無不勝，不用思考「為什麼」。

為什麼在學校講粗口要記過呢？以前粗話不是禁忌，只不過是「市語村言」，粗話與文話縱有貴賤之別，但也沒有在公共場合遭到禁絕。但資本主義強調規訓與控制，因可以使人守秩序而有效地生產。粗話從此成為說不得的禁忌，「公共空間成為士紳中產的、壓抑情緒的乾淨語言之所」[1]。在公眾場合講粗口可能會被視為沒文化，但粗話的功用卻不能完全被文話取代，你能想像廣東出身的袁崇煥帶兵打仗時的口頭禪不是「掉哪媽！頂硬上！」，而是「大家努力殺敵」嗎？「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至情者，事之極也。」語言應對，只是人們感情的外在裝飾，內心深層的感情，才是事理的極致。語言不過是表達和說理的工具，如能駕馭粗野與精細的語言，就必定知道不同場合該說些什麼。粗口爛舌之人惹人厭，是因為他們只懂得粗口。然而，面對小孩子，你又可如果向他們解釋這門學問？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禁絕，所以學生講粗口要記過，老師說粗話要討伐。

有網民問警察在下班以後不講粗口的嗎？因為他們是有牌爛仔，所以放工爆粗都情有可原？而老師為人師表說粗話，全城就要展開獵筮圍剿？因為老師要求小孩守校規，所以被人拍下說粗話就難令學生信服？那如果沒有被「青關會」大事抹黑，就可以私下底如此了？這也不行，因為太虛偽了！那為何警察只要不是執勤時爆粗就可以了？最大的問題不是擔心他們會言傳身教這些「陋習」，而是我們打破不了對老師的刻板形象，從未以正常成年人的準則評價，反而期望他們即使到了六十歲仍然保持「好學生」的行為模式。好學生即使遭到同學欺負欺壓，也不能爆粗嘛，好啦，兩個人都要記缺點；所以才會有人說，林老師，就算警方再無理也不能說粗話嘛，好啦，這是專業失德，要譴責。

學者Torbert將人的心智發展分為十個階段，青少年或幼童多數附和傳統的價值觀，認為對與錯是絕對的，接受簡單的概念。愈成熟的人愈能接受複雜的概念，而且會明白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然而不多於25%的人能到達這個階段。但香港又有多少人能跳出這個框框呢？大多數人只要看到有人挑戰權威，不用深究原因，就急著跳起來指責，拚命捍衛他人的權威。

有網民說：「我是一名父親，我也有兒子，若我的兒子化身為該老師的行為，而挑戰的，是父母、是老師，校長閣下，各位該校老師，包括呢位所謂的老師，應如何教育、指導呢？」言下之意，就是你這樣做壞市，之後我點教仔？只要你留心時事，定必恨鐵不成鋼，為何被受壓迫的市井平民往往最維護權貴的權威呢？卻忘了他們主張服從權貴，定必又從別處獲得享受權威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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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雲 (2008)。《中文解毒》。香港：天窗出版。

國產常識的入侵

港人雖然不至於聞「國產」而色變，但香港在「被融合」的高壓環境下，國產貨多少觸動香港人日漸敏感的神經。早前國產輕鐵甩轆出軌造成罕見意外，曾經在深圳路面爆炸的國產電動的士即將在香港行駛，近日又有傳九巴將引入國產「超級電容巴士」。用國產貨彷彿像玩命似的，好運的話，吃喝穿戴頂多是慢性毒藥，可是正如成龍所說「國產貨都會爆炸」，時運低的話，剛好坐上會爆炸的國產車或許就會蒙主寵召。然而，國產貨再危險都不及國產常識入侵香港來得恐怖。

警方突然翻舊賬拘捕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當局遭質疑是政治拘捕，曾偉雄以「低調通緝」論回應，新造的詞彷如新造的人，與舊世界的常識割裂，香港已漸漸和中國這個美麗新世界接軌。安徽女孩袁莉亞懷疑被性侵犯，從北京商城大樓的七樓跳下來，結果當局說她是「自主高墜」，不是他殺，沒有立案，連親人查看當天閉路電視錄像的權利都沒有。無論是「低調通緝」還是「自主高墜」都是違反常識的鳥語，為何智力應該正常的政府官員卻能說得出口？顯而易見，他們說話的對象是市民，但說服的對象卻不是市民，因為只有雙方平等才需要以理服人，這些官員只要向上級負責，不需向平民負責，所以他們即使再反智、再狗屁不通、再流氓也好，只要舐好上司的鞋底，就依然安在其位。

我們有兩個最大的敵人，一是罪犯，二是政府，如果不好好地用憲法綁好第二頭的獸性，牠就會變成合法的罪犯[1]。中共政權的本質就是流氓政權，逢官必貪更是人所共知的國情，大家都知道這個政府只是投機者的集結，他們不惜棄掉常識以荒誕的罪名囚禁譚作人、趙連海等維權人士，確保自己的利益。而最恐怖的是中國人民都知道這不合乎情理，儘管會嘟嚷兩句，卻也見怪不怪，他們生活在國王的新衣裡的離奇國家，只不過說出真相的小孩早就被扼殺在搖籃裡，違反常識才是這個國家的常識。

「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如果一個政府連顏面都不顧，它就和流氓罪犯無異，上下交征利，不單大官以權謀私，連小官幹部都有樣學樣，為了私慾不顧常識。海南省小學校長帶六名小六女童開房，同行者還有當地市政府官員，後來警方竟然說「是小六女生主動邀請校長開房間」，校長的明目張膽已經駭人聽聞，國家機器以如此厚顏的藉口包庇更是聞所未聞！

國產常識入侵香港，先從官場開始失守，人們總是緬懷港督的時代，並非因為崇洋，只因行政長官一個比一個不自重。董建華輕輕一句，八萬五因為不再說就不存在；曾蔭權在議事堂爆粗「狗噏」，政府新聞處卻將它竄改成「鬥噏」；CY從上台一刻開始就被踢爆大話不絕，更開了不少先例破壞政府的常規及制度，剛當選就到西環謝票，自己甘心當兒皇帝，同時把香港降格成五代後晉；向練乙錚發律師信，旨在打擊言論自由落得遍地寒蟬；成立妾身未明的金融發展局，邀請官二代富二代染指香港金融界……先是高官其身不正，日復日挖走香港宛如紫砂茶壺內的茶漬，制度崩壞之後就是常識的消融，所以我們一點都不需要驚訝警方先有「低調通緝」論，後來又說男警察熊抱女示威者因為「場面混亂、未能分辨示威者性別」，這一切都不過是「中港融合」下國產常識入侵的一點軌跡。

所謂常識，其實是社會的共識，民主國家的常識在極權國家裡可能會變得陳義過高，香港人譏笑強國人活像生番蠻夷，卻不知這是最合理的生存方式。你不能要求中國人規規矩矩地排隊，因為只有一個人是排不成隊的；你很難想像中國人購物時不講價不兇狠，因為他們習慣了浮動的價格和服務質素；在視犯禁如無物的社會中成長，你亦不能苛求中國學生認真對待不能剽竊的規則。今天香港人還會指責如此種種，認為這些有違常識，可是耳濡目染，不知道香港人能夠捱多久的溫水才成為煮熟了的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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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two enemies of the people are criminals and government, so let us tie the second down with the chains of constitution so the second one will not become the legalized version of the first.” (By Thomas Jefferson)

窮酸尤笑他人貧

當老師的朋友在Facebook上說：「全校裡有很多王子和公主，雖然理性上我知道自己是一個老師，但實際上我覺得自己是個奴才，侍奉著那些主子讀書。」

我從前就讀的中學要求學生要放學起凳 (放便校工掃地)和將垃圾掉到天井，但從來沒有人會抱怨「這是校工的工作，他們收了人工就要做野。」愈有教養的人愈considerate，那怕叫他去做粗重功夫，他也不會覺得失了身份。相反，我很討厭現在有些學生在不經不覺流露出對窮人的嫌棄，口裡說平日自己有多少零用錢、旅行去過哪裡哪裡，就算那不是老作死撐，也不過是粗野暴發戶的心態。不過，教養這東西，卻是靠環境和時間慢慢累積的，香港的王子公主在學校有老師這些奴才，在家裡又有別的奴婢，恐怕也只能擁有主子的視野了。

小孩子多少擺脫不了虛榮的作祟，偶爾撒謊誇大也是孩童一貫的成長歷程，但為何今天他們的勢利卻露骨到可憎的地步呢？隨便歸咎於「港孩」之禍固然合情合理，深入一點，或許會有人批評是家長其身不正，將一切簡化為消費者和SALES的關係，直白一點，就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所以對傭人呼喝，對校工無禮，最後連老師都不能倖免，因為他們「收了人工」，在這些還未成熟的腦袋裡，早就形成了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工資必須付送尊嚴。

可是如果細心觀察，雖然有些富裕人家的孩子會恃勢凌人，但更多時候是家境一般的小孩流露出「富貴嫌人窮」的嘴臉。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窮酸尤笑他人貧。

但是香港本來就是從均貧慢慢走向小康富裕的城市，從前也不見得小孩子對貧苦大眾滿嘴嫌棄。上一代編寫的勵志故事裡，窮困不可笑，反養育出堅忍和同理心，但人會同情，往往是因為比別人優越，他們即使出身貧賤，卻看到光明的將來。可是如若身處跨代貧窮的時代，社會已經不是拼實力的公平社會，上游無望，在焦慮中耍耍嘴皮不過是本能的自我保護。

政府自九七以來，毫不忌諱用人唯親，能力次之，禮樂崩壞，誰敢保證「中港融合」的後果不是連一份工作也要走後門講關係？好吧，想安安分分付出勞力討生活，卻發現發財立品已經過時，為富不仁才能賺錢，碼頭工人爭取的不過是回復九七水平的工資，卻也艱難重重，有些工人更遭秋後算賬。小孩子未必懂得分析箇中因由，然而這些新聞多少滲出令人絕望的訊息，如果老爸不是李家誠或為中共賣命，自己再出色也不過爾爾，與其物傷其類，倒不如先下手為強，嘲弄別人不見出頭天，好歹能賺回一些扭曲的自尊。

化妝、喬裝與整容

自從黃子華的「喬裝論」竄紅以後，化妝的女生都背負原罪，加上網上的圖片和綜藝節目「揭示」了一眾女生化妝前後的反差，就更令人認定了這是差勁的騙術，所以男人總愛說：「女生清秀乾淨就好。」心底話其實是女人最好即使不化妝都漂亮。簡簡單單都能看不出瑕疵已經很不簡單，除了要五官協調，更重要的一點是年輕 (起碼看上去年輕)，所謂「女生只要簡單就好」，反而是苛刻的要求。

林語堂說只有新鮮的魚可以清炖，如若已宿，便須加醬油、胡椒和芥末──越多越好。天生麗質自然是濃妝淡抹總相宜，然而以香港南方人的基因而言，眼小鼻塌皮膚粗糙的機會率還是大一點，但化妝品多少能掩蓋得住，所以完全不懂得化妝的男人口中那句「只要簡單就好」，說穿了是為了能更好地辨認出真正擁有美麗基因的女人。然而，男人總是抱著奇怪的幻想，以為美女皆是天生麗質，可是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男女博弈經濟學》闡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男人喜歡的女人，無關她們用了什麼化妝品、護膚品、指甲油……因為這些都是可以大量生產的廉價產品，依靠低廉的成本無法令女人在眾人當中脫穎而出，畢竟每人都可以輕易擁有，這樣就不值錢，反而不用太多修飾，雙頰紅潤，身材健美，才是男人最喜愛的女性特徵，因為這需要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每天運動，換言之，即是持之以恆的努力，邊際成本更高，所以很難做到，自然物以罕為貴。

女人耗費心血磨練化妝技巧，花費千金買來一大堆護膚品，甚至「捨得一身剮」去整容，換來的卻是男人的不以為然，不過他們對女人容貌的要求看似寬容，但骨子裡其實是苛求，清淡宜人的背後是恆久忍耐和付出，難怪他們口裡總是反對化妝和整容，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立刻買來的豔麗，在他們眼中到底是便宜貨。

然而，不論是男人口裡所說「清秀就是美」，還是女性透過化妝整容得來的美貌，其實他們追求的都是標準美貌，不容許一絲老態，五官端正，皮膚必須緊緻，不能鬆弛有皺紋，更不可夾雜白髮，就像前陣子紅透網絡世界的南韓大邱市佳麗，網民嘲弄她們倒模一樣的容顏，其實我們平日何嘗不是用劃一標準去評定女人的價值？張潮在《幽夢影》寫道：「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我們不懂得欣賞不美的美，寧要沉悶的賞心悅目，卻沒有耐性發掘不好看的耐看。

從前我們說「世上沒有醜的女人，只有懶惰的女人」，潛台詞是不美麗的女人有罪，美麗是對女人的詛咒，因為美麗的外表很可能只是副產品，強迫她們追求美麗的行為才是主菜，所以「上了年紀還不去保養」、「不控制飲食而發胖」、「滿臉暗瘡又不戒口」等等通通是罪；但當我們今天看到人工美女，又會拿著放大鏡找尋那些完美得不自然的瑕疵。女人的容貌就是一切的價值，所以是否假雙眼皮與隆鼻變成生死攸關的宏旨。正如我們這樣在意Angelababy是否整容，因為除了容貌，她就沒有別的價值。

管他女權如何高漲，女人的價值建構仍舊與她的容貌掛鉤，所謂「your face，your fate」，這個真理對女性的殺傷力尤甚，她們無法避免因為外在評價而受傷，儘管男性雖然比以往更注重外表，但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會在這方面與女性一樣受到同樣程度的壓迫。男人有權評論女人的容貌，而相對地不用擔心自己被評價，男性特權早就七零八落，惟獨剩下這項特權完整無缺。

上流竊港者

在尖沙咀的餐廳內我徐徐問道：「你認同日本是個下流社會嗎？」

友人貴為早稻田法律系的天之驕子，想了幾秒，認真回答：「算是吧？不過那是因為老一輩不肯走，卻要我們供養著，讓他們拿著與工作量不成正比的人工……上流社會幾乎沒有年青人的位置了。」

日本一項調查發現，53.8％受訪日本學生不想將來出人頭地，他們大都安於現狀。儘管有時候守柔不爭才是大智慧，但衛道之士免不了跳出來指責年輕人的不知進取。每個時代都會有世代鬥爭，老一輩對年輕人總有說不盡的牢騷，比如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會》。

有不少人斷言香港社會也出現了「中層下流化」，然而所謂的「下流」，不單指客觀環境令社會踏進M型社會 (上層和下層人數增加，中產反而減少)，更重要的是指責現在的青年缺乏往上流的意欲，因為他們在相對富裕的成長，失去了勤奮上進的動力，所以整天渾渾噩噩，以至消費能力、學習意欲、生活能力等等都低下，簡單而言，就是要過很hea的人生。

這種論調並毫不陌生，香港年輕人被踐踏得一無事處，做事馬虎、沒有拼勁、唔得話頭醒尾……這時候，拿出「相對富裕成長論」來解釋，接著再數數他們的不是，然後可以哈哈笑著收工，阿們。

按這個邏輯，老一輩窮其一生追求富貴榮華，但富裕帶來的竟然是社會生產力下降，新一代質素集體倒退？上一代的香港神話當真只因他們「窮」？

我們這個地方好奇怪，總愛質疑別人為什麼吃不了苦，而不去問為什麼要吃苦。Philip Brady說：「我勤為農夫，成就我的兒子當上律師，好讓我的孫兒成為詩人。」人要活得自由，得先不用為五斗米折斷了腰。上一代辛苦一輩子，原本是為了後代活得更愜意，讓他們騰空雙手，追求為口奔馳以外的生活。我們應當感恩，因為前人造就了令我們可以「發夢」的物質條件，但是他們因為手裡緊緊抓住鋤頭而不能理解新一代的世界，所以以嘲弄和指責，認為能夠白手興家全因自己的能幹，足以証明後輩應該遵從他們的話，違背他們的價值判斷都是不應該的，而且注定失敗得灰頭土臉。

所謂適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社會的成功者不一定是the best，他們只是呼應時代的the fittest。如今手握大權的「五十後」、「六十後」，其中有不少看不順眼年輕人要求香港「獨立」(其實只是要求中共找數，履行自治承諾)，儘管他們的理據既無力又混亂，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正好趕上了時代的步伐，這一代戰後嬰兒，可以享受三十年的繁榮時光，因為他們「前面沒人[1]」，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趕上了戰後的經濟起飛，加上中國的鎖國，香港成為中國的世界窗口，讓這彈丸之地在時間與空間的夾縫中創造了經濟奇蹟。換言之，在那個美好的時代，即使你缺乏「流利的兩文三語」、「批判思維」和「創新思維」(就是他們現在對年輕人的批評)，只要你做好買辦工作，不用擁有卓然識見，也不難飛黃騰達。

曹仁超在Milk的訪問說：「我們那時是搵食艱難、發達容易；現在社會是搵食容易、發達艱難」，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地產遊戲，這個遊戲「隊冧」了殖民地時期的鬼佬，他繼續說：「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還找不到突破點，不為別的，只因我們忙著維繫現況，才令社會不至於在上一代的一連串賣港行為中變質，這個目標雖然卑微卻異非常費勁。建制派的政棍固然不用說，就連以公帑支薪的政府官員都是一副奴才相，別人看了也覺難堪。竊港者諸侯，居於要位之賣港者眾，他們用個人的更上一層樓，換來一堆違反常識的爛攤子。

權貴刻意為之，令香港從內部開始腐爛崩潰，這裡慢慢「轉型」變成為新宗主國臣民服務的「國際」城市。

警方對付本地示威者寧枉勿縱，但對新宗主國的臣民卻細心呵護，屋苑內出現「習近平去死」的字句，竟然需要出動重案組調查，他們對大陸旅客的惡行也一一包容，結果是愈來愈多大陸旅客因爭執襲擊港人；政府在2003年開始放寬非本地學生限額，令本地大學充斥中國學生，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近十年都維持在約18%的低水平，但「非本地學生」的人數卻由不到1%增至10%至20%，研究院更是重災區，由原來七成本地生，淪落至七成名義上是「國際生」的大陸學生，政府一方面用本地資源培養愈來愈的中國學生，另一方面對本地教育一毛不拔，甚至推出毫無章法的教育政策毀掉了一代人;自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在2009年演變成一簽多行，大陸旅客已是本港旅客的主體，然而客源單一化亦同時賠上香港的多元化，為了照顧這批「金主」，店舖由原來的百花齊放變成只剩下SASA和藥房，而且由於中共政府和偽香港政府的扭曲和宣傳，香港人在大陸旅客面前彷彿都成為了討一口飯吃的乞丐；湯顯明以破壞香港廉潔清譽為代價拜見中聯辦官員，卻不知道原來好戲在後頭，梁振英公然挪用公帑一億「賑災」四川，明知是進貢宗主國貪官的政治獻金，香港人都沒辦法阻止，甚至連「監察善款不會用於內地官員的社交活動和薪酬開支」的權利都被建制派議員否決。

陳冠中說：「(我們這一代)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2]」正如上文所說，適者生存，活得好的未必是the best，他們只是the fittest，在這個最壞的時代，或許懂得逢迎崛起強國的才是識時務者。然而，若然放任為之，the fittest的標準很可能會「大陸化」，看看當今在中國橫行的商賈高官，堪稱無恥者無敵，那些僅存善良正直的人在官場商場幾乎活不下去，在歷史中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還少嗎？

世界沒有所謂的「青少年問題」，少年人以至「港孩」問題的根源在父母，如果要批評新一代的不濟，例不如首先躬身自省成人世界出了什麼錯。當老一輩斥責八、九十後示威遊行太「激進」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政治冷感令香港議會如同廢物，年輕人不得不自己走上街頭？當老一輩數落新一代缺乏常識時，請想想是因為誰的自私無知令香港教育一塌糊塗？當老一輩看不慣年輕人的種種，請想想你們又為這裡做過什麼值得我們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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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二OO五年，P6

[2]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二OO五年，P8

教育從業員與性工作者

小時候，我們稱老師為「先生」，除了英語老師以外，我們都稱老師為「陳生」、「李生」、「區生」……所謂先生，即指有學問和德行的長輩。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師」這個字，是對那些教人懂得道理之人的稱呼。然而，今天有多少人能夠擔當得起一聲「先生」？

有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曾擔任過老師，民國時期如魯迅、周作人；近代的如盧瑋鑾 (小思)、司徒華等等，但香港是個愈活愈回去的社會，大家現在都只當教育是量化生產的工業，受罪的不只是硬遭倒模成型的學生，老師亦成了用完即棄的施工者，因為政府口裡不敢說但心裡卻想：只要統一課程內容，以同樣的肥料灌溉學生，縱然這些幼芽有好有壞，可是施肥者的角色即使退到牆角也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流水作業的生產鏈上畢業的，之後用一年半載唸個教育文憑，就能用那點不夠斤兩的銅屑來鍍成金身，出去當個教書匠。然而就像如今名不副實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用不著學富五車，甚至平日連書皮都不沾一下，也可以被稱為「老師」，儘管他們對公開試的內容技巧瞭如指掌，但與博學儒雅離得很遠。

現在「妓女」是說不得的禁語，政治正確的叫法是「性工作者」，同樣地，今天也有愈來愈多老師自稱或被稱為「教育從業員」，其實「性工作者」和「教育從業員」都一樣，都不過是將其工作性質平面化，說到底，不過是打一份工而已。所以我們不得怪責有些校長和校董以老闆自居，要求旗下員工兢兢業業，聽聽話話，同時跑跑業績，在「殺校」的陰霾下，老師要四處「拉客」早就不是新聞。而且，在全球化的年代終身僱用早就成了陳年舊事，教育從業員自然也得追隨經濟大氣候，新入職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合約員工，即是在一、兩年以後，老闆甚至不需要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理由就能將你解僱，但不一定是你做得不好或得罪了人，可能只是單純地沒有錢。我們的政府雖然有能力慷納稅人之慨追加幾十億捐給四川官員，卻是沒有錢施捨給本地人改善教育，死活不肯落實小班教學，對本地師生狠下心腸算死草，搞「縮班」變相縮減老師人數，不再資助通識津貼令上千名教學助理面臨失業危機，平日就算肯撥款都不過是擠牙膏似的一次性的基金，令「教育從業員」隨時都會「不獲續約」。新生代老師變成了富士康的工人，他們隨時都會被掉棄，朝不保夕。

全港打工仔都慣了朝九晚七，multi-task得來要efficient又要無償OT，在香港當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專心教書嗎？教改之下，焉有完卵？課程改來改去，要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還要加入無日無之的評估 (你以為真的是評估學生嗎？少年，你太天真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上課照本宣科，下課做做行政工作，偶爾和學生吹吹水，已經算是很盡責了。我不是說那些老師很hea，他們很可能忙得沒日沒夜，但我只是疑惑學生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忙是代表自己盡責了的自我滿足，還是代表學生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睿智的啟迪？如果忙得連看書都是奢侈，身無文墨，何以授之？那不是個笑話嗎？智慧的累積不是靠你進修了多少時數得來的，盲目相信那些cert的價值其實代表無知和自卑。睿智需要用沉靜來養，營營役役忙得腳不沾地的注定得不到。

如果一個老師的價值硬要用忙碌來衡量，那麼教改真的很成功，某些學校都很成功，然而學生得到的就是一個「教育從業員」，而不是一位「先生」，儘管當中仍有資質上佳的學生，但他們很可能只會培養成為香港人慣有的smart ass。

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2013年4月29日的《信報》專訪說：「教改下需作很多即時評估，老師應付文件已疲於奔命，如果校長不做一些篩選，老師根本沒時間和空間與學生接觸。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做好一把傘，為老師撐起一片天，讓他們能做我以前在課室做的事，真正做到用生命影響生命。」

屁股決定腦袋，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