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還是國族主義？

《信報》 2011年10月5日 王岸然

外傭居權案的官司在高院審結，法官認為外傭屬「通常居住」者，這其實是常識之內的事，不可以與軍隊或囚犯的情況並論。大概港人已經進步了一點，沒有再受民粹觀點所迷惑。

事實上，取得申請權不等於申請將獲得接納，有政客以「十二萬多人將湧來香港」的說法恐嚇香港人，以取得為民請命的政治分數，手法與她十二年前當官時一式一樣，這個政客叫葉劉淑儀。

國際都會 面臨考驗

踏在弱勢者的權益上爭取民粹政治本錢者，是民粹的極右政客所為，這類行為通常為知識分子所不齒。這件事令港人認清葉劉為人，十多年前的居權事件以至「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可以理解她只是奉命行事；今天則是本性使然，這本性不以她曾到民主大國的名牌學府讀了兩年政治、開始識得包裝民主而有所改變。

社運界和民間力量自然能分清是非，其餘的皆只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包括又要法治光環、又要收法援律師費的公民黨大狀。政客的問題下面再討論，筆者要跳遠一些，由宏觀一些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是香港應否大量接納已經長期留港的家傭申請成為香港人，令香港在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可以成為真正的國際都會。

能稱為國際都會應具備多民族性，香港不是想發展為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嗎？大量接受勤奮的新移民是令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先進地區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低智民粹的思維令到大家的思想受到局限，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觀看事情；而政客的思維只及如何爭選票而不是如何治港，於是自己製造民粹議題，又反遭民粹主導。

各方政黨 選票先行

星期日《城市論壇》上，甘浩望神父這位「洋雷鋒」的一句話，不會打動民建聯和葉劉，但肯定會刺激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思維，最少京官不會輕易給葉劉利用而提早釋法。甘神父質疑的是，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不是國族主義，中國不照顧弱勢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不肯讓第三世界的人民到中國移居，不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平等的人權，只知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那麼，中國與英帝美帝何異？

列寧曾經指摘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先進的西方剝削發展中地區人民的經濟利益，引入外勞就是這麼一回事，主理中國事務的共產黨人皆讀過列寧這句說話，發展中的強國是否應該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舊路？短期而言符合國家利益，長期而言則精神價值何在？

容許已經長期在港工作的外傭有規劃、有秩序地成為香港人，是國際主義也是對自己有利的做法，更符合西方現代講平等人權的精神價值，為何從政的人不能拋開民粹，想想這個議題？

公民黨人協助外傭打官司，是想戴上維護人權法治的光環，但再三強調不是要為外傭爭居權，只是為他們爭「申請權」。有申請而沒有批准，可算是一項權利嗎？只支持外傭申請，不支持外傭有居港權，更千方百計向港人解說——申請是不容易獲批准，不會真有大量外傭來港的危機。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維護人權公義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民主黨就更加不堪，為了選票，聲稱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立場與民建聯是一個模樣。民主黨自從與中共交易之後，骨子裏已經向右轉，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在認識清楚其真面目之後，社運界有必要與民主黨劃清界線，在民主議題上要更獨立、更有原則。

制訂指引 一視同仁

大家都明白，現時的所謂危機根本不會存在，建制派也很明白，一切只是存心利用事件打擊泛民的區議會選舉。法官說得清楚，「居住地」其實是國際法中在既定定義的用語，《入境條例》為《基本法》加上更窄的定義，是違憲的法律觀點所在，但判詞並無涉及入境處在接受申請之後如何審批，這與1998年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權申請完全不同，那是一刀切的權利認可，而今次只是申請權的認可。

全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出入境限制的自主權，這是主權範圍內的事，不是一個人權問題。人權問題出於一刀切不接受申請，基於同類申請有不同類的處理，這是歧視，亦所以違反人權觀念。

很簡單，是否容許外人成為港人，政府內必然有詳細的政策指引，若然沒有，那是入境處的錯，也是當年葉劉淑儀留下的錯。今天的補救是清楚制訂指引，不論白人、黑人、大陸人、菲人、印人或泰國人，要一視同仁地處理，這就符合國際城市的做法，大家還在爭議什麼？

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和精神價值，不在乎人種。不說美國，就連英國也早有四成人口是其他民族，香港則連一成也沒有。香港的成功若要延續，接納新移民是策略的需要，是應予肯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