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女生」和「我不太懂政治」是香港人慣用的擋箭牌，彷彿得了光榮似的。但我卻不忍深責，因為義憤填膺地指責他人就好像自己不曾這般，未免令人心虛。生養我們的城市最懂得逗弄聰慧的孩子，他們把心血花光在舊紙堆裡 (past paper)，然後敗光僅存的閒暇在吃喝玩樂之上，思考是複雜而沉悶的，遑論思考政治。
很多女生害怕和人爭辯，看著同學為爭拗六四責任誰屬而面紅耳赤，只覺得奇怪，好好的何必為著不相干的人傷了和氣？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只覺得夏日炎炎，好好的何必自討苦吃？大學那年因為課程規定要參加講座，剛好請了長毛來分享，他進場時引來如雷掌聲，不禁撇了撇嘴，好好的何必在議會搞事？
章詒和曾引用一位學者的說話，正好描述以上的狀況：「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
香港人尤其憎惡「搞事者」，不單由於教養閹割了我們特立獨行的勇氣，亦因為大部份人誤以為這個城市很安全，一邊恥笑中國的黑心食物層出不窮，一邊對中國官員在天災人禍裡「壓縮死傷」的能耐嘖嘖稱奇，活像看戲似的，以為那條深圳河真的是護城河，卻不知道這座城的內在已經連連崩潰。人大釋法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政府染指學術自由[1]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警察控告吹口哨的示威者「襲警」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到今天「坑渠油」[2]肆虐我城，官員忙不迭澄清「無證據顯示問題食油涉『地溝油』」，我們除了「硬食」以外都不知可以怎麼辦了[3]。
埃德蒙柏克說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縱容不僅損害看似虛無的公義，更會帶來實質的折損。在《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 裡引用了一個有名的事例：紐約市在八十年代罪案率極高，市長接手後異常成功地打擊罪案，但其方法卻不是首先處理堆積如山的凶殺案，而是叫警員清洗車廂內的塗鴉和檢舉不買票白搭車的人，因為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善良者的沉默慢慢地造就了令人想犯罪的環境，香港亦是如此一點一點崩塌的。小時候讀到「一國兩制」、「港人自港」，原來今天可以演繹成梁愛詩口中的「五十年不變不等於香港法制不可以改變」；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被迫辭去財政司一職，原來今天只要臉皮夠厚就能謊話不斷地佔著行政長官的位子；董建華向鍾庭耀施壓希望停止有關政府的民意調查，惹來社會譁然，今天中聯辦郝鐵川以「文革式的批判和誣衊」針對鍾庭耀，社會卻似乎已經見怪不怪……對照今昔，才驚覺溫水煮蛙早就夠了火喉，偶爾下一劑猛藥也不怕反彈了，所以才養出近日橫行的「愛港力」，出言恐嚇，襲擊記者，還要強詞奪理怪責傳媒「不夠中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見所言非虛。
我本來也只是個不想深究政治的普通港女，但政治冷感其實是奢侈品，強鄰壓境，城內就有人急不及待要賣港求榮，你還敢安心酣睡，大聲疾呼：「政治與我何干」嗎？你不關心政治，總有一天政治會找上你。昨日是司法獨立被消磨，今日是中聯辦入侵，焉知明日不是豆腐渣工程的氾濫？林沛理喜歡引用美國的開國元勳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人要活得自由， 就要無時無刻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說到底，自由固然重要，但活在不正常的國家旁邊，恐怕連想活得安全也得付出代價，不得不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
[3] 改自一名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當纳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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