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公失正守官位 無道無理顯威風 (林行止)

《信報》2011年6月29日 林行止

一、

為了堵塞「議員隨意中途離任策動沒必要的補選」，負責選舉事務的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向立法會提出《二○一一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遞補機制」），即是當議員「非自然（非病非死亡）出缺」時，議席由「最大得 票餘額候選人補上」。「遞補機制」一出，全港嘩然，以其公然罔顧公正的議事程序，市民側目，非建制派議員固然大力反對，大律師公會更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此 舉違憲，律師公會亦於昨午嚴正聲明，要求政府撤回「遞補機制」（雖然理由有點避重就輕），重新進行公眾諮詢。

林局長一直「力撐」此一「逞 快」之作，自屬必然；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經過「謹慎和全面考慮」後，亦認為「遞補機制」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和第六十八條以至《人權法案》第二十一 （Ｂ）條的規定。可惜言猶在耳，在「民怨火速上升」擔心「七一遊行」可能令政府下不了台的攷量下，林局長終於改變了當初非常堅定、絕對強硬的口風，輕輕地 刮了自己一巴掌（仍有所堅持，絕非打倒昨天之我），宣布出缺議席將由「跟出缺者同一名單的候選人補上。」修訂版的「遞補機制」仍無解答如何填補新生漏洞如 梁家傑議員指出的「派星級人馬爭取議席、然後隨即辭職，讓位予名單的第二位競選者補上」的問題；而且未經公眾諮詢的本質不變，等於對大律師公會的指責未有 作出有理有據的回應。

在這種不明確的情形下，「政府消息人士」竟宣布經「散件式」修改的「遞補機制」將於「七月十三日的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當局無意押 後立法的強悍態度，彰彰明甚。對此，表明不會「收貨」的已有公民黨、若干論政團體及數不在少的「老中青學者」！

修補的「遞補機制」未能平息民憤（憤從何來，請讀昨天本報占飛「忽然文化」欄的〈難頂比自己愚蠢的政府〉，當見端倪），特區政府若不及時在補選方案上易弦更張，七一固然熱鬧，往後恐怕還會風波迭起。

二、

政 府提出的「遞補機制」，其實是「利益中立」的，因為「非自然出缺」的出缺者以至遞補者，不論按照原來或修訂版本，俱非政府所能預知，政府因此沒有任何政治 利益；正因為如此，當局如此處心積慮，反而暴露了其立心不正、居心叵測，為報被「五區公投」殺個措手不及而狼狽非常之「一箭仇」，當局居然如此小心眼，企 圖偷天換日，取回選舉主動權，可惜所作所為，全無視野方略可言，醜態畢現、自取其辱，令人歎息。事實上，以條例草案的內容而言，不論哪個版本的「遞補機 制」如獲通過，後果顯然不若當年二十三條之嚴重，只是政府不能守正、不惜失公的取態和愚昧，令人覺得當前的政府實在太「爛」、太「無腦」──雖然其任期即 將屆滿，但一年亦嫌太久！

「遞補機制」和「二十三條」的立法，由於本質迥異，因此不能一概而論。當年欲為「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按照 《基本法》規定，履行其對中央的責任，因為未獲大多數民意支持仍千方百計試圖強行通過，終於引致五十多萬人上街抗爭；可是，歸根結蒂，當年的董建華──葉 劉淑儀政府仍有不得已的責任，其處處碰壁，行不通，是力有不逮的典型，不是立心不良。當前的曾蔭權──林瑞麟政府，是借選民未盡全力支持「五區公投」的餘 溫，乘機以「遞補」機制作快刀斬亂麻式的「補弊」，顯然是趁機發洩悻悻餘慍，是「公報私仇」的行徑，這固然顯示主事者睚眦必報的心態，更嚴重的是，此舉體 現了當局為逞一時之快而胡亂逞強，此中除了隱藏着並不足取的報復心態外，亦損害了程序公正的法治基礎；至於倉卒行事，更把他們不知輕重、不顧後果的有失官 常的醜態完全暴露。

三、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是特區政府中一個比較踏實、樸實的官員，在大律師公會三度「發炮」下，他不得不公 開為「遞補機制」說幾句話，可是，就是這「幾句話」，已玷污了他在市民心目中的正直形象。不必諱言，提出「遞補機制」是對香港法治的絕大污衊，一個公正的 專業官員豈能容忍如此馬虎倉卒的強行立法，那是把關不力還是無力把關？黃司長要自省。

在法律界反對之下，立法會法律界代表吳靄儀議員要求未 能全力捍衞程序公義的黃仁龍辭職，筆者認為事不至此，以這回出事的是憲制事務範圍，需要問責承擔政治責任的是林瑞麟，但林局長戀棧不走已成定局，因為現政 府來日甚短，難找「外援」而內部則有人才荒，才使本該鞠躬下台以保政府清譽的曾俊華和孫明揚繼續厚顏為港人服務；而劉吳惠蘭局長因病呈辭，其職位亦拖了三 個月才於昨天宣布由其副座蘇錦樑頂代。

大丈夫擇明主而事，有多少人會視曾蔭權為「明主」？更何況他當行政長官的日子已無多，樂意進入其團隊的遂寥寥可數， 這使特區政府在人事上已有勉力撐持的困態。曾俊華令向來被視為「法典」的財政預算案形同諮詢文件，可悲可憫；其向港人「派糖」，也派出了尾大不掉且行政費 昂貴的「大頭佛」，其顢頇無能，路人皆見；而孫明揚不但抱病不去，且堅守自「僭」而不避羞慚……。市民除了覺悟當年梁錦松因在預算案公布前夕買車而被迫辭 去財政司司長一職是多麼微不足道的擾攘外，亦當考慮目前特區政府內有不少大官以「忍辱負重」的表象行尸位素餐之實，問責制相對於有百多年傳統的殖民地文官 制，優劣立判，特區港人怎不難堪！

難頂比自己愚蠢的政府

《信報》 2011年6月28日 占飛


唔只出嚟行要講個「信」字，管人和畀人管一樣要講個「信」字。港大最新民調顯示，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跌至七年新低。這樣的結果有人會覺得意外嗎？一個指鹿為馬、朝令夕改、強詞奪理，超+勁無能的政府，你冇能力改變佢，唔通仲會信佢咩！

其 實老百姓並非天生多疑，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的說話，做順民幾時都舒服過做刁民。美國心理學家占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的說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true），也至少要可信（credible）。公共行政理論 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credibility），而不是它的誠實（honesty），就是這個原因。

劇情犯駁如何信

所 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可以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畀蠢過自己的 人管治。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的生活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證明了黨一定是做對某些事情。

高估一己政治智慧？

反 觀我們的特區政府，從派6000元的出盡洋相到興建居屋的出爾反爾，再到替補機制的穿鑿附會，一齣又一齣都是徹頭徹尾的蠢戲—劇情犯駁、布局兒戲，情節的 發展完全違反邏輯和常理。不要說無法令市民行使他們「信的意志」，就算只是要他們像看電影那樣假裝相信（suspend their disbelief），也非常困難。

回歸後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的 智慧沒有受到尊重。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共產黨對群眾的集體智慧從不信任，反而視群眾為動員鬥爭的棋子和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人對權力的迷惑，以及對 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勢估唔到而家每日侮辱我們智慧的，不是共產黨，而是治港的港人。

值得深究的是為何香港的所謂管治精英，竟像亞視和TVB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港人如目不識丁、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他們低估了媒體的力量、香港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他們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

可 以肯定的是，特區政府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它那一套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 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畀個提議佢地：去找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大作《說謊之衰落》（The Decay of Lying）看看，就算唔睇得明晒，也總會學到一招半式。

恐怖統治，快樂抗爭

【明報專訊】2011年6月26日

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

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
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 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 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 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 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 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着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 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 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 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 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 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 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

當理性失效的時候， 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 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 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 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 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 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 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 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 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 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 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 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 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 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 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 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文 陳 雲

林沛理評董橋 (下)

《信報》2011年6月25日 林沛理

不是我的那條橋

以寫中文為終身職業或畢生追求的人，對中文總有雙重的自豪感—來自長期專注本業的 「professional pride」，以及以自己文化的優越為榮的「cultural pride」。他們不是不會在寫作中夾雜英文，但用起英文來總是有紋有路，不卑不亢。有時，就像旅人離開是為了回來，他們用英文，是借它來彰顯中文的美而 有力。

好此道者首推余光中。英文在他的中文寫作中不管多麼靈巧俏麗，也只是善解人意的婢女，頂多是千嬌百媚的愛妾。只要中文這個知書達禮、 儀態萬千的大家閨秀正室出場，她馬上得靠邊站當第二把手。多年前，他為梁錫華的散文集《揮袖話愛情》作序，說作者寫自己「每到緊要關頭，卻又左右而顧，吞 吐而言，或者索性戛然而止」。他用英文「tantalizing」形容此一誘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散文風格，卻不忘在「tantalizing」之前加上 「探透耐性」四個字。「探透耐性」之於「tantalizing」，當然是音意俱佳、妙到毫顛的翻譯。在余光中的心目中，可能更是確鑿的證據，說明「任何 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做得更好」（Anything English can do Chinese can do better）。

張愛玲英文曲盡其妙

英 文造詣頗高，對美國文化常有真知灼見的張愛玲不隨便用英文，但幾乎每次皆能曲盡其妙。她在《談看書》提到「the ring of truth」，形容它是事實發出的「金石聲」，讓人聽上去「內臟感到對」（internally right），因為「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裏面有深度闊度」。這不是翻譯，而是利用外國語言的新奇和陌生去作思想的跳躍。在《憶胡適先生》 一文，她將「feet of clay」譯成「黏土腳」，說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腳，不可信」，不動聲色就顛覆了「feet of clay」解性格缺陷的原意。

我的中文寫作包藏英文，從來如此，有時確實缺乏節制，甚或全無法度；但我最想做到的，其實是引出引語的新意 （I quote to give new meanings to the quotes）。最滿意的一次，是在一篇討論手提電話改變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將「需要乃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改寫為「科技發明需要」（Technology is the invention of necessity）。

「只要是英文，就值得引用」

董 橋對英文有一份鄉下人對大城市的好奇和着迷，有時予人「只要是英文，就值得引用」 （quotable as long as they are English）的感覺。這類例子在《今朝風日好》收集的文章特別多，翻閱頭25頁瞥見的就有：「那是Anthony Trollope說的the two most useful books to a novelist were the Bible and Whitaker's Almanack.」「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還有最令人大惑不解的「註明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his daughter, Mrs. Barbara Edwards.」

董橋不是我的那條 橋，他的《中年是下午茶》卻是我的那杯茶。它的開首像詩一樣繁複豐富和富於音律美：「中年最是尷尬，天沒亮就睡不着的年齡。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只有 哀愁沒有憤怒的年齡。中年是吻女人額頭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齡；是用濃咖啡服食胃藥的年齡。」我喜歡玩的遊戲，是接着這個好玩的開首一路寫下去：「中年的吻 是兌現不了的承諾。中年是只有偏見，沒有傲慢的年齡。中年是逃得了沒頭髮的和尚，還是沒能逃掉沒辦法的廟宇……」

《中年是下午茶》佳句紛 陳，但始終不成佳篇，因為董橋在這寥寥千字的文章報了太多文學名家的大名，破壞了行文的節奏和結構的緊湊。他還說了一個關於精子的「爛gag」，令人哭笑 不得。董橋很能寫，但天花亂墜可以是好風景，也可以是殺風景。像「飯廳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踩在腳下像踩着一朵朵青雲」（《今朝風日好》）一類句子，其實是貶 低了騰雲駕霧的神奇經驗，使它變得庸俗而瑣碎。我常常覺得，一如王家衛，需要一個可以教曉他紀律的監製，董橋實在用得着一個心狠手辣的編輯。

林沛理評董橋 (上)

《信報》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　林沛理「走走這道橋」

先旨聲明，我未曾有過把一個董橋迷喚醒或令其變心的成功經驗，所以這篇文章是寫給非董橋迷看 的。告訴本來就不喜歡看董橋的人，為什麼董橋不好看，可以是多此一舉的向教徒傳教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也可以視之為評論人的最大挑戰，即向想法相同的人說出他們的「心中所有」但「筆下所無」。

這似乎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不喜歡看董橋，甚至認為他寫的美文美得不可卒讀的人也許比想像中和想當然的多，但執筆為文去質疑他散文大家地位的卻是難以想像的少。不要說有系統的研究， 就連片斷式、點到即止的批評也並不多見。或者董橋教的非教徒都相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或者批評董橋已被勢利的文化界確認為趣味低下和俗不可耐。如 此吃力而不討好的事情，乃智者所不為。

我非智者，因而可以為所欲為。崇拜董橋的人把他奉若神靈，要多得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為他製作及發行 的多本散文集，無一不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精裝書，散發着宛若《聖經》 （Biblical）的權威與莊嚴。尤其是2007年出版的《今朝風日好》，似十足一本讓旅客隨身攜帶的精裝《聖經》，只要把它拿在手裏或放在床頭，你馬 上變成只要信，不要問的believer。

言簡而意繁

批評家不敢碰董橋，因為「言繁而意簡」的評論似乎不適用 於董橋「言簡而意繁」的散文。他們認為，董氏散文既然本質上是美感經驗的呈示，便不應該用分析性的文字去討論和評價，更何況美感經驗不會服膺於評論兇巴巴 而來的權威性。董橋的散文是美酒、古董和名畫，只供品嘗、玩味和鑑賞。它的可貴在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你要有詩的慧根才可以一擊而悟，有所得着。

董 橋的散文高於評論 （above criticism）此一錯覺，固然有助鞏固其散文大家的地位，使其作品被納入典籍的過程 （canonization）更暢行無阻。可是，評論之於創作，猶如運動之於人體，肥料之於植物，乃維繫其生機與鮮活的必要之物。好的作品不僅可讀，也應 可解。它提供給讀者的，除了閱讀的樂趣之外，還有詮釋的樂趣。不用說莎士比亞或者《紅樓夢》的歷久彌新和要一奉十，張愛玲的小說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它們大 都是提供大量詮釋空間的開放式文本（open text）。董橋的作品缺乏爭議性與曖昧性，是它們沒有得到重要評論家關注的一大原因。長遠而言，這只會令到更少而非更多人閱讀董橋。

以名 言「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腐化」而廣為人知的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阿克頓 （Lord Acton）說過，審判一個罪犯，應以他最嚴重的罪行來做標準 （a criminal should be judged by his greatest crime）。他口中的罪犯，是犯下嚴重歷史罪行的昏君和獨裁者。我則認為，評價一個作家，應以他寫過最好的作品來做標準 （a writer should be judged by his best writing）。所以談論董橋，本應由他寫得最好的文章說起。可是我想先打過岔子，說一說我最感興趣的話題 ── 英文在中文寫作的應用。

寫作中英夾雜

董 橋的中文造詣高是事實，但他喜歡露兩手，不時在寫作中夾雜和引用英文也是事實。表面上，香港這個被英國人管治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彈丸之地華洋雜處，中文與英 文在此和平共處，甚至混為一談。就連行政長官曾蔭權在Facebook與歌手 M C Jin 以 「Rap歌」向市民祝賀聖誕，也順理成章地中英夾雜。曾蔭權在音樂短片結束之前對着鏡頭說「祝願大家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雖然將 「Merry」讀成 「Murry」貽笑大方，但總算是以領導人的身份，默認了中文與英文混合使用的「合法性」。

由此推論，英文作為殖民者語言的「他者 性」（otherness）似乎已融入了香港人的自我意識 （selfhood） 之中，但事實並非如此。英國無疑在香港成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但卻始終無法通過英國文學和哲學思想，來完成教育香港人作為殖民對象 的帝國使命。影響所及，香港絕大多數的老師、家長和僱主都只懂得一味強調英文的市場價值、工具性（文法）和效率（用最少的時間來寫和讀），而絕少提及英文 承載的思想和文化內容。政府鼓勵市民學習的職業英語，以及某些專欄作家提倡的所謂淺白英語，就是要把英語簡約化和粗糙化以方便使用。對他們來說，英語哪裏 是語言，明明只是工具。所以讀者在中文寫作中看到英文，往往義憤填膺，認為這些「異類」和「他者」破壞中文的清澈和純粹。對此，董橋自有辦法應付。

警長意外跌死不應怪罪示威男子

《信報》 紀曉風 2011年6月16日

香港昨天被悲傷情緒籠罩，先有清晨土瓜灣唐樓發生三級大火，造成四死二十傷慘劇，及至在早上 繁忙時間，一名男子因不滿當局處理禽流感的政策影響生計，多年來一直爭取賠償不果，於是走到中環一條行人天橋頂掛出橫額抗議，但這宗本來可簡單處理的示威 事件，卻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一名警署警長於百米之外爬上橋頂打算了解情況時，卻因大雨令橋頂濕滑，警長因而失足從四米高墮地，搶救後最終傷重不治。

老紀對警長之死深表哀痛，他的死固然令人傷感，而老紀亦不認同男子以此方式作出控訴，畢竟示威有更多更安全方式進行，然而不少人把警長之死歸咎於男子的示威行動，認為男子是害死警長的元兇，此一看法卻甚為不妥。

雖然男子事後公開致歉，更向意外死去的警長之家人兩度下跪叩頭，但老紀想說句公道話，警長之死乃是意外，跟男子的示威本身沒直接因果關係，否則每當有警員或消防員等於執勤時意外殉職，都必跟市民息息相關，因此他們都為保護市民，而隨時人人都是兇手乎。

老 紀更不妨再舉兩例，08年香港舉行奧運馬術賽，獲約旦公主親臨出席，當時有一交通警員於護送時發生交通意外殉職；再遠一點，03年8月，隸屬政府飛行服務 隊的海豚直升機飛往長洲接收三名病人途中，於鳳凰山墜機，兩名機師死亡，然而事後卻沒有人會認為，約旦公主與病人應為此負上責任，更遑論受千夫所指矣。

老紀當然明白在意外與悲劇發生後，大家同樣承受負面情緒，更何況資訊發達，不少人整日翻看電視與網上播映的事發經過，然而，就算大家不認同示威男子的行為，甚至因他令交通癱瘓而帶來不便深感氣憤，但就此便把矛頭與害死人的罪名強加，道理與邏輯恐怕同樣不合。

反 而老紀想提出，警長當時爬到天橋去，照理絕對屬高空工作，但為何卻沒有任何安全裝備以防意外發生？翻查資料，香港警隊早在01年時已推行職安健計劃，06 年時更獲職業安全健康大獎的「安全管理制度大獎」銀獎，是147個參賽機構中唯一獲獎的政府部門，可惜昨天安全帶與頭盔均未見影，這個恐怕才是警長枉死的 真正主因。

粵語書面語的兩途（下）

陳云

宋代大儒朱熹〈觀書有感〉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此詩於保育粵語，頗有啟發。首先，心清必須源正，取得源頭活水，便可細水長流。其次，粵語俗寫之「佢」，本字為「渠」，有大儒之詩為證。

南 宋之漢音，略見消散，朱夫子乃有感嘆，只有廣東人保持中原古音：「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 来。』（《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雜類》）粵音古且雅，粵字亦然，論粵語書寫，若是古文，各地寫得一樣，只是粵語保留古漢語語法、古雅套語成語及單音節 詞最多，寫起古文，可以勝過其他方言區的人。粵語口語中的實字，如食、飲、鑊、行、髀、腳、面、癲之類，是秦漢言語，北方口語的吃、喝、鍋、走、大腿、 腿、臉、瘋之類，反而後出。然而到了虛詞，粵語表達感情語氣的虛詞就失諸過古，太古老了，秦漢之後北方文人的書面語少用，粵語的虛詞，失去文書鍛煉，例如 徂（咗）與尐 （啲），宋代白話用「了」和「些」，粵語虛詞徂（咗）與尐（啲），便失去語法與章句之寄託，只能以片言隻字，獨存於粵人口語之中。無章法之 承托，粵語虛詞難以入文，這是粵語書寫之一大缺失，一大危機，粵人不得不承認，不得不克服。

至於實詞入白話文，也要依照文句調整，例如 粵 語講「頭」，不講「腦袋」，文章大可寫「頭」，但為了配合章法節奏，也要用成語或複詞。如北方白話「幹這回事兒，可要丟腦袋的」，粵語人寫的通用中文，便 要寫「做此等事，當心人頭落地」，與宋人白話無異。至於「做爾尐嘢，因住人頭落地」，就只能是粵語書寫（粵文），不是通用中文。

往昔粵人過分推崇古雅，文人在詩詞與古文下了苦功，卻無文人白話語錄及白話文學流傳，令粵語虛詞難以入文。到了白話，粵語便要調整，有一番適應過程。

因 漢語書面語的白話一路，始終在北方形成，在語彙、節奏和套語之上，形成北方口語的書寫系統，粵語少有優勢，頂多只是對等，平分秋色而已。例如朱熹語錄那句 「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前句是古文，來自古代文獻，各地方言都無優勢，後句卻是北方白話。用粵人口語，可以寫為「卻係廣中人講得聲音 尚好」。「卻是」可以寫為「卻係」，「說得」可以寫為「講得」，「尚好」沿用古文，寫為口語「幾好」，便有歧義，不知是「尚好」（都幾好噃）還是「尚 可」（都幾好吖）。

朱熹論學之言，本來雅潔，變了粵語，也是不多不少，無賺無蝕。然而若是談情說愛、卿卿我我之北方白話，如《紅樓夢》第 六回：「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給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 處，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嚇的忙褪回手來，問：『是怎麼了？』」

換了粵語書寫，便是如此：「卻說秦氏因聽到寶玉夢中叫渠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得問明。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幫渠綁褲帶時，剛伸手至髀處，只覺冰冷粘濕一大笪，嚇得趕緊縮番手來，問：『係乜嘢來架？』」
   
當 中不變的部分，便是文言或南北共同的白話（也是源自文言），例如「整衣」（整衫）。變了的部分，是粵語口語。當然，這樣一變，場景便由金陵（南京）來了廣 州或香港了。至於語助詞，粵語特多，那個含羞答答、故作無知的「架」，便是粵語獨有，北方所無。以此觀之，粵語書寫，只要假以時日，承接文言及白話文學之 悠長傳統，也可大放異彩，獨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