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2011年6月18日 林沛理「走走這道橋」
先旨聲明,我未曾有過把一個董橋迷喚醒或令其變心的成功經驗,所以這篇文章是寫給非董橋迷看 的。告訴本來就不喜歡看董橋的人,為什麼董橋不好看,可以是多此一舉的向教徒傳教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也可以視之為評論人的最大挑戰,即向想法相同的人說出他們的「心中所有」但「筆下所無」。這似乎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不喜歡看董橋,甚至認為他寫的美文美得不可卒讀的人也許比想像中和想當然的多,但執筆為文去質疑他散文大家地位的卻是難以想像的少。不要說有系統的研究, 就連片斷式、點到即止的批評也並不多見。或者董橋教的非教徒都相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或者批評董橋已被勢利的文化界確認為趣味低下和俗不可耐。如 此吃力而不討好的事情,乃智者所不為。
我非智者,因而可以為所欲為。崇拜董橋的人把他奉若神靈,要多得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為他製作及發行 的多本散文集,無一不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精裝書,散發着宛若《聖經》 (Biblical)的權威與莊嚴。尤其是2007年出版的《今朝風日好》,似十足一本讓旅客隨身攜帶的精裝《聖經》,只要把它拿在手裏或放在床頭,你馬 上變成只要信,不要問的believer。
言簡而意繁
批評家不敢碰董橋,因為「言繁而意簡」的評論似乎不適用 於董橋「言簡而意繁」的散文。他們認為,董氏散文既然本質上是美感經驗的呈示,便不應該用分析性的文字去討論和評價,更何況美感經驗不會服膺於評論兇巴巴 而來的權威性。董橋的散文是美酒、古董和名畫,只供品嘗、玩味和鑑賞。它的可貴在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你要有詩的慧根才可以一擊而悟,有所得着。
董 橋的散文高於評論 (above criticism)此一錯覺,固然有助鞏固其散文大家的地位,使其作品被納入典籍的過程 (canonization)更暢行無阻。可是,評論之於創作,猶如運動之於人體,肥料之於植物,乃維繫其生機與鮮活的必要之物。好的作品不僅可讀,也應 可解。它提供給讀者的,除了閱讀的樂趣之外,還有詮釋的樂趣。不用說莎士比亞或者《紅樓夢》的歷久彌新和要一奉十,張愛玲的小說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它們大 都是提供大量詮釋空間的開放式文本(open text)。董橋的作品缺乏爭議性與曖昧性,是它們沒有得到重要評論家關注的一大原因。長遠而言,這只會令到更少而非更多人閱讀董橋。
以名 言「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腐化」而廣為人知的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阿克頓 (Lord Acton)說過,審判一個罪犯,應以他最嚴重的罪行來做標準 (a criminal should be judged by his greatest crime)。他口中的罪犯,是犯下嚴重歷史罪行的昏君和獨裁者。我則認為,評價一個作家,應以他寫過最好的作品來做標準 (a writer should be judged by his best writing)。所以談論董橋,本應由他寫得最好的文章說起。可是我想先打過岔子,說一說我最感興趣的話題 ── 英文在中文寫作的應用。
寫作中英夾雜
董 橋的中文造詣高是事實,但他喜歡露兩手,不時在寫作中夾雜和引用英文也是事實。表面上,香港這個被英國人管治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彈丸之地華洋雜處,中文與英 文在此和平共處,甚至混為一談。就連行政長官曾蔭權在Facebook與歌手 M C Jin 以 「Rap歌」向市民祝賀聖誕,也順理成章地中英夾雜。曾蔭權在音樂短片結束之前對着鏡頭說「祝願大家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雖然將 「Merry」讀成 「Murry」貽笑大方,但總算是以領導人的身份,默認了中文與英文混合使用的「合法性」。
由此推論,英文作為殖民者語言的「他者 性」(otherness)似乎已融入了香港人的自我意識 (selfhood) 之中,但事實並非如此。英國無疑在香港成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但卻始終無法通過英國文學和哲學思想,來完成教育香港人作為殖民對象 的帝國使命。影響所及,香港絕大多數的老師、家長和僱主都只懂得一味強調英文的市場價值、工具性(文法)和效率(用最少的時間來寫和讀),而絕少提及英文 承載的思想和文化內容。政府鼓勵市民學習的職業英語,以及某些專欄作家提倡的所謂淺白英語,就是要把英語簡約化和粗糙化以方便使用。對他們來說,英語哪裏 是語言,明明只是工具。所以讀者在中文寫作中看到英文,往往義憤填膺,認為這些「異類」和「他者」破壞中文的清澈和純粹。對此,董橋自有辦法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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