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官僚的邏輯

《亞洲週刊》2011/8/14

還記得去年春天，中國的不同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孩子被殺事件。它引發了浪潮般的震驚與憤怒，人們感到內心一些最為基本的東西被觸犯了。孩子不僅是社會鏈條中最脆弱的群體，也是社會得以持續的動力與希望，把刀對準他們也變成了一種象徵——這是個自我毀滅的社會。

不過，比起悲劇本身，同樣令我不安的是另一個細節。當江蘇泰州的遇害兒童的父母衝到醫院時，他們竟被政府幹部攔了下來。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福建南平，學校門口的警察禁止父母們悼念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生活在中國，你會既憤慨又習以為常。你理解這些幹部與警察的邏輯，他們只是龐大的官僚系統的一環，而官僚制度的首要特徵是對表面穩定性、程序的推崇，它恐懼一切可能失控的東西，不管是聚集的人群，還是突然爆發出的情緒。它信奉絕對的虛無主義，除去權力與命令，什麼也不相信。

但只要在官僚系統中，你就一定要遵循這套邏輯嗎？在系統之中，一定沒有另外一種選擇嗎？很有可能，攔住絕望的父母的幹部與警察也是父親，甚至是慈愛的父親，也必定能理解失去孩子的感受。但在那一刻，他似乎立刻切換了角色，作為父親的同理心、作為一個見證人的同情心消失了，他擔心如果不成為板起面孔、冷漠異常的國家機器，他可能喪失前途、丟掉飯碗，而且會危害自己的家庭。如果你質詢他們的冷漠，他們必定會用「沒辦法，這是工作」的無奈之語來辯解。這種辯解太常見了，以至於它早已失去了一個辯解者該有的不安與悔恨。

這也是一場更深刻危機的表現。這種危機不僅是政治的、制度的，更是倫理的、個人的。權力邏輯入侵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入侵到我們的內心。而由於缺乏內心價值，我們都成為了外在壓力的俘虜。在面對世界時，我們不敢於、也忘記了用自己的頭腦去理解、用自己的內心去感受，而自然的遵循外在的慣性。一個沒有自我思維與情感的人，也不可能承擔對應個人責任。所以，在矛盾重重的中國，人們都在抱怨與憤怒，卻同時也在把問題推到「制度」上，似乎真的存在一套無所不能的「制度」，它主宰一切，所有人都只是線繩上的傀儡，它無力反抗，也不承擔具體責任。

溫州的列車追尾事件，是這場危機的另一次反映。它充滿了象徵意義，也同樣衝擊了人們道德的底線。人們讚嘆過「高效的極權」、「中國模式」，它則清晰地表明這種「高效」的本質是多麼脆弱，它的效率則建立在驚人的殘酷之上。它可以如此快速地放棄搶救，如此迅速地掩埋車體，在新列車通過時，舊車體的殘骸還無助地躺在橋下，死亡的名單還秘而不宣。

它遵循的同樣是那套官僚邏輯。人們當然憤怒，但這套憤怒與質詢不僅需要指向整個鐵道部、或是整個體制，它同樣也需要指向具體的個人。僅舉出一個微小的例證，在事故發生後，在新聞發布會的現場，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的臉上，竟沒有一絲抱歉、悔恨的神情。他油滑的應答、表演撒嬌、空洞的豪言壯語，看得出，他不準備對自己所說的任何一句話負責。他必定認定自己僅僅是機器上的齒輪，沒想、也不該負責。但這個小小的插曲，卻可以解釋整場災難的邏輯。每個環節的責任人，都在上級的行政要求下，放棄了個人該承擔的東西。而事故發生後，仍然沒人真的承擔責任。當溫家寶許諾政府會給公眾一個交代，這又是多麼空洞的許諾，鐵道部長仍穩穩的站在身後。是啊，又是整個體制出了問題，好像他們都不是體制組成者，也不是對應的責任人。

他們坦然地享受著體制的權力與權利，卻沒有任何承擔的願望。中國的上下，不都被這種邏輯所左右著嗎？但倘若人們對於制度變化的熱情，沒有同時伴隨著對個人責任的追尋，如果質詢只停留在政治與法治而沒有進入倫理與內心，這種變革也往往只是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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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