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3日

建制派趕盡殺絕

轉載 《信報》2012年10月22日

金針集:建制派極度矮化泛民 立會內外抗爭勢升溫

在「三權合作」的聲音愈傳愈響的氛圍中,有一個現象,特別令人唏噓,那就是建制派一手摧毀過往與 泛民之間的立法會協調機制,令各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配置出現問題。當然,在一個全民普選產生的議會進行協調,恐怕說不過去,但轉化羅范椒芬的說法,在 香港畸形政治生態下,泛民與建制派根據議席比例調委會正副主席名額,也只能說是沒法中之較為合理的辦法。

所謂的協調機制,基本上是根據兩大 陣營在議會內的議席比例去「分餅仔」。以上屆為例,泛民有23席,除以全體60席,即佔議會三成八的議席,而事務委員會共有18個。以此推算,泛民可獲 6.84席的主席之位,而泛民上屆就取得7席,按比例算是合理,而副主席則有8個,稍為超額完成(相信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也由泛民的何俊仁奪 得有關)。

至於今屆,泛民有27席,除以全體70席,約佔三成九議席。以此推算,泛民最少可在18個事務委員會中,取得7.02席的主席之位。但現實卻只得4席,比例只為兩成二,與實際的三成九,足足少了一成七之多。

按 盜亦有道的「原則」,泛民失落各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位,建制派應將相差的3席,讓給泛民做副主席(亦即是「8+3」,應有11個副主席之位),就算是按約佔 三成九議席的比例計算,也應是「7.02+3」,最少要有10.02席,但現時只得8個副主席,可謂反映出,建制派連強盜都不如。

這還未算 絕,泛民任主席的4個事務委員會,即環境、人力、資訊科技及廣播、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這些委員會是否重要見仁見智,而與上屆泛民任主席的7個委員會相 比,環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是重叠的,但就損失了司法及法律、教育、福利這三個重要的委員會。須知道,建制派搶佔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很容易令人聯想 到23條快將重臨;而教育事務委員會則要處理國民教育這條尾巴;至於福利事務委員會更不用說,如箭在弦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是否要設資產審查,已經逼到 埋身。

再說,在泛民與建制派的協調機制中,以往的做法是,部分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之位,是由雙方的議員輪換各做兩年的,但今次除了政制、民政、部分涉及經濟類的事務委員會被建制派議員做足4年主席外,早前還公開透露有意將司法及法律、財經、保安、交通的主席一席,都會做足4年。

還 有,建制派今次取得10個委員會的副主席之位,但10人之中,竟有7人是新丁,包括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謝偉銓、鍾國斌、何俊賢、潘兆平,比上屆還多 出1人,新丁是否應擔任副主席已成問題,更嚴重的是,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等人,其質素在選舉期間已備受質疑,其中蔣麗芸連議事規則都未搞清,更令人一 彈再三嘆。
一句話:建制派如此粗暴,恐怕只會激化議會文化以至社會抗爭,落得「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2012年10月13日

內地學校教出的都是「好孩子」


步入內地學校的課室,暗灰水泥的牆壁,以腥紅大字烙下「天天發奮向上,做個三好學生[1]」,簡陋斗室裡坐著整整齊齊的五十多個學生,老師進來,起立、朗讀課文、回答問題……大伙兒利落得過份,沒有半點拖沓,積極得令我窒息。

那年我五年級,羅湖邊境還掛著「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倒數計時器。聖誕節長假隨母親回鄉,鄉下的表妹帶我到她的學校,老師竟然批准我這個香港學生跟隨他們上課。母親帶笑問道:「大陸的學生怎麼樣?人家個個都是好學生,不像你吧?」我不情願地點了點頭,一整天下來,只覺說不出的厭惡,不是出於妒忌,更多是出自猶有餘悸。小時候說不清,道不明,惟有那份憎惡異常清晰,每當父母指著電視用內地貧苦「好學生」數落自己的不是,都會不自覺緊鎖眉頭,並非他們罵得不對,而是覺得總有那裡不對。

後來終於明白那份嫌惡從何而來,或許我天生反骨,最怕黑白分明地把人分類,因為太像幼兒的執拗,非要將正義與邪惡分辨出來不可,好學生的冠冕如此難得卻又如此廉價。艾力遜提出「人生八階」理論,認為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成長任務,411歲需要學會「自主」和「勤業」,所以小學裡的規矩和獎罰都極為rigid,老師總是說一不二,因為小孩需要role model。然而長得大了,還以簡化的世界觀教養學生,到底不利心理發展,易患難於根治的幼稚病。

學校在某程度上就是要馴養孩子,令他們繼承社會規範,然而內地的教育比香港的工廠型教育模式[2]更能閹割學生的菱角。內地老師比香港老師更具權威,卻不是因為他們更有學識,而是因為他們的權威容不得半點忤逆,挑戰權威本身就是死罪,學生和老師的階級分明。到內地交流時,午飯時間到學校飯堂用餐,發現老師與學生是分區坐的,有香港老師表示想和自己的學生一起用餐,內地老師卻投以不可思議的目光,彷彿他們亂了朝綱,壞了規矩。當然,我不是說內地沒有「壞學生」,他們同樣頹廢荒唐,但比起香港,或許內地老師更容易處理,只要無視他們放棄他們就可以了,因為大部份「壞學生」都不會在課堂上公然挑戰權威。

內地的教育環境一邊培養服從權威的氛圍,一邊強化階級觀念和「潛規則」文化。莘莘學子的是非觀涇渭分明,敢越雷池半步的都會遭到標籤,然後被重重的懲罰和孤立,他們乖巧地不挑戰權威,但卻集體對大惡視而不見,「老師節」在送禮的茶葉裡放錢是等閒事,同學因為送了名牌而得到老師關照也是理所當然,堅固的校車只接送父母是老师和公務員的同學也不奇怪[3]……特權階級的權威,誰敢挑戰?

人格幼稚的人縱使覺得世界黑明分明,但從不嫉惡如仇,尤其不敢對抗集體的罪惡。敢於拒絕庸眾的關鍵不是批判思維,而是栽種勇氣的土壤,自小吸收養分方能敢於挑戰權威。


[1] 三好學生即模範生,三好指思想品德好、學習好、身體好。
[2] 香港的教育仍未脫戰後大量生產模式,希望以最少的資源倒模量產「專才」,一方面以嚴苛的淘汰制篩選18%「精英」,集中資源培養他們上大學,另一方面卻以最死板的方式訓練這些精英,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他們的創意,以為所謂「專才」就是高級技工,只要懂得按規矩辦事,get the job done就萬事大吉。

[3] 深圳龍華中心小學「領導」解釋因為「政府部門像公務員、職員平時都比較忙。」http://www.jguo.cn/article-15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