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港女為何要關心政治?



「我是個女生」和「我不太懂政治」是香港人慣用的擋箭牌,彷彿得了光榮似的。但我卻不忍深責,因為義憤填膺地指責他人就好像自己不曾這般,未免令人心虛。生養我們的城市最懂得逗弄聰慧的孩子,他們把心血花光在舊紙堆裡 (past paper),然後敗光僅存的閒暇在吃喝玩樂之上,思考是複雜而沉悶的,遑論思考政治。

很多女生害怕和人爭辯,看著同學為爭拗六責任誰屬而面紅耳赤,只覺得奇怪,好好的何必為著不相干的人傷了和氣?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只覺得夏日炎炎,好好的何必自討苦吃?大學那年因為課程規定要參加講座,剛好請了長毛來分享,他進場時引來如雷掌聲,不禁撇了撇嘴,好好的何必在議會搞事?

章詒和曾引用一位學者的說話,正好描述以上的狀況:「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

香港人尤其憎惡「搞事者」,不單由於教養閹割了我們特立獨行的勇氣,亦因為大部份人誤以為這個城市很安全,一邊恥笑中國的黑心食物層出不窮,一邊對中國官員在天災人禍裡「壓縮死傷」的能耐嘖嘖稱奇,活像看戲似的,以為那條深圳河真的是護城河,卻不知道這座城的內在已經連連崩潰。人大釋法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政府染指學術自由[1]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警察控告吹口哨的示威者「襲警」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到今天「坑渠油」[2]肆虐我城,官員忙不迭澄清「無證據顯示問題食油涉『地溝油』」,我們除了「硬食」以外都不知可以怎麼辦了[3]

埃德蒙柏克說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縱容不僅損害看似虛無的公義,更會帶來實質的折損。在《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 裡引用了一個有名的事例:紐約市在八十年代罪案率極高,市長接手後異常成功地打擊罪案,但其方法卻不是首先處理堆積如山的凶殺案,而是叫警員清洗車廂內的塗鴉和檢舉不買票白搭車的人,因為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善良者的沉默慢慢地造就了令人想犯罪的環境,香港亦是如此一點一點崩塌的。小時候讀到「一國兩制」、「港人自港」,原來今天可以演繹成梁愛詩口中的「五十年不變不等於香港法制不可以改變」;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被迫辭去財政司一職,原來今天只要臉皮夠厚就能謊話不斷地佔著行政長官的位子;董建華向鍾庭耀施壓希望停止有關政府的民意調查,惹來社會譁然,今天中聯辦郝鐵川以「文革式的批判和誣衊」針對鍾庭耀,社會卻似乎已經見怪不怪……對照今昔,才驚覺溫水煮蛙早就夠了火喉,偶爾下一劑猛藥也不怕反彈了,所以才養出近日橫行的「愛港力」,出言恐嚇,襲擊記者,還要強詞奪理怪責傳媒「不夠中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見所言非虛。

我本來也只是個不想深究政治的普通港女,但政治冷感其實是奢侈品,強鄰壓境,城內就有人急不及待要賣港求榮,你還敢安心酣睡,大聲疾呼:「政治與我何干」嗎?你不關心政治,總有一天政治會找上你。昨日是司法獨立被消磨,今日是中聯辦入侵,焉知明日不是豆腐渣工程的氾濫?林沛理喜歡引用美國的開國元勳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人要活得自由, 就要無時無刻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說到底,自由固然重要,但活在不正常的國家旁邊,恐怕連想活得安全也得付出代價,不得不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


[1] 指中策組奪去大學研究撥款權: http://atsunawai.blogspot.hk/2012/12/blog-post.html
[2] 即所謂的「地溝油」。
[3] 改自一名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當纳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2012年12月26日

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

中學死黨B小姐當上教書匠,遙想當年荳蔻年華,她豪情壯語地擲下一句:「我才不要生小孩!」十年將過,如今為人師表,回憶那些年的稚氣莽撞,她搖頭苦笑,慈愛柔情得快要滴出水來:「他媽的!要生小孩不如一刀捅死我!」她在Band 3學校裡參透了世情悲涼──人蠢真係無得救。要是十月懷胎,不過落得一支「頂心杉」的自虐下場,還要是一支「真心蠢」的杉,你教咱們自命不凡的港女情何以堪呢?

若你有幸不曾在Bottom的學校混過,大概不會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蠢人,在你口中的蠢人其實只不過是「不聰明」而已。

香港中學按成績分為三個界別,若以舊一輩習慣的五個界別來分類的話,B小姐的學校不過是Band 4,但也足夠令她大開眼界了。她
勒令一些中二學生留堂,要教曉他們背熟AZ,結果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最後無功而還;有一回學生她面前爆粗,她皮笑肉不笑說:「你給我把那四個字翻譯成英文,做到的話就既往不咎。」那個學生好不容易串對了那個F字頭的動詞,但卻將Mother嘗試串為MutherMoterMothor……等等無數個版本。

「無欲乃積壽,有福方讀書。」讀書講求的福氣,不是
Tip題目的命中率,而是與文字的緣分,但這種「慧根」卻可能像電池一樣會耗盡,我們身邊充斥太多「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例子:小學時儘管因為被迫苦讀而名列前茅,到了中學反而散去一身武功,浮浮沉沉也讀不出個所以然來,無數天才就此殞落。

有人歸咎於香港教育制度的弊病,因為只有
18%的精英方能入讀大學。這個遊戲只能無可避免地製造82%的失敗者,少數的勝利者就算心裡明白學歷貶值的尷尬,也難掩竊喜倨傲,反襯大量失敗者的灰頭土臉,畢竟一些人的自信,總得以另一些人的自卑成就。

我們過往挑選勝利者的方式極有效率,但它卻不是極有效的教育制度,而是極有效的淘汰制度。誰受不了背誦與操練的逼迫,就要在重重關卡前敗陣下來,誰能背負各式苛求堅持跑到最後就能勝利。父母都明白弱肉強食的世界要先下手為強,故此向孩童的腦子裡拼命灌下滾燙的知識,用生字與作業逐步灼死求知欲,難怪香港別的沒有,最多就是識字的文盲,對著密密麻麻的文字就要打瞌睡,若你問他們最近一次看完的書籍是什麼,答案很可能是《東週刊》。

政府有見及此,早年提出了「愉快學習」,希望可以保存學生的好奇心,刺激他們「自主學習」,嗚呼,真的功德無量!

香港的學生缺乏好奇心,除了是教育的失敗,也是香港社會的風氣使然。政府口裡說要發展知識型經濟,卻又不肯增加教育經費;父母總是抱怨子女不愛看書,但他們手裡棒著的都是八掛雜誌
……此風一日不除,更多的「愉快學習」不過是誤了更多的前程,製造一批又一批只會說「I is a boy」而不肯花功夫打好根基的「未來主人翁」。

傳統的學習模式遭人垢病,以為讀書不能太悶,否則就是荼毒幼童。梁啟超也曾倡導趣味之說,但梁實秋卻說這番話不是對正在讀書求學的年輕人說的,而是對有志研究之士的說教,即使在「高等學府」就讀的大學生也不適用,因為畢業後才是做學問的「開始」。那一般的中學生又如何呢?他說:「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對於不同的學科,越是憎惡,越要鑽研。擅於忍耐的人不一定成熟,但成熟的人必定擅於忍耐,然而堅忍的功夫非一朝一夕就能練成,克制自己的欲望如同受訓練苦的能耐,要自小從提筆背誦開始鍛鍊。

Band 1
Band 3學生太容易分辨,甚至無需安排測驗就能幫他們貼上標籤,並非他們在額頭刻了IQ的數值,而是行為裡各自流露的習氣。失格的學生不能忍受欲望的招徠,抵不住半點延後的滿足,上課睏了就睡、學習悶了就玩手機、寧願遲到都要通霄打機、要付出就放棄……

人天生有賢愚之別,也有人天性更懂得自律,但「愉快學習」的口號卻是包了糖衣的毒藥,令人誤解學習不能帶著半點苦澀,這其實是在剝削孩童學懂受苦的機會,懶散的學生可能即使經歷過讀書「必要之痛」仍然學不會恆久忍耐,甚至變得對學習深惡痛絕,但總比一開始就令他們以為學習是不用付出的好。

很多人羨妒老師的工作輕鬆,因為以前有些老師不過是人肉
Book reader,上課時照課本讀一遍,然後叫學生回去死記,考試時也不過搬字過紙。我不反對改革這種浪費光陰的教學模式,但若「愉快學習」標榜的是「無痛學習」,它的罪孽大概不下於我們深惡痛絕的填鴨式教育,只不過後者是虐殺,前者是醉殺。


2012年12月25日

一個剩女的自白

「剛剛介紹給你的那個男人如何?」儘管是WhatsApp的短訊,但友人雀躍的心情躍然紙上。


我們骨子裡都難以抵擋做紅娘的興奮,稍微嗅到一丁點兒的蛛絲馬跡,就恨不得馬上撮合,死命煽風點火,那怕失手燒了人家的後花園。

「……他不錯啊,但不太適合我。」斟酌良久,實話在嘴裡轉了轉化作委婉的客套,卻惹來紅娘夢碎的恨鐵不成鋼:「這次是嫌棄人家肥膩還是嫌棄人家平日不看書了?大姐!你今年多大了?你揀選人,人也在揀選你!要求這麼高,小心一輩子是剩女!」

友人的義憤填膺,換來我的賠笑與支吾。

林語堂說古代的女子無論如何被剝削一切權利,但都從未被剝奪結婚的權利,凡生於中國的姑娘,都有一個自己的「家」替她們準備著,婚姻是女子在中國唯一不曾動搖的權利,她們能用妻子或母親的身份,作為掌握權力的最優越武器。所謂「男主外,女主內」,除了是古時男女分工的寫照,同時說明了女子最犀利的武器是要懂得控馭男人。深閨女子既無社交人脈,教育與知識亦較淺薄,要向上流動 (upwards social mobility)唯有靠著婚姻的便利,溫婉嫻熟不單是性格使然,更是生存手段。正如士子寒窗苦讀削尖腦袋擠進朝廷,說穿了就是要取悅當權者,女人花盡精力與智慧去取悅男人不是自賤,一切一切不過是掌握權力的基本功,男性在外逐鹿中原,女性何嘗不是在一方屋簷下刀光劍影?

在今天的香港仍能靠結婚往上爬 (marry up)固然能換來姐妹們一句口是心非的「好命」,除此以外,她們應當擁有吸引男性的「資產」,可能是甜美可人;可能是溫馴沉靜;可能是善解人意……然而,所幸如今女性不再是百年以前的卑賤妾婦,生存手段不再局限做低伏小的本領。在所有的先進國家,女性接受大學教育的比率遠高於男性,在香港2029歲的界別裡,約20萬女性擁有專上學位,男性則只有約16萬。在我認識的女性朋友中,賺錢比男友多的也大有人在。可見對於現代女性來說,婚姻的經濟效用大減,「嫁不出去」也再不是生死攸關的生存要旨。

結婚對於精明能幹的香港女性來說,明明應該沒甚迫切性,然而為何卻有一大堆「剩女」、「中女」乾著急呢?普遍認為外貌是女性重要的資產,但它卻會隨時間貶值,可是男性的本錢──學識和事業則與年月成正比,故可選擇範圍反而增加。但其實男人和女人一樣會衰老,知識成就的增長亦無分性別,說穿了,不過是赤裸裸的歧視。皮相注定衰敗,將它無限放大等同女性的價值,其荒謬不啻於認定男人必須賺得年薪百萬,否則就是廢物。當然,平凡眾生如你如我,究竟難逃世俗目光,女性花費心機「保養」美貌,男性熬夜搏殺求上位,藉以提高自我價值和「議價能力」,但如果過猶不及,就是種迫害了。

港女被嘲因為「高要求,低質素」才會落得「剩女」氾濫的下場,父母親友也不嫌其煩地痛陳利害,非要我「降低要求」不可,找不著對的人就該就範,病急亂投醫也是好的,否則就是犯了罪過。不少「剩女」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然而作為一個人,她們想自己合格有餘,不足以睥睨眾生,但在芸芸眾生中還算遊刃有餘,然而要辜負一身品貌,何其艱難,何其令人難堪。

和友人再三糾纏,我只好認認真真地回覆:「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

孤獨(alone)不一定寂寞(lonely)。香港人不能忍受獨處,獨處就是閒著,閒著就是悶著,難免焦急找個人來陪。幸好,我不怕悶。

2012年12月6日

中策組奪大學研究撥款權 三學者細數政治審批詭計

轉自《信報》2012年12月6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中策組奪大學研究撥款權 三學者細數政治審批詭計

正當大眾把目光集中於梁振英的僭建大宅時,其實他也在為其御用智囊不斷僭建職能。
老紀說的是,中央政策組繼早前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自爆中策組會為政府諮詢組織招攬人才後,最新發展是中策組連全港大學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生殺大權」也包攬,明年起全權審批全港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儼然成為「大學黨委」。

老紀請教過多位學者,無不表示對新安排擔心,既憂心自此本港政策研究走上「結論先行、『研究』搭夠」的不歸路,更怕干擾之手一發不可收拾,以至伸展至不同領域,影響學術自由。

立 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天討論政府提出開設20多個首長級常額及編制以外職位,當中包括中央政策組建議開設1個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3點(即D3)的非公務員 職位,以及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制以外的職位。擬開設的D3職位,就是由高靜芝擔任,負責名為人才招攬,實為類似「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文件,只列出中央政策組的「門面」工作,高靜芝的「人才招攬」工作固然隻字不提,另一項特別任務也未有向立法會交代。

今月初,傳媒揭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上月曾致函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指由明年起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其審批和監察權將收歸中策組,目的名為「為政府政策塑造更強大的理論基礎」。不過,撥款安排改變,卻惹起高等教育界憂心忡忡。

老 紀請教過年輕學者、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他指出,香港學術研究撥款來源非常狹窄,主要是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負 責。而這些撥款又是各學院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大學亦有從中支取撥款。黃偉國坦言,「獲得資助成為(院校)肯定同事學術成就的標準」,所以資助對院校、學 系以至研究及學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撥回中策組,問題有二,一是違反公平、公開及專業的評審標準,「中策組根本難以掌握學者 的研究專長」;其次,是由於中策組運作不透明、不公開,猶如黑箱作業。

根據研資局資料,涉及公共政策研究的撥款主要有「公共政策研究類別」,今年度批出共1200萬元,另一類是「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撥款,今年未批出;而總計上年度,兩項撥款合共約1825萬元,資助共20個研究項目,以人文學科而言,資助規模及金額都絕不算低。
現 時研資局轄下有一名為「公共政策研究/策略性公共政策分組」的小組,主力審批涉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申請,小組共有六人,主席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 副教授Julien O. Teitler,成員還有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夏伯嘉(Ronnie Hsia)、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分校商學院教授陳國器等,位位都是國際級學者,而小組在評審研究資助申請時,也是採用學者評審機制,邀請在相關學科領域獲 公認為專家的本港和海外人士擔任評審員。
反觀中央政策組內一眾全職顧問,何燕飛長期任職投資銀行,高靜芝履歷則長期任職本港公共事業的人事 部門,關永圻長期任職出版界,也算是半個傳媒人;整個中策組就只有邵善波和王卓祺具學者背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擔心,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 審批權全移中策組,「吸引學者做政府想見到的研究」,在「結論先行」氛圍下破壞研究中立性,自此研究會配合政策方向,「不在政府政策agenda(議程) 上的研究就會被排除,民間政策創新能力也受影響」。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亦認為,新安排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他指出,中策組成員的 學術能力有限,政治傾向卻相當明顯,以組內最具「學術味」的邵善波為例(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曾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商業與政府中心的亞洲項目研究 員及北京清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也是「左派打手,和梁振英合作無間」,如中策組可審批研究項目,恐怕研究自此淪為政府喉舌,開啟學術研究「非專業化」、 「政治化」的潘朵拉盒子。
另一個危險之處是,先例一開,那中策組日後可用同樣理由,染指其他學術研究項目,影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他更不諱言,若是有此一天,不排除學者為求生存、升職,而投中策組所好;而有良知的學者,則不願再涉足研究,影響他們以研究對社會作正面影響的能力。

事 實上,即使現時由國際知名學者把關,資助政策也見有偏差。任職浸大的黃偉國坦言,以往亦曾有一些好的研究計劃,「唔知咩原因」下只獲「支持」,卻不獲「撥 款」。他又指出,過去有些計劃,只要和內地學者合作,獲撥款也較多,「起碼六位數,逾10萬元」,但他認為,根本看不到中港兩地大學就那些項目有合作必 要,例如研究題目是「香港身份認同」。他又發現,某些本地大學和內地學術機構合作,原因指是香港沒有相關儀器,「但其實未必要用那樣儀器,香港亦有替代 品」。可見若由又紅卻又不專的中策組把關,會出現什麼問題。

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本報前總編輯練乙錚上月底曾撰文《中策組推新任務.好嗌 得 V. 好打得》,早已扼要指出中策組的「新任務」下處事原則:第一是「紅」先於「專」,「將來由中策組提拔的公職人選當中,『唱紅打黑』輩逐步增加,殆無疑 問」。第二問題是引發公務員和中策組矛盾,若加入學術研究,不難反映日後出現以學壓官,以學術研究結果,抗衡公務員制訂政策的主導。

練乙錚 在文章尾部說出中策組政治化的惡果,恰恰也是學術研究政治化的毒瘤,「政策研究機構政治化,指的就是『結論行頭,「研究」搭夠』。這明顯是違反科學方法 的。『結論』碰巧正確的話,問題不大;若是錯的,則此『研究』方法無從去錯,只會讓政策更加嚴重地錯下去」。如此看來,中策組管學術的結果之壞,恐怕已寫 在牆上。

2012年10月23日

建制派趕盡殺絕

轉載 《信報》2012年10月22日

金針集:建制派極度矮化泛民 立會內外抗爭勢升溫

在「三權合作」的聲音愈傳愈響的氛圍中,有一個現象,特別令人唏噓,那就是建制派一手摧毀過往與 泛民之間的立法會協調機制,令各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配置出現問題。當然,在一個全民普選產生的議會進行協調,恐怕說不過去,但轉化羅范椒芬的說法,在 香港畸形政治生態下,泛民與建制派根據議席比例調委會正副主席名額,也只能說是沒法中之較為合理的辦法。

所謂的協調機制,基本上是根據兩大 陣營在議會內的議席比例去「分餅仔」。以上屆為例,泛民有23席,除以全體60席,即佔議會三成八的議席,而事務委員會共有18個。以此推算,泛民可獲 6.84席的主席之位,而泛民上屆就取得7席,按比例算是合理,而副主席則有8個,稍為超額完成(相信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也由泛民的何俊仁奪 得有關)。

至於今屆,泛民有27席,除以全體70席,約佔三成九議席。以此推算,泛民最少可在18個事務委員會中,取得7.02席的主席之位。但現實卻只得4席,比例只為兩成二,與實際的三成九,足足少了一成七之多。

按 盜亦有道的「原則」,泛民失落各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位,建制派應將相差的3席,讓給泛民做副主席(亦即是「8+3」,應有11個副主席之位),就算是按約佔 三成九議席的比例計算,也應是「7.02+3」,最少要有10.02席,但現時只得8個副主席,可謂反映出,建制派連強盜都不如。

這還未算 絕,泛民任主席的4個事務委員會,即環境、人力、資訊科技及廣播、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這些委員會是否重要見仁見智,而與上屆泛民任主席的7個委員會相 比,環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是重叠的,但就損失了司法及法律、教育、福利這三個重要的委員會。須知道,建制派搶佔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很容易令人聯想 到23條快將重臨;而教育事務委員會則要處理國民教育這條尾巴;至於福利事務委員會更不用說,如箭在弦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是否要設資產審查,已經逼到 埋身。

再說,在泛民與建制派的協調機制中,以往的做法是,部分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之位,是由雙方的議員輪換各做兩年的,但今次除了政制、民政、部分涉及經濟類的事務委員會被建制派議員做足4年主席外,早前還公開透露有意將司法及法律、財經、保安、交通的主席一席,都會做足4年。

還 有,建制派今次取得10個委員會的副主席之位,但10人之中,竟有7人是新丁,包括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謝偉銓、鍾國斌、何俊賢、潘兆平,比上屆還多 出1人,新丁是否應擔任副主席已成問題,更嚴重的是,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等人,其質素在選舉期間已備受質疑,其中蔣麗芸連議事規則都未搞清,更令人一 彈再三嘆。
一句話:建制派如此粗暴,恐怕只會激化議會文化以至社會抗爭,落得「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2012年10月13日

內地學校教出的都是「好孩子」


步入內地學校的課室,暗灰水泥的牆壁,以腥紅大字烙下「天天發奮向上,做個三好學生[1]」,簡陋斗室裡坐著整整齊齊的五十多個學生,老師進來,起立、朗讀課文、回答問題……大伙兒利落得過份,沒有半點拖沓,積極得令我窒息。

那年我五年級,羅湖邊境還掛著「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倒數計時器。聖誕節長假隨母親回鄉,鄉下的表妹帶我到她的學校,老師竟然批准我這個香港學生跟隨他們上課。母親帶笑問道:「大陸的學生怎麼樣?人家個個都是好學生,不像你吧?」我不情願地點了點頭,一整天下來,只覺說不出的厭惡,不是出於妒忌,更多是出自猶有餘悸。小時候說不清,道不明,惟有那份憎惡異常清晰,每當父母指著電視用內地貧苦「好學生」數落自己的不是,都會不自覺緊鎖眉頭,並非他們罵得不對,而是覺得總有那裡不對。

後來終於明白那份嫌惡從何而來,或許我天生反骨,最怕黑白分明地把人分類,因為太像幼兒的執拗,非要將正義與邪惡分辨出來不可,好學生的冠冕如此難得卻又如此廉價。艾力遜提出「人生八階」理論,認為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成長任務,411歲需要學會「自主」和「勤業」,所以小學裡的規矩和獎罰都極為rigid,老師總是說一不二,因為小孩需要role model。然而長得大了,還以簡化的世界觀教養學生,到底不利心理發展,易患難於根治的幼稚病。

學校在某程度上就是要馴養孩子,令他們繼承社會規範,然而內地的教育比香港的工廠型教育模式[2]更能閹割學生的菱角。內地老師比香港老師更具權威,卻不是因為他們更有學識,而是因為他們的權威容不得半點忤逆,挑戰權威本身就是死罪,學生和老師的階級分明。到內地交流時,午飯時間到學校飯堂用餐,發現老師與學生是分區坐的,有香港老師表示想和自己的學生一起用餐,內地老師卻投以不可思議的目光,彷彿他們亂了朝綱,壞了規矩。當然,我不是說內地沒有「壞學生」,他們同樣頹廢荒唐,但比起香港,或許內地老師更容易處理,只要無視他們放棄他們就可以了,因為大部份「壞學生」都不會在課堂上公然挑戰權威。

內地的教育環境一邊培養服從權威的氛圍,一邊強化階級觀念和「潛規則」文化。莘莘學子的是非觀涇渭分明,敢越雷池半步的都會遭到標籤,然後被重重的懲罰和孤立,他們乖巧地不挑戰權威,但卻集體對大惡視而不見,「老師節」在送禮的茶葉裡放錢是等閒事,同學因為送了名牌而得到老師關照也是理所當然,堅固的校車只接送父母是老师和公務員的同學也不奇怪[3]……特權階級的權威,誰敢挑戰?

人格幼稚的人縱使覺得世界黑明分明,但從不嫉惡如仇,尤其不敢對抗集體的罪惡。敢於拒絕庸眾的關鍵不是批判思維,而是栽種勇氣的土壤,自小吸收養分方能敢於挑戰權威。


[1] 三好學生即模範生,三好指思想品德好、學習好、身體好。
[2] 香港的教育仍未脫戰後大量生產模式,希望以最少的資源倒模量產「專才」,一方面以嚴苛的淘汰制篩選18%「精英」,集中資源培養他們上大學,另一方面卻以最死板的方式訓練這些精英,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他們的創意,以為所謂「專才」就是高級技工,只要懂得按規矩辦事,get the job done就萬事大吉。

[3] 深圳龍華中心小學「領導」解釋因為「政府部門像公務員、職員平時都比較忙。」http://www.jguo.cn/article-15451-1.html

2012年9月23日

為港女身體書寫 (二) 身體爭奪戰


Facebook是個好東西,每當大中小學同學聚會,我城一眾港女必定掏出手機爭相傳閱某些女同學的profile pic,一臉慈悲地譏笑她的不知自愛,竟由人間道墮入賤肉橫生的畜生道,管她成就多高,女生發胖就是獲罪,別的女人向她扔石頭雞蛋都扔得特別暢快淋漓。

這個世界根本沒有男女平等,然而女人卻是迫害女性的最大幫凶,就像從前慈母逼迫女兒把天足硬生生地折破成三寸金蓮,纏足的惡夢不過荒廢百年,如今輪迴一趟化為厲鬼,轉而迫害女性的整個身體,親朋好友總會親切地囑咐監視妳,防止脂肪膨脹

曾有傳言說大公司把身形列為考慮聘用的準則,因為肥胖的人予人懶散笨拙之印象。而且從演化心理學而言,身材窈窕是年輕的証明,生育能力較佳,故較吸引人[1]。可是窈窕並非枯瘦,女性的性感 (Sex Appeal)理應源自玲瓏浮凸,今天我們吹捧的瘦骨嶙峋 必然將女性性徵「去勢」。我倒說不清究竟豐腴的波霸和瘦削的太平公主誰應該更自卑,不過貧乳能夠用Peach JohnPush Up Bra,但你總不能手起刀落削下那片肥膏。

其實無論你是削肩柳腰的林妹妹,還是圓潤豐腴的楊貴妃,都該學會欣賞自己,而非將身體切割摧毀,否則只會淪落為難看的迎合。因為身體受基因影響,每個人的體重極限範圍都不一樣,正如你的眼珠顏色和髮色無從改變,有些人能輕而易舉地瘦了一圈,但有些人拼死才不過殲滅幾磅。

如今的女生不單不懂愛上自己的身體,無視身體的限制,還迷戀贖罪苦行,想纖瘦就要節食;想鼻高就整容;想皮膚白滑就針灸……美麗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不是生天麗質,只要經過努力,甚至受難,就能獲得。這不再是天賦與運氣的問題,而是懶惰與否的問題,所以肥胖女生背負的原罪沉重得令人難過。而社會 (包括傳媒,甚至是我們身邊的社群) 每次表揚女生透過毅力變得窈窕,其實是對她們愈痛愈快樂的懲罰,令她們更似自我鞭打著的贖罪教徒,愈是折磨自己,就愈有成功感。

然而,長期節食會讓你的身理和心理不協調,甚至互相不信任。你不相信身體的自動調節,以節食來奪取主動權,否定身體的飢餓訊息,即使它向你求救也要繼續煎熬它;身體的反饋 (Feedback)是從此不再信任你會適時給予它營養,因而以狂吃或增加體重來抗爭,生理和心理的戰爭與交鋒令你陷入惡性循環。

節食和絕食無疑同樣需要意志力,然而為了陳義的禁食是身心的磨練;為了否定自己身體的禁食卻是對意志徒然的消磨,所以同樣是禁食,兩者的神態到底不同,因為前者相信自己的身體能為信念抵禦磨難,後者是對身體單純的傷害;前者為信念而戰,後者連自己都搞不懂為何而戰,不用多說,高下立見。



[1] 人類步入中年就讓肌肉自然流失,因為肌肉愈多,新陳代謝愈快,所需食物就更多。而且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飢餓是常態,食物垂手可得不過是近百年的事,身體為了積殼防飢,將熱能轉化成脂肪,提高生存機會。詳見http://atsunawai.blogspot.hk/2011/08/blog-post_20.html

2012年8月29日

中共式愛國反日,日本自衛式厭華


早稻田大學講師馬挺說,日本政府有意讓中國人登島,其實是要將中國威脅論具體化,令日本社會充滿危機感。中國民間反日,日本社會普遍厭華,厭華原因不一而足,主要不是來自政府的煽動,反而是傳媒的報導,無論是自由行的野蠻,還是中國匪夷所思的假食物,只要是關於中國的負面報導就不怕沒市場。

雖說揭人陰私永遠令人熱血沸騰,但為什麼要專揀中國?是因為「小日本」怕了「強國崛起」。有說自古以來,中國與日本雖為毗鄰,但未曾平起平坐,要麼就是中國強盛,日本俯首稱臣;要麼就是日本崛起,中國自身難保。然而如今兩國勢盛,皆欲「逐鹿中原」,磨擦不斷。不過若是如此,日本亦應忌憚原本只是小弟角色的韓國,可是雖有零星的「嫌韓流」,卻遠不如厭華「流行」。因為在日本人眼中,中國或許只是升呢版的北韓,懂得假裝比較文明,但骨子裡同樣不講道理,專制而不透明。強橫的對手固然可怕,但防不勝防的對手更可怕。

日本政府在戰後刻意淡化侵略者的角色,故此不會明白華人為何只要牽涉侵華戰爭及其相關爭端就會像炸了毛的貓。到今時今日仍然有民選議員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有三十萬的受害者,而沒有被國內強烈譴責,對比德國如果有政客質疑納粹黨屠殺猶太人,他的下場會如何?大和民族看不到日本政府不夠深切反省的後果,他們只看到電視裡反日示威動輒千萬人,打著二戰責任的幌子,沒完沒了的找自己麻煩,更恐怖的是中國民眾在反日示威裡一哄而上,七情上面,十分熱情地高舉「中日宣戰、血洗東京」、「中華帝國萬歲」、「收復琉球群島」標語,還要攔途劫日本駐華大使的車子,彷彿是異世界的蠻夷(barbarians),他們如此摧枯拉朽,卻要劍指扶桑,實在教日本人心驚。縱然日本不似香港因為地理位置直接感受到「大國」的威脅,然而媒體報導構成了真實 (perception is reality),所以愈報導愈憂慮,愈憂慮愈想看。

日本的厭華都比較內斂,最多去日本旅行時給你一個黑面,但中國的反日總是予人大龍鳳之感。中共式的愛國需要找一個箭靶,美國也好日本也好,總之不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權貴就好。中共不講原則的極端實用主義造就了它的精神分裂,一時令國人深信自己是無堅不摧的中國龍,世界沒了它就得垮下來,一時又令他們身陷被害情意結不能自拔,百年屈辱未清,世界列強又要聯手來欺負中國人了,以為全世界都有心瞧不起中國人。

這種神經質甚至蔓延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以中國的賣國賊特別多,卻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閹割了中國人的氣節,而是因為活在現在的中國,賣國賣得太容易,演〈藝妓回憶錄〉是賣國、支持香港運動員是賣國、在劉翔倒下後在微博說句「嗨」是賣國、駕駛日產車去反日示威更加是賣國。人人都是愛國者,人人都成賣國賊,好不熱鬧。

可是愛國運動從來都很易擦槍走火,驅除韃虜下一句就是內除國賊,「有幸」中共自諭深諳玩火之道。近日反日示威的群情洶湧,不單因為神經質式愛國主義發熱發亮,更重要的是政府放行。遊行示威的公民權利得來不易,是天掉下來餡餅,要抓住那瞬間的鬆懈,難得一次,未免亢奮,推推車放放火不算什麼,情況就像壓力煲積存的火氣,稍一不慎就要炸個粉身碎骨。故此中共亦不敢胡亂擺弄這尚方寶劍,把對方唬嚇一下,虛晃兩招,見好就收,不然就是玩火自焚了。

愛國主義在中共手裡不過是工具,為了轉移內憂外困的視線,所謂的愛國也變成二手LV,久不久搬出來曬曬,用完想扔了又覺可惜,不過到底不矜貴。

2012年8月28日

用簡體字學中文更快?


漢字一直在變,由小篆變為隸書再楷書,其間字型都有不少變化,但比起簡體字的「基因特變」實在是小筮見大筮,歷史上大規模地改革漢字的只有兩次──秦始皇時代和共產黨時期。秦朝吞六合,掃八荒,一統文字,配合其大統需要;共產黨改造漢字的目的在於「掃盲」,即令漢字便於學習,但簡化筆劃真的可以簡化學習漢字的過程嗎?這個看似1+1=2的問題幾乎沒有人質疑,然而由彭小明撰寫的《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卻狠狠地摑了大家一巴掌,令人耳清目明,好好地看清了這個謬誤。

「方塊漢字」是視覺圖像,我們閱讀認字時,把整個漢字圖像看作一個整體,無需一筆一劃都數過方能認識它,多一橫少一豎對於字形的辨認和識記影響不大,難度反而和構字「組塊」的熟悉程度有關,比如矗(24)比鬯(14)易記,因此前者是三個直,上一下二,相反鬯字上半少見,匕也不常用。簡體字把所有門字旁、言字旁、絞絲旁改為、讠、纟,其實在認知過程中沒有簡省作用,因為這些字本身就簡單,很快就可以儲入記憶庫,成為組成新漢字的「固定組塊」,繁簡分別不大。

對「目不識丁」的外國人或還未啟蒙的孩童來說,筆劃少的漢字固然較簡單,但只要經過操練,就能把多筆劃的部首變成新的組塊,固此中國千百年來的啟蒙教材都是筆劃較少而結構簡單的漢字,之後才循序漸進。不過無論簡體還是正體字,學習的過程其實都一樣。再者,儘管幼童剛開始學習漢字時,學習繁體字的筆劃數效應 (即筆劃數目愈多,所需學習時間愈長)會比簡體字大,但對於機械記憶力最強的沖齡學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而且有研究指出結構對稱的漢字較容易記憶,簡體字偏偏化對稱為不對稱,如輔為、閉為、計為,反而不利記憶。

香港高中考試雖然不考簡體字,但亦不加以禁絕,原因不過「實用」二字,簡體字無疑加快了書寫時間,但卻和提高教育水平沾不上邊。一般人只有學生時代要大量書寫,書寫佔一生的比例也遠不如閱讀、辨認那麼多,然而上文已經論證筆劃多寡不會影響認字的速度。而且自從電腦普及,很多人打字比寫字多,簡體字雖能簡省書寫,作用卻也大不如前。

中共一直吹噓自己有效「掃盲」,漢字簡化運動更是重中之重的「掃盲」政策,卻不知教育普及的最大阻力不是繁體字,而是由共產黨牽頭的政治運動。中國1964年文盲兩億三千多萬 (33.58%) 1982年仍有兩億九百多萬 (22.81%),而且7000個常用漢字只簡化了2235個,掃盲教材的字都是經過篩選的最常用的字,人手口刀牛羊等等本來就筆劃不多,沒有簡化,可見簡化字運動和「掃盲」沒有直接關係。近代中國人不能上學不是因為「漢字難學」,除了由於資源匱乏,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動盪,比如因為出身不好不准上學、文革時沒有老師沒有學校。

補充一點,簡體字非共產黨發明,規範化反而窒礙了民間一直流行的行草簡體字。赤禍以前,民間已有行草簡體字,而且都懂得拿捏分寸,公文官函必用正體,私人書簡才用簡體。民間行草簡字沒有納入規範字,簡化字運動推行後反而逐漸消聲匿跡,因為「那些年」政治高於一切,騎劫了文化不在話下,甚至鬧出令人心酸心寒的笑話。漢字簡化運動以後,接著就是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 (其實是人禍)、文革,知識份子往往首當其衝。當時的知識份子多少有些書法功底,都會行草簡字,若把字寫得很「花」,會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表現,故意讓農民看不懂,為免惹禍上身,他們都規規矩矩地用收進字典的簡體字,民間一直流行的行草簡體字反而絕種。

漢字一路以來的進化都是有機產物,由時間蘊釀,集眾之智慧,一點一滴都經過千錘百,但中共「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精神已不知為人間帶來多少場冒進的浩劫,簡化字運動開始時由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領導人吳玉章不是文字專家,卻是中共元老。從此以後,幾十年的光景就毀了漢字的千年道行。

2012年8月20日

抵制X貨



「抵制日貨」從上世紀的五四運動喊到今天,以前喊著的都是熱血青年,現在喊著卻似個愣頭青。

每次都是內地人興致勃勃地抵制日貨、美貨、X貨,卻鮮有人因民族原因抵制中國貨,實在奇怪。按照強國邏輯,內地人大概會說:「咱們有十三億人,那怕只有一半人不買日貨,小日本就得經濟癱瘓!什麼?他們為何不抵制中國貨?那是不敢!小日本資源匱乏,離了中國貨還不死絕?」以上邏輯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討這口嗟來之食。

XX如果沒有中國早就玩完了」,XX可以填上任何一個地方名,包括香港、日本、美國、非洲……

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瀆恰恰反映了民族主義者的淺薄。憤青會說在2010年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沒了中國日本就要陸沉,卻忘了日本亦是中國第三大的貿易伙伴 (出口)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多少日商在內地設廠大家心裡有數,即使成功「抵制日貨」,日本一定不愁寂寞,因為中國都要陪葬,下崗工人一鬧事,在「維穩第一」的前提下,搞不好此等愛國行徑就是他日的尋釁滋事。

退一步說,即使撇開經濟損失 (強國人邏輯:這點小錢大爺我還在乎嗎? 說得好像那些錢都是他似的),說實話,如果放著日貨和國產貨任君挑選,你會/ 敢揀國產貨、吃國產食物嗎?

內地的民族主義者永遠都不明白一買一賣是你情我願的經濟活動,怎麼就變成了施捨?你到便利店買瓶水,會覺得自己在恩賜麼?你花錢買東西,換來安全的奶粉、不是冒牌的名牌包包、這是互惠關係,沒有誰比誰強的道理。

抵制X貨」不過是口水戰,不是因為中國有太多「漢奸」,而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新世代,這句口號實在太像長辮與小腳,雖然譁眾取寵吸引眼球,卻到底不合時宜。不過這句口號一定不會成為絕唱,因為當一個流氓政權騎劫了愛國主義,但人民愛國都要愛得夾著尾巴做人,偶爾鬧一鬧還要留神不得過火,無關痛痒地喊喊抵制X貨」的確符合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