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港女為何要關心政治?



「我是個女生」和「我不太懂政治」是香港人慣用的擋箭牌,彷彿得了光榮似的。但我卻不忍深責,因為義憤填膺地指責他人就好像自己不曾這般,未免令人心虛。生養我們的城市最懂得逗弄聰慧的孩子,他們把心血花光在舊紙堆裡 (past paper),然後敗光僅存的閒暇在吃喝玩樂之上,思考是複雜而沉悶的,遑論思考政治。

很多女生害怕和人爭辯,看著同學為爭拗六責任誰屬而面紅耳赤,只覺得奇怪,好好的何必為著不相干的人傷了和氣?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只覺得夏日炎炎,好好的何必自討苦吃?大學那年因為課程規定要參加講座,剛好請了長毛來分享,他進場時引來如雷掌聲,不禁撇了撇嘴,好好的何必在議會搞事?

章詒和曾引用一位學者的說話,正好描述以上的狀況:「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

香港人尤其憎惡「搞事者」,不單由於教養閹割了我們特立獨行的勇氣,亦因為大部份人誤以為這個城市很安全,一邊恥笑中國的黑心食物層出不窮,一邊對中國官員在天災人禍裡「壓縮死傷」的能耐嘖嘖稱奇,活像看戲似的,以為那條深圳河真的是護城河,卻不知道這座城的內在已經連連崩潰。人大釋法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政府染指學術自由[1]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警察控告吹口哨的示威者「襲警」和我無關,所以我保持沉默;到今天「坑渠油」[2]肆虐我城,官員忙不迭澄清「無證據顯示問題食油涉『地溝油』」,我們除了「硬食」以外都不知可以怎麼辦了[3]

埃德蒙柏克說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縱容不僅損害看似虛無的公義,更會帶來實質的折損。在《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 裡引用了一個有名的事例:紐約市在八十年代罪案率極高,市長接手後異常成功地打擊罪案,但其方法卻不是首先處理堆積如山的凶殺案,而是叫警員清洗車廂內的塗鴉和檢舉不買票白搭車的人,因為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善良者的沉默慢慢地造就了令人想犯罪的環境,香港亦是如此一點一點崩塌的。小時候讀到「一國兩制」、「港人自港」,原來今天可以演繹成梁愛詩口中的「五十年不變不等於香港法制不可以改變」;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被迫辭去財政司一職,原來今天只要臉皮夠厚就能謊話不斷地佔著行政長官的位子;董建華向鍾庭耀施壓希望停止有關政府的民意調查,惹來社會譁然,今天中聯辦郝鐵川以「文革式的批判和誣衊」針對鍾庭耀,社會卻似乎已經見怪不怪……對照今昔,才驚覺溫水煮蛙早就夠了火喉,偶爾下一劑猛藥也不怕反彈了,所以才養出近日橫行的「愛港力」,出言恐嚇,襲擊記者,還要強詞奪理怪責傳媒「不夠中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見所言非虛。

我本來也只是個不想深究政治的普通港女,但政治冷感其實是奢侈品,強鄰壓境,城內就有人急不及待要賣港求榮,你還敢安心酣睡,大聲疾呼:「政治與我何干」嗎?你不關心政治,總有一天政治會找上你。昨日是司法獨立被消磨,今日是中聯辦入侵,焉知明日不是豆腐渣工程的氾濫?林沛理喜歡引用美國的開國元勳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人要活得自由, 就要無時無刻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說到底,自由固然重要,但活在不正常的國家旁邊,恐怕連想活得安全也得付出代價,不得不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


[1] 指中策組奪去大學研究撥款權: http://atsunawai.blogspot.hk/2012/12/blog-post.html
[2] 即所謂的「地溝油」。
[3] 改自一名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當纳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2012年12月26日

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

中學死黨B小姐當上教書匠,遙想當年荳蔻年華,她豪情壯語地擲下一句:「我才不要生小孩!」十年將過,如今為人師表,回憶那些年的稚氣莽撞,她搖頭苦笑,慈愛柔情得快要滴出水來:「他媽的!要生小孩不如一刀捅死我!」她在Band 3學校裡參透了世情悲涼──人蠢真係無得救。要是十月懷胎,不過落得一支「頂心杉」的自虐下場,還要是一支「真心蠢」的杉,你教咱們自命不凡的港女情何以堪呢?

若你有幸不曾在Bottom的學校混過,大概不會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蠢人,在你口中的蠢人其實只不過是「不聰明」而已。

香港中學按成績分為三個界別,若以舊一輩習慣的五個界別來分類的話,B小姐的學校不過是Band 4,但也足夠令她大開眼界了。她
勒令一些中二學生留堂,要教曉他們背熟AZ,結果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最後無功而還;有一回學生她面前爆粗,她皮笑肉不笑說:「你給我把那四個字翻譯成英文,做到的話就既往不咎。」那個學生好不容易串對了那個F字頭的動詞,但卻將Mother嘗試串為MutherMoterMothor……等等無數個版本。

「無欲乃積壽,有福方讀書。」讀書講求的福氣,不是
Tip題目的命中率,而是與文字的緣分,但這種「慧根」卻可能像電池一樣會耗盡,我們身邊充斥太多「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例子:小學時儘管因為被迫苦讀而名列前茅,到了中學反而散去一身武功,浮浮沉沉也讀不出個所以然來,無數天才就此殞落。

有人歸咎於香港教育制度的弊病,因為只有
18%的精英方能入讀大學。這個遊戲只能無可避免地製造82%的失敗者,少數的勝利者就算心裡明白學歷貶值的尷尬,也難掩竊喜倨傲,反襯大量失敗者的灰頭土臉,畢竟一些人的自信,總得以另一些人的自卑成就。

我們過往挑選勝利者的方式極有效率,但它卻不是極有效的教育制度,而是極有效的淘汰制度。誰受不了背誦與操練的逼迫,就要在重重關卡前敗陣下來,誰能背負各式苛求堅持跑到最後就能勝利。父母都明白弱肉強食的世界要先下手為強,故此向孩童的腦子裡拼命灌下滾燙的知識,用生字與作業逐步灼死求知欲,難怪香港別的沒有,最多就是識字的文盲,對著密密麻麻的文字就要打瞌睡,若你問他們最近一次看完的書籍是什麼,答案很可能是《東週刊》。

政府有見及此,早年提出了「愉快學習」,希望可以保存學生的好奇心,刺激他們「自主學習」,嗚呼,真的功德無量!

香港的學生缺乏好奇心,除了是教育的失敗,也是香港社會的風氣使然。政府口裡說要發展知識型經濟,卻又不肯增加教育經費;父母總是抱怨子女不愛看書,但他們手裡棒著的都是八掛雜誌
……此風一日不除,更多的「愉快學習」不過是誤了更多的前程,製造一批又一批只會說「I is a boy」而不肯花功夫打好根基的「未來主人翁」。

傳統的學習模式遭人垢病,以為讀書不能太悶,否則就是荼毒幼童。梁啟超也曾倡導趣味之說,但梁實秋卻說這番話不是對正在讀書求學的年輕人說的,而是對有志研究之士的說教,即使在「高等學府」就讀的大學生也不適用,因為畢業後才是做學問的「開始」。那一般的中學生又如何呢?他說:「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對於不同的學科,越是憎惡,越要鑽研。擅於忍耐的人不一定成熟,但成熟的人必定擅於忍耐,然而堅忍的功夫非一朝一夕就能練成,克制自己的欲望如同受訓練苦的能耐,要自小從提筆背誦開始鍛鍊。

Band 1
Band 3學生太容易分辨,甚至無需安排測驗就能幫他們貼上標籤,並非他們在額頭刻了IQ的數值,而是行為裡各自流露的習氣。失格的學生不能忍受欲望的招徠,抵不住半點延後的滿足,上課睏了就睡、學習悶了就玩手機、寧願遲到都要通霄打機、要付出就放棄……

人天生有賢愚之別,也有人天性更懂得自律,但「愉快學習」的口號卻是包了糖衣的毒藥,令人誤解學習不能帶著半點苦澀,這其實是在剝削孩童學懂受苦的機會,懶散的學生可能即使經歷過讀書「必要之痛」仍然學不會恆久忍耐,甚至變得對學習深惡痛絕,但總比一開始就令他們以為學習是不用付出的好。

很多人羨妒老師的工作輕鬆,因為以前有些老師不過是人肉
Book reader,上課時照課本讀一遍,然後叫學生回去死記,考試時也不過搬字過紙。我不反對改革這種浪費光陰的教學模式,但若「愉快學習」標榜的是「無痛學習」,它的罪孽大概不下於我們深惡痛絕的填鴨式教育,只不過後者是虐殺,前者是醉殺。


2012年12月25日

一個剩女的自白

「剛剛介紹給你的那個男人如何?」儘管是WhatsApp的短訊,但友人雀躍的心情躍然紙上。


我們骨子裡都難以抵擋做紅娘的興奮,稍微嗅到一丁點兒的蛛絲馬跡,就恨不得馬上撮合,死命煽風點火,那怕失手燒了人家的後花園。

「……他不錯啊,但不太適合我。」斟酌良久,實話在嘴裡轉了轉化作委婉的客套,卻惹來紅娘夢碎的恨鐵不成鋼:「這次是嫌棄人家肥膩還是嫌棄人家平日不看書了?大姐!你今年多大了?你揀選人,人也在揀選你!要求這麼高,小心一輩子是剩女!」

友人的義憤填膺,換來我的賠笑與支吾。

林語堂說古代的女子無論如何被剝削一切權利,但都從未被剝奪結婚的權利,凡生於中國的姑娘,都有一個自己的「家」替她們準備著,婚姻是女子在中國唯一不曾動搖的權利,她們能用妻子或母親的身份,作為掌握權力的最優越武器。所謂「男主外,女主內」,除了是古時男女分工的寫照,同時說明了女子最犀利的武器是要懂得控馭男人。深閨女子既無社交人脈,教育與知識亦較淺薄,要向上流動 (upwards social mobility)唯有靠著婚姻的便利,溫婉嫻熟不單是性格使然,更是生存手段。正如士子寒窗苦讀削尖腦袋擠進朝廷,說穿了就是要取悅當權者,女人花盡精力與智慧去取悅男人不是自賤,一切一切不過是掌握權力的基本功,男性在外逐鹿中原,女性何嘗不是在一方屋簷下刀光劍影?

在今天的香港仍能靠結婚往上爬 (marry up)固然能換來姐妹們一句口是心非的「好命」,除此以外,她們應當擁有吸引男性的「資產」,可能是甜美可人;可能是溫馴沉靜;可能是善解人意……然而,所幸如今女性不再是百年以前的卑賤妾婦,生存手段不再局限做低伏小的本領。在所有的先進國家,女性接受大學教育的比率遠高於男性,在香港2029歲的界別裡,約20萬女性擁有專上學位,男性則只有約16萬。在我認識的女性朋友中,賺錢比男友多的也大有人在。可見對於現代女性來說,婚姻的經濟效用大減,「嫁不出去」也再不是生死攸關的生存要旨。

結婚對於精明能幹的香港女性來說,明明應該沒甚迫切性,然而為何卻有一大堆「剩女」、「中女」乾著急呢?普遍認為外貌是女性重要的資產,但它卻會隨時間貶值,可是男性的本錢──學識和事業則與年月成正比,故可選擇範圍反而增加。但其實男人和女人一樣會衰老,知識成就的增長亦無分性別,說穿了,不過是赤裸裸的歧視。皮相注定衰敗,將它無限放大等同女性的價值,其荒謬不啻於認定男人必須賺得年薪百萬,否則就是廢物。當然,平凡眾生如你如我,究竟難逃世俗目光,女性花費心機「保養」美貌,男性熬夜搏殺求上位,藉以提高自我價值和「議價能力」,但如果過猶不及,就是種迫害了。

港女被嘲因為「高要求,低質素」才會落得「剩女」氾濫的下場,父母親友也不嫌其煩地痛陳利害,非要我「降低要求」不可,找不著對的人就該就範,病急亂投醫也是好的,否則就是犯了罪過。不少「剩女」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然而作為一個人,她們想自己合格有餘,不足以睥睨眾生,但在芸芸眾生中還算遊刃有餘,然而要辜負一身品貌,何其艱難,何其令人難堪。

和友人再三糾纏,我只好認認真真地回覆:「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

孤獨(alone)不一定寂寞(lonely)。香港人不能忍受獨處,獨處就是閒著,閒著就是悶著,難免焦急找個人來陪。幸好,我不怕悶。

2012年12月6日

中策組奪大學研究撥款權 三學者細數政治審批詭計

轉自《信報》2012年12月6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中策組奪大學研究撥款權 三學者細數政治審批詭計

正當大眾把目光集中於梁振英的僭建大宅時,其實他也在為其御用智囊不斷僭建職能。
老紀說的是,中央政策組繼早前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自爆中策組會為政府諮詢組織招攬人才後,最新發展是中策組連全港大學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生殺大權」也包攬,明年起全權審批全港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儼然成為「大學黨委」。

老紀請教過多位學者,無不表示對新安排擔心,既憂心自此本港政策研究走上「結論先行、『研究』搭夠」的不歸路,更怕干擾之手一發不可收拾,以至伸展至不同領域,影響學術自由。

立 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天討論政府提出開設20多個首長級常額及編制以外職位,當中包括中央政策組建議開設1個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3點(即D3)的非公務員 職位,以及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制以外的職位。擬開設的D3職位,就是由高靜芝擔任,負責名為人才招攬,實為類似「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文件,只列出中央政策組的「門面」工作,高靜芝的「人才招攬」工作固然隻字不提,另一項特別任務也未有向立法會交代。

今月初,傳媒揭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上月曾致函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指由明年起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其審批和監察權將收歸中策組,目的名為「為政府政策塑造更強大的理論基礎」。不過,撥款安排改變,卻惹起高等教育界憂心忡忡。

老 紀請教過年輕學者、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他指出,香港學術研究撥款來源非常狹窄,主要是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負 責。而這些撥款又是各學院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大學亦有從中支取撥款。黃偉國坦言,「獲得資助成為(院校)肯定同事學術成就的標準」,所以資助對院校、學 系以至研究及學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撥回中策組,問題有二,一是違反公平、公開及專業的評審標準,「中策組根本難以掌握學者 的研究專長」;其次,是由於中策組運作不透明、不公開,猶如黑箱作業。

根據研資局資料,涉及公共政策研究的撥款主要有「公共政策研究類別」,今年度批出共1200萬元,另一類是「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撥款,今年未批出;而總計上年度,兩項撥款合共約1825萬元,資助共20個研究項目,以人文學科而言,資助規模及金額都絕不算低。
現 時研資局轄下有一名為「公共政策研究/策略性公共政策分組」的小組,主力審批涉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申請,小組共有六人,主席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 副教授Julien O. Teitler,成員還有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夏伯嘉(Ronnie Hsia)、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分校商學院教授陳國器等,位位都是國際級學者,而小組在評審研究資助申請時,也是採用學者評審機制,邀請在相關學科領域獲 公認為專家的本港和海外人士擔任評審員。
反觀中央政策組內一眾全職顧問,何燕飛長期任職投資銀行,高靜芝履歷則長期任職本港公共事業的人事 部門,關永圻長期任職出版界,也算是半個傳媒人;整個中策組就只有邵善波和王卓祺具學者背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擔心,把公共政策研究撥款 審批權全移中策組,「吸引學者做政府想見到的研究」,在「結論先行」氛圍下破壞研究中立性,自此研究會配合政策方向,「不在政府政策agenda(議程) 上的研究就會被排除,民間政策創新能力也受影響」。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亦認為,新安排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他指出,中策組成員的 學術能力有限,政治傾向卻相當明顯,以組內最具「學術味」的邵善波為例(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曾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商業與政府中心的亞洲項目研究 員及北京清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也是「左派打手,和梁振英合作無間」,如中策組可審批研究項目,恐怕研究自此淪為政府喉舌,開啟學術研究「非專業化」、 「政治化」的潘朵拉盒子。
另一個危險之處是,先例一開,那中策組日後可用同樣理由,染指其他學術研究項目,影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他更不諱言,若是有此一天,不排除學者為求生存、升職,而投中策組所好;而有良知的學者,則不願再涉足研究,影響他們以研究對社會作正面影響的能力。

事 實上,即使現時由國際知名學者把關,資助政策也見有偏差。任職浸大的黃偉國坦言,以往亦曾有一些好的研究計劃,「唔知咩原因」下只獲「支持」,卻不獲「撥 款」。他又指出,過去有些計劃,只要和內地學者合作,獲撥款也較多,「起碼六位數,逾10萬元」,但他認為,根本看不到中港兩地大學就那些項目有合作必 要,例如研究題目是「香港身份認同」。他又發現,某些本地大學和內地學術機構合作,原因指是香港沒有相關儀器,「但其實未必要用那樣儀器,香港亦有替代 品」。可見若由又紅卻又不專的中策組把關,會出現什麼問題。

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本報前總編輯練乙錚上月底曾撰文《中策組推新任務.好嗌 得 V. 好打得》,早已扼要指出中策組的「新任務」下處事原則:第一是「紅」先於「專」,「將來由中策組提拔的公職人選當中,『唱紅打黑』輩逐步增加,殆無疑 問」。第二問題是引發公務員和中策組矛盾,若加入學術研究,不難反映日後出現以學壓官,以學術研究結果,抗衡公務員制訂政策的主導。

練乙錚 在文章尾部說出中策組政治化的惡果,恰恰也是學術研究政治化的毒瘤,「政策研究機構政治化,指的就是『結論行頭,「研究」搭夠』。這明顯是違反科學方法 的。『結論』碰巧正確的話,問題不大;若是錯的,則此『研究』方法無從去錯,只會讓政策更加嚴重地錯下去」。如此看來,中策組管學術的結果之壞,恐怕已寫 在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