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1日

占飛 VS 陶傑

《信報》5月23日 占飛 「燕窩才子陶傑有隻吊靴鬼」

「燕窩才子」自從兩年前畀個不懂香港文化界潛規則的專欄作家踢爆寫文法不正確的英文之後,錯英文就像吊靴鬼一樣跟住他。他今次有啲無辜,因為那個礙眼的錯誤不是出現在他署名的文章之中,而是文章下面幾句關於他的簡介。

英 文免費雜誌HK每期都這樣介紹他:「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

寫作指南列明正確句子守則

寫 這段文字的人,想必沒有讀過被很多職業寫作人奉為聖經的The Elements of Style。這本權威的英文寫作指南列出有關用法的八大守則(Elementary Rules of Usage),第七大守則就是「句子開端的分詞片語,所指的必須是句子當中文法上的主語」。
原文照錄如下:A participial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

它 還舉了一個例子。「On arriving in Chicago, his friends met him at the station.」是錯的英文,要改寫為 「When he arrived(or, On his arrival)in Chicago, his friends met him at the station.」才啱文法。

同樣道理,「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須改寫為:「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e also writes columns that have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明未?




《信報》5月24日 紀曉風 「陶傑還擊占飛 英語沒有永恒法則」

本報占飛前輩昨天在文化版的《今日焦點》中,指在英文免費雜誌HK中對陶傑的介紹,文法不通。陶傑旅英多年,英語水平一向不賴,老紀昨天又「啱啱遇上剛剛」和才子聊起,才子當即時列出三大理由,解釋有話直說,老紀亦有語直引,純粹給讀者作個參考。

陶 傑直言:「一個黃種人批評另一個黃種人的英語,好難睇!」又豪言:「你落蘭桂坊、西貢或南丫島,隨便找一個白種人問問,究竟邊一句啱!」他指HK內的介 紹:「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這一段是由兩名白種高加索裔美國人撰寫,是否文法有問題見仁見智。

才 子推斷,占飛是文化人林沛理(老紀雖和占兄同為《信報》賣命,但確不知占飛兄為何許人)。陶傑謙稱英語並非其「First Language」,故本不欲解釋,然而他又指:「English is art, not science」指英語是藝術、文法,而非數學等有公式可背。他舉例指,時至今天,不會有人以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柯南道爾(Sir A.I. Conan Doyle)的英語書寫行文,「但無人會話狄更斯或柯南道爾的英文是錯!」

陶 傑批評提出這種質疑的是「三流學者」所為,又指自己不是第一天被批評英語有問題,「當年有人提出我寫『commit a mistake』不對,應是『make a mistake』,但我後期找到一大本書,講應是『commit a mistake』,那又如何?」以上為才子和老紀交談直引,才子說時不時哈哈大笑,沒有怒火。他指本報向為莘莘學子學習語文平台,才特意和老紀一談,以釋 前嫌。





《信報》5月28日 占飛  「撕開陶傑最大敵人的真面目」

明明鍾意一個人,卻對佢處處針對;好憎一個人,卻表現得過分友善;自己其實是同性戀者,卻話 畀人聽最討厭同性戀者。在心理學上,這叫做「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陶傑喜歡罵人是洋奴,原來他自己最貨真價實。幾日前,一心要幫朋友的紀曉風化身為陶傑的傳聲筒,回應占飛批評HK介紹陶傑的英文不 通。如果老紀沒有quote錯陶傑,全無自知之明的陶傑就是他自己最大的敵人。

他說「一個黃種人批評另一個黃種人的英語,好難睇」。如此唔經大腦,令人嘔心的說話,虧佢講得出口,也難為紀曉風「有話直引」。這樣「難睇」的事情,每天都在香港以至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學校和辦公室發生。

按 這樣的邏輯,任何人只要母語是英語,就自然成為英語的權威。黃種人的英語再好,也是徒然,因為他們唔可以將自己的膚色染白。這等於說英國人一定最好波,因 為職業足球是他們發明的。你唔可以批評政府的政策,因為你沒有可能比制定政策的政府更了解政策。英文的文法是色盲的 (color-blind),連這最起碼的常識也沒有,就不要強出頭討論英文了。我只是批評幾句介紹他的文字,他卻飛撲出來告訴我們他怎樣用腦。這樣不顧 身世地自暴其短,不要說紀曉風,就算上帝都幫唔到佢。

香港太多英文藝術家

如果他不喜歡為HK寫東西,就應該乾 脆唔寫,何必這樣挖苦它,說那兩句共二十九個字的簡介,是「由兩名白種高加索裔美國人撰寫」。難道這兩個美國人是難分難解的連體嬰(Siamese twins)?他又說「English is art, not science」,如果寫錯的英文就是藝術,寫啱的英文就是科學,那香港未免有太多的藝術家和太少的科學家了。

話人英文唔好嗰個,可能真的是三流學者;但三流學者教訓九流作家,還是綽綽有餘。余豈好辯哉,但看見這樣赤裸裸的愚蠢,還是要出手的。

科學家王爾德(因為他只寫啱嘅英文)話齋,我什麼都抵受得住,就是抵受不住誘惑 (I can resist anything but temptation.)。

2011年5月21日

餓鬼道

六道輪迴中天道、修羅道、人道,是為上三趣,畜牲道、餓鬼道、地獄道則為下三趣。
餓鬼道的眾生是胎生,每胎生幾百個小鬼嬰,他們頭大腹漲,長滿濃瘡,餓鬼痛苦,因為莫說食物,連一滴水都喝不到。
他們又分為三大類,即無財、少財和多財。
無財鬼又分炬口 (焰口)、針口與臭口。
炬口者肴饌入口即成火焰;針口者咽喉如針,食不下嚥;臭口者嘴巴潰爛,無法飲食。

投身餓鬼道乃因貪業,我原以為是求不得苦作祟,卻原來是因為餓鬼道最缺乏「他同心」,亦即「同理心」(empathy)。
餓鬼之苦是受幻象所罰。
儘管眼前有白飯一碗,在他們眼內都看成泥沙或糞便,所以便不得溫飽。
打個比方,有些人一生坦途,人生雖非十全十美,但大抵不過不失,可是卻又整天抱怨,到處記恨,自招苦果,把自己與身邊的人拖進火煉活地獄。
陶國璋在《思考的盲點》說道,餓鬼缺乏「他同心」,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的視界又看成了唯一的標準,可是又傾向與他人比較,由於過份自我專注,於是把自我看成世界上最苦命的人,其實這是自我營造的圈套,把一切都看成痛苦和不幸。
所以餓鬼道的生命,無法品嚐食物的甜酸苦辣,只要食物放進口裡就只有無止境的痛苦、飢餓與渴望。
人間之苦,想起來太滑稽,也太可悲,說白了,爭執與痛苦,其實不過是放不下我執,是自戀得忘了他人的苦果。

2011年5月7日

網民戲言炸中聯辦 被判「港版尋釁滋事罪」

《信報》2010年12月17日 紀曉風『網民戲言炸中聯辦 被判「港版尋釁滋事罪」』


先來一則政治正確天氣報告:一股從西環發功的北大人超勁寒流,自今年元旦大遊行起即透過特區當局,誓要將各路示威人士及早趕絕於中聯辦方圓百里之外;連帶一名只在網上戲言要「炸中聯辦」的年輕網民,亦被當局控以「有違公德」,昨日獲「輕判」感化。

中 聯辦愈趨「碰不得」愈教港人受不了,如今可說說戲言也「兇不得、嚇不得」,卻已經是要在港人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等核心價值上動土,叫人想起「香港版尋釁滋 事罪」!有資深大律師坦言,目前相關條例缺乏客觀定罪原則,須及早以成文條例取代,否則彷彿證明,當局是刻意要在一眾網民頭上留住一把刀!
由此路進,難保香港不會出現大規模的文字獄!

此案別具政治色彩

一 切還得先從今次官司講起。話說6月中立法會行將表決政改方案前夕,部分網民拒共抗共情緒熱到沸點,《文匯報》當時就報道,一名網民在「高登」張貼「實力反 抗中共暴政才能救贖中國人」的帖子,揚言要暴力抗爭,又列出汽油彈或燃燒彈等製作方法,只差沒指明要對付的對象。結果,發出有關帖子的網民至今未聞獲當局 追究,惟獨留下一句「我哋要學猶太人炸咗中聯辦」的附和者,三日後就遭警方上門拉人。

其後,當辯方求情強調被告只是一時貪玩後,即遭裁判官謝沈智慧訓斥:「你唔實行啫,唔等於有人見到唔會去學,依家中學生都識整炸彈啦!」惟恐真的有人會突襲這片「西環重地」,要趁早防患於未然,要人講都唔好講。

警 方今次是控告這位網民「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committing and act outraging public decency)。老紀此前也講過,這項罪名過往一直用以控告偷窺女士沖涼、偷拍少女裙底,或是在公眾地方作猥褻行為等,總之就是超越公眾道德底線,令公 眾反感的罪行。

可自05年起,這條罪名開始被用來將網民以言入罪,結果一位網民因講大咗要組織「快閃強姦黨」,被判社會服務令160 小時兼留案底,成為全港首宗案例。到今年3月,另一名網民亦因在網上開帖,揚言「我想整個炸彈炸曾蔭權間屋」和「一萬蚊幫你殺一個人」等,判社服十八個 月,同樣要留案底。

若說以上兩宗案件還帶有鼓吹強姦或謀殺等「超越公眾道德底線」的因素,今次案件則「政治化」得多。裁判官若非顧念被告有病等原因,是否只會輕判感化十二個月,不留案底,殊未可料。

令 問題更複雜的是,這項罪行並不見於《香港法例》任何一條,而是屬於「普通法」範疇,即直接移植自英國早年相類案例,凡律政司認為案件內容屬超越公眾道德底 線,當前又沒適合的法例條文予以起訴,便可悉數抬出這項罪名,交法官按所屬法庭權限及有關罪行可能衍生的後果判刑,判刑年期並沒明確指引界定。換言之,上 述三名網民反過來可能已獲「法外施仁」!

文字獄殺到埋身

但過去一年,中聯辦已搖身一變,成為「現代版九龍城寨」,任何示威者都不能埋身,還得要特區警察必要時出動千軍萬馬,又鐵馬又人鏈又胡椒噴霧。若有示威者堅持走到門外搞大動作,那就任何可用刑事罪名都得用上,就如開香檳誤中中聯辦保安,也要控以普通襲擊罪。
相反,只要事發地點不在中聯辦,就算是去年七一大遊行後,數十青年在政府總部門外花槽集體小便群起「沖擊」,又或是陳巧文今年七一大遊行後爬上政府總部門外紫檀樹上跟警方對峙六小時,也不聞特區政府往後有何追究,就知中聯辦實在「碰不得」!

老紀請教過身為資深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他說,「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等相關條文,已明顯落後於網絡化社會,應及早訂立適當成文法條文取代,否則公眾或以為,當局是有心保留作「網民頭上的一把刀」。

一句到尾,當局此刻就在大玩legal harassment(法律性騷擾),要不分是否網民的八十後,通通不得向中聯辦示威!年深日久,經過大規模的文字獄,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失語」,到時就可「培育」出「沉默的大多數」!

大學生四種姓

《信報》紀曉風 2010年12月28日

金針集 : 大量複製「維園阿哥」

「維園阿哥」任亮憲前日在《城市論壇》結束後,於現場以「曹操都有知心友」的姿態,讀出社民 連女黨員的女兒的慰問話與鼓勵語,固然是「《戀人絮語》番外篇」,但其一再高姿態亮相「發迹地」,則令筆者想起這個社會當前的兩大問題:其一是「向上流 動」,另一是「最弱環節」(weakest link)。簡言之,就是當諸如任亮憲此類的新一代大學畢業生也難以擁有「有前途的」(promising)「上位」機會時,即使社民連從此「玩完」,這 個蜉蝣群落爭相「耕作」政壇這塊「瘦田」,此風,恐怕只會繼續吹。

打從行政長官曾蔭權於05年便義無反顧,一心帶領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開 始,新一代大學畢業生的「種姓制度」,就隱隱然地確立。五年下來,在香港打滾的新一代大學畢業生,基本上可分為「四種姓」:第一種姓叫「半山小貴族」,他 們是於哈耶牛劍MIT等美英頂尖大學畢業的高官巨賈子女;第二種姓叫「留港海歸派」,他們主要是落戶香港的大陸高幹子弟,旁及本地中上家庭的子女,多有美 英名牌大學學位;第三種姓叫「小資高才生」,他們是海外二流大學及本地一級大學(主要指港大及中大)高才生,大多可以在金融這種「邊際收益遞增型產業」中 分到一小杯羹,經濟條件比第四種姓的大學畢業生要好,但「上位」機會卻大大不如「半山小貴族」及「留港海龜派」,而且彷彿注定滯留在「二線頭、一線尾」的 社會階梯上,以致最有動力去改變既定的遊戲規則,或另覓戰場去表現自己,任亮憲以至社民連新一代頭頭都屬於此類;最後,第四種姓叫「摩登孔乙己」,他們是 海外及本地一般大學畢業生,由於香港經濟轉型,以金融這種「資金密集型產業」單天保至尊,突顯出他們是「多餘的人」,儼如魯迅筆下的腐儒孔乙己,而他們雖 然不是主動反抗者,卻是反抗運動的追隨者,例如「反高鐵運動」,他們就是為數最多的中堅分子。

至於「最弱環節」,就是指大部分社會精英都不 會投身的「低回報率、高自由度領域」,這在香港而言,至今主要仍是指政壇(其實至少還有新聞界,離題不贅)。以往,當香港只得兩間大學時,本地大學畢業生 仍是天之驕子,鮮有投身政壇,即使偶有為之,也主要是教師、社工等機會成本偏低的「邊緣精英」。而今問題是,「邊緣精英」基本上包括「小資高才生」和「摩 登孔乙己」,為數之眾,不但足以動搖政壇結構,更能夠改變政治生態,令最弱環節成為火山裂口。

上帝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假如任亮憲該死九次,相信天主絕對不會容許他只死八次。但筆者更想說的是,讓任亮憲爆紅的土壤,恐怕一日比一日肥沃。
事到如今,不妨套用並轉化「長江一號」的經典金句,正是:「死了一個維園阿哥,還有千千萬萬個維園阿哥!」

港警為「維穩」圍捕八十後

《信報》8/3/2011 紀曉風
金針集 : 港警為「維穩」圍捕八十後

上周四,筆者在這裏說:「愈來愈『激』的反政府行為,只會遇上愈來愈『硬』的政府態度。令人憂慮的是,下屆特首無論由誰來做,『鷹派』勢必抬頭,香港的未來彷彿已宿命地陷入亂局。」

想 不到,話不過三日,周日就爆發警方一舉拘捕113名八十後及社民連示威者(部分據稱是「圍觀者」),行動空前,卻肯定並非絕後,而是陸續有來,甚至變本加 厲。由此路進,筆者甚至可以大膽預告,在「穩定壓倒一切」這個特大前提下,如有必要,中共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把展示「穩定」重於「繁榮」,也就是說,中共為 保「政治穩定」,肯定會不惜犧牲「經濟繁榮」。

很多人都以為,政治穩定建基於實行民主(這裏所指的民主,自是英美民主)。這個說法,在精通中外歷史的中共領導眼中,恐怕不值一哂。

必 須承認,為了防止權力腐化,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即使政績再好,其所屬政黨即使多麼的強政勵治,頂多都只能風光十年八載,選民都會選擇另一個政黨的另一個領導 人。其中,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在亡國邊緣拯救大不列顛的邱吉爾。1940年,他臨危受命出任英國首相,但1945年卻在德國正式投降前兩個月被迫下台。
相反,威權統治者以至獨裁君主,則往往都可以在位三四十年,而且不是「壽終正寢極盡榮哀」,就是「優哉游哉流亡海外」。當中,近例就有隻手捏緊埃及三十年的長命總統穆巴拉克,以及單腳踩實利比亞四十二年的軍事強人卡達菲。

關 鍵,顯然在於「遊戲規則」。通過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必須討好數以百萬、千萬計(若在中國大陸來說更會是數以億萬計)的選民,否則就會在下次大選遭唾棄;而獨 裁者或威權統治者則只須收買數十、數百以至頂多數千個親信隨從,叫他們賣命,進行層壓式統治(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

你說,哪種「管治模式」更能保持政治穩定?

講多無謂,大家倒不如花多些少時間做好心理準備,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警察社會」鐵血登場吧!

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信報》2011年3月10日
練乙錚

(前略)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 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 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 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裏專責政 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 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 「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 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 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 「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 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 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 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 平而論,前周公布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 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 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着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 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 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周申請 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 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周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 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 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 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 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 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 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 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 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 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 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

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 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 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 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食花生」嘲罵災後日人 網民露底愈趨憤青化

《信報》
2011年3月14日
紀曉風

「食花生」嘲罵災後日人 網民露底愈趨憤青化

日本慘遭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黎克特制九級大地震與海嘯蹂躪,香港少數網民不止未有惻隱之心,反過來還幸災樂禍;日人「抵死」、「不該幫」之論,連日不斷出現在各大網上討論區,更上綱上線至中日之間的歷史仇恨,證明自己所說合情合理。

查 實,本港近日已有愈來愈多網民,繼「蝗蟲論」後再合演今次「大作」,又一次真人模仿他們原本最看不起的內地「憤青」。有「八十後」文化評論員直斥,這些網 民根本是以「食花生」心態,「消費」日本人的痛苦,令人更擔心這些人的公民質素。而這些人中,不少正是當權者「恨不得,更要愛」的「八十後」、「九十 後」。

一窩蜂詛咒遊日港男
一切還要從一篇網上貼文開始。話說日本大地震後,有電視台訪問一名仍準備出發往日本旅遊的「港男」,問到他堅持往日本,萬一再遇嚴重地震海嘯等天災時,可如何應付。這名港男以半說笑的口吻答道:「屆時香港政府會派包機來幫我們」。

港 男此言一出,網上「香港討論區」前日下午約一時半,即出現貼文炮轟。貼文貼出未足三十六小時,便有逾九千名網民點擊,近二百個留言。部分網民狠批之 「激」,竟至詛咒這名港男,屆時是由當局派機到日本「收屍」,甚至遭海嘯沖出大海,連屍體也尋不回。更有網民煽動要發起「人肉搜尋」,將這名港男大「起 底」。

只是老紀看足幾版網民的留言,還是看不到他們批評該港男之所以然,徒剩情緒發洩多於一切;最後才間中有人點出:「呢種人超不負責任」,「如果佢自己為自己嘅行為負責,我覺得冇問題,但係佢咁講……香港嘅公民教育,一定出咗問題,同日本比,仲爭幾個世代!」
如此港男,固然「抵鬧」;但「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講到香港公民教育,講到日本人,部分網民的公民質素,在下文就真的完全「露底」。

同樣是香港討論區,前晚約八時半,出現另一篇貼文,題為《香港人在這次事件完全表顯出何等低的素質》,彷彿是要評點港人的公民質素。貼文貼出僅約二十四小時,到昨晚點擊已超過九千,回覆網民更直逼四百,較上文還多。

惟老紀一看內文,卻不是想像中的一回事:「如今一堆哈日族,崇洋狗紛紛向日本搖頭擺尾,為何他們如此快就忘記了歷史傷痕,在扮清高偉大?可憐這班(日本)人?對敵人仁慈,等於毀滅自己」。

貼文雖招來不少批評,但不時也見附和之論:「因為(日本侵華暴行)唔係發生喺佢地(現今一代中國人及香港人)身上,如果係中國同香港,發生啲咁嘅嘢會點?可能日本唔會幫手不特止,仲趁火打劫。」
有網民亦指,「日本人係好愛國,好團結,但對其他人好冷漠,所以佢哋一直想獨立地自行處理晒任何嘢。對佢哋嚟講,要人哋幫其實係一種侮辱。換轉係其他國家發生啲咁嘅事,日本人基本上係無動於中」。
以上三種說法,如結合日本當年侵華暴行獨立來看,其情可憫;但若以這些觀點,得出「這一代日本人遇上今次大地震是活該」的結論,就怎也說不過去。
老紀毋須班門弄斧,只引述其中一名網民的回應:「我個人對日本無任何好感,但我絕對唔會對人哋嘅天災人禍,有任何抵死報應嘅感覺;因為如果我有咁嘅心態,就同當年屠殺我哋中國人嘅日本狗一樣,毫無惻隱之心。」

最少3萬中國人住災區

何況,今次日本大地震,死傷及失蹤人數勢必數以千計,當中除日本人外,本港入境處至少已接獲近四百宗跟當地港人失去聯絡的求助,內地當局亦未能跟至少四十名留學生取得聯絡。
仙台所在的宮城縣,現正居住逾三萬中國人;這一地方是近代中國愛國文學家魯迅年輕時留學過的地方,有份塑造他的思想體系。

查實,近來部分本地網民漸趨「憤青化」,情況已足以令港人憂心。數最經典的,自是最近當局應否一視同仁向新來港人士同樣每人派錢6000元的議題,令他們的情緒瞬間爆發,「蝗蟲論」一時間再度熱爆網路,以至有人在網上推出改編歌《蝗蟲天下》。

港 人面對新一代出現如此潛在深層危機,老紀請教文化評論員陳景輝。他坦言,網民慣於「旁觀他人的痛苦」,抱「食花生」的心態,「消費」、「享受」從網路社會 看到的局部影像後,便以本身僅有的知識片面攻擊,批評新來港人士如是,批評跟警方衝擊的年輕示威者如是,現在連日本大地震也如是,總之一不合意就炮轟。

如此質素的網民,在香港正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年輕。

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

《信報》2010年6月8日
陳雲 「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

(前略)

以上的都是戲言。正經的話,是要討論何謂政治中立。回歸
之後,港府公務員自認政治中立,警察號稱政治中立,現在連大學校方都說政治中立了。值得花點篇章,釐清一下。

中立之詞,有古今兩義。古文之中立,是中正獨立,遇強權橫逆而不改其志之意。《中庸》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段是孔子論剛強之義:「君子立於正義而不動搖,正是剛強之貌啊!」依孔子之教,每年維園悼念六四的香港市民,是中立之士。

今義之中立,是英文neutral、indifferent、impartial、non-partisan等詞的籠統漢譯。政治上的中立,詞源是政治中立國。大戰期間,政治中立國可免捲入戰火。政治中立是不關我事,不介入紛爭,各不理會,也不做事。然則,二次大戰之後,此義有所引申,不介入敵對紛爭而做事,執行人道或專業任務的,也叫政治中立,如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國際紅十字會、戰地採訪記者等。

民主政府內的常規編制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或非黨派(non-partisan)的,不受執政黨的黨內路線左右,也不須服從脫離憲法的指令;執法人員的權力受到法律約束,也有權不執行上級違背法律和部門常規的指令,也是政治中立(neutral)的;司法人員的判斷必須、而且只是秉持法理和公義,是大公無私(impartial)的、中立不偏(indifferent)的。

「六四」令人無法政治中立

中大校方的「學校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於六月二日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謂「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因此決定不接受學生會會長提出安放民主女神像的申請。中大校方是否政治中立,政治中立在這種政治場合是否適用呢?

批評校方的言論,有說校方帶有政治眼光去思考問題,完全違反政治中立的(梁文道),也有說「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安徒)」。兩種論調都屬於丐題法(begging the question),是循環論證。判斷安放神像是否違反政治中立,確是需要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斷的,然而這是必須的判斷,不能因此而質疑此種判斷因涉及政治而反對其執行

然而,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不論校方或論者,都假設處置民主女神像,有政治中立的原則可循。實則是不適用。面對六四屠殺或憲政民主,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大學當權的教授都是知情之人,視乎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能夠如何中立而不表示意見呢?他們平日有權沉默,但逼得要表示意見的時候,他們如何可以中立呢?

至於民主女神手持之書,寫上的普世價值,freedom(自由)、democracy(民主)、 justice(公義)及human rights(人權),即使極權政府會反對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斷不會口頭上反對公義吧?大學當局不是常規公務員、不是維和部隊或紅十字會,在重大的國內政治事件(六四民運)和國際人道災難(政府屠殺平民)之上,大學當局被推出前台,被逼要發表意見的時候,試問如何保持中立?

至於大學當局恐懼中大會變成政治雕塑園,則實屬過慮。今日中共已丟失政治信仰,不會有人向中大贈送毛澤東或雷鋒塑像的了。

不可抗拒的政治大禮

中大當局的立場,就如某些區議會審議焚化爐或骨灰龕的立場,NIMBY(別在我的後園)而已。然則,港大已捱了義氣,接收了國殤之柱,中大還可拒絕神像麼?笨蛋!民主女神像是無可抗拒的政治藝術品啊!難道不顧自己的排名,讓予理工或嶺南麼?給你,是賞臉啊!有如北京贈送的回歸紀念碑和金紫荊花座,不論美醜,香港特區政府都得鞠躬笑納的。

既來之,則安之。大大方方接收,堂堂正正展示,這是中大校方唯一的選擇,根本不需開會商議的。需要開會從詳計議的,是如何利用女神像鄰近鐵路之便,溫馨提示北京一下,中大將來的拓展計劃,需要怎麼樣的方便,來個義利兼行,令錢穆和唐君毅諸公也自嘆不如。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信報》2010年7月6日,陳雲「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 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 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 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 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 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 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 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 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 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 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 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 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 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 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 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 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 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 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 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 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 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 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 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 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 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 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 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 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 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 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 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保衞大粵語

《信報》
2010年7月20日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 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 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 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 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 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 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 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 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 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 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 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 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 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 「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 「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 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 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 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 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 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 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 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 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 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 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 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 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 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 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註:保衞粵語事大,快樂抗爭容後再談
文化評論人

六四包袱

「由於六四是影響香港人心靈的大事,
北京的中共、香港的土共乃至一些政治投機的和事佬,
不時都勸香港人放下六四的「包袱」。

包袱一詞,被中共和土共用得久了,
有了貶義,是精神負累、思想障礙之意,要完成思想改造,
成為與共黨同路的新人物,必須卸去自己的舊包袱,輕身上陣。」

「假如六四是包袱,
裏面裝的就是良知、智慧與勇敢,
是支持香港人共同遠行的精神資糧。
包袱好得很,怎會是壞東西?」

「回歸之後,土共不斷灌輸「鎮壓有益」論、「六四包袱」論。
中共鎮壓民運有益,換來二十年繁榮之說,犯了簡單的邏輯謬誤:
乙事在甲事之後,並不意味乙事由甲 事而致,邏輯學稱此謬誤為「後此」謬誤
......英文翻譯為 false cause、coincidental correlation或 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
乃邏輯推理之入門知識。

血腥鎮壓之後,經歷幾年跌蕩,大陸重回繁榮,是因為頗多巧合因素:
當時世界信貸膨脹,歐美消費旺盛,國際熱錢 四處流動,
中共管制民權,堅守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推動經濟的既定國策,
便利了全球化的投資與剝削,以極高的效率驅策工農服侍國內外的奴隸主,
持續以超低廉的價格向世界傾銷貨物,營 造高增長、低通脹的詭異格局,
中國經濟增長的氣勢即使被六四鎮壓打斷,也很快恢復過來。
這是即使鎮壓也無礙繁榮(in spite of suppression)而不是因鎮壓而繁榮(because of suppression) 的簡單道理。

「包袱是好東西,藏的是遠行必需品。
包袱是資糧,不是負累。
正因為六四是包袱,
正義的香港人要不斷檢查包袱,補充損耗,更新內容,薪火相傳,
拒絕忘記,以壯大隊伍,裝備國人共同的精神遠行。」


陳雲<包袱>,《信報》(2009.6.4)

「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亞洲周刊》(2009年10月4日)
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來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學教授,受邀到中國進行一年的學術交流。迎接他的是一個熾熱的夏天,他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前熱烈,人們對於政府和文化傳統的批評超出想像的尖銳。

兩 種傾向讓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觀四處蔓延,人們覺得這個國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藥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傷痕文學為開端的思想解放,如今發展成一種深度 的絕望。當毛澤東時代的災難被越來越多的揭露出來時,當人們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時,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解放」,人們反而覺得身陷囹 圄。對現實政治的批評,都不足以能緩解這種焦慮,而有必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區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劃下的邊界線。

另一種印象來自於普遍的憂患意識。林培瑞發現,在每次餐桌上、閒談裏,對中國的憂慮總是佔據談話的中心。人們談論中國歷史、未來的可能性,儘管言辭中透著幻滅,但人們還是偏執狂式的談論。

這些夜談,在一年後的夏天徹底結束了,一場鎮壓終結一切。而林培瑞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北京夜話》,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表達,來呈現他們對於社會、國家和自我的態度。

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偶爾發現它。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書中的氣氛卻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識分子早已淪為社會的邊緣力量,沒人再關心他們的談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沒有興趣談論,當年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早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狂歡、冷感和嘲諷。

整 個國家的情緒也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二十年前,人們擔心中國要被開除「球籍」,「黃土文明」抵不過「藍色文明」,而現在談論的則是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中國 文化輸出世界。自我質疑的聲音,成為公共生活的異類。一種新的選擇已經形成,知識分子要麼加入國家工程,領取大筆的津貼,對這個制度進行讚賞和沉默的合 作;要麼成為邊緣分子,缺乏承認,讓自己變得偏激憤怒。

在這個政體迎來六十週年慶祝之時,你發現一種淺薄的自我慶祝的氣氛大行其道。整個 社會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哪怕是輕微的反思。難道四九年的勝利,不是建立在一場可怕的內戰之上的嗎?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機之後才被 迫開始的嗎?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態災難之上的嗎?……只有對代價和問題的漠視,自我慶祝才可能更加酣暢淋漓。只有對個人價值的 極端忽略,才會對國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這種自滿氣氛,與整個社會的批評機制的消失關係密切。沒有人在社會狂迷之時潑冷水,潑出的冷水又自動被悤大的烘乾機所蒸發。而在這背後,又緣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衰敗。他們不再願意充當社會冷靜的審查者和大聲的疾呼者。

但是,這並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場景,知識分子二十年來改變是戲劇性的,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找到自身的獨特價值,沒有建立起悤大的自我。

二 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令一個美國學者驚訝。是因為在一個學術如此細分的西方世界,知識分子間再難有如此一致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憂患意識背後,除 去因為中國社會仍面臨著一些根本的挑戰,也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權力的習慣性迷戀。從科舉年代到社會主義的國有體制,知識分子一直未能創造一個獨立 的思想與知識世界,也未能創造一種對純粹的思想和知識信念。知識與思想,總是在尋求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倘若未能如願,一代代人則陷入哀嘆。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過去二十年的知識氣氛緣何發生如此戲劇性的逆轉。知識分子們似乎憂心忡忡,但迅速變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還在為廣場哭泣的人,明天就開始擔心自己的綠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熱情與私人焦慮之間,似乎毫無障礙。

國 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縱則更為致命。這種放縱既有道德立場,也包括知識貢獻。即使我們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也本 應醞釀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為一個鬥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張,但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研究和表達,來完成對中國社 會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評政治,卻可以幫助塑造一種更豐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們只看到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停滯與衰敗。

這一切 似乎都與知識分子自我缺失關係密切,我們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價值與使命。所以在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是如何輕易的被錯誤的信念所吸引,然後在倍 受折磨之後,只宣稱自己是個受害者,而毫無自我反省的慾望與能力。我不能將之誇張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yt&Path=2240658332/39yt.cfm

庸眾的勝利 .許知遠

庸眾的勝利 .許知遠
韓寒說出一些聰明話,時代神經就震顫不已,這是庸眾的勝利或民族的失敗。
------------------------------------------------------------------------------------------

大約三十年前,當法國學生們被問道,誰是他們最仰慕的公眾人物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老年薩特,而是米歇爾.科盧奇——一位電視喜劇演員,以嘲諷和出言不遜著 稱。

時代的風尚轉變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改變世界的願望,讓位於七十年代的幻滅與狹隘的個人主義。嘲諷成了時代的情緒,人們在乎的是 姿態,而不是內容。

此刻的中國,人人都在談論韓寒。他像是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惘的時代的最後救命稻草。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說他頭腦清 醒,媒體歡呼他是「青年領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覺得他不僅很酷,還有思想。最近,韓寒被《時代》週刊評選為一百位影響世界的人物,零八憲章起草者、 並為此付出十一年牢獄之災的劉曉波倒是落選了。

沒人能否認韓寒的魅力。他能把賽車冠軍、暢銷書作家、叛逆小子和即興諷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結 合,並能在種種誘惑面前保持警惕,況且他才二十七歲。人們尤其著迷於最後一點,他在自己全球瀏覽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諷這社會中的種種愚蠢和不公——它們絕 大多數與這個越來越膨脹和傲慢的官僚系統相關。有些時候,他不僅嘲諷,還期待創造意義,儘管他還不清楚這意義到底是什麼。

作為一個青年 人,這似乎已經足了,他必定是我們時代最可愛、最聰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認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個令他本人都尷尬的位置——他要成為 這個時代的英雄,象徵著思想的力量,象徵著對權力的反抗。

但這不是韓寒,人們越是把他推向這個位置,越暴露出這個時代、這些高聲吶喊者的 愚蠢、脆弱與怯懦。在某種意義上,韓寒的勝利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這個正在興起的庸眾時代的勝利。

是的,你可以說每個傑出人物必然與他 身處的時代相關聯,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名聲和有影響力越來越與個人的品質、才能與成就無關。在西方,這是個Paris Hilton和蘇珊大媽的年代——她因為有名而有名,因為不怕出醜而有名。在中國,這是個李宇春與小瀋陽的年代——人們因她小小的個性,或是他的自我貶 損,而把票投給他們。

韓寒與他們不同,卻也是被同樣一種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這個時代明星文化與成功文化的產物,也符合這個時代所推 崇的業餘精神——賽車、寫作、表演,你都要會一點;他還下意識響應了日趨悤烈的反智傾向,他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 不知道的知識;還有他嘲諷式的挑釁姿態,顯得如此機智,他還熟知挑戰的分寸,絕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

於 是談論韓寒,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機智、還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反抗,同時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 的代價,也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這個社會最美妙的消費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嗎?用劉曉波來比較韓寒,既不恰當也不公平。但是,公 眾對兩者的態度,卻恰好不過的映襯了這個時代的特徵。人們不談論劉曉波,是因為他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公共話語空間,也因為這有點危險。但集體性地沉默與忽視 也在表明,其實我們對於真正的自由與反抗毫無興趣,甚至心生恐懼。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不僅要反抗,而且有明確的主張。這需要智力與情感上的成熟,並 願意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對於韓寒的熱烈推崇,是整個社會拒絕付出代價的標誌。當我們沉浸於隻言片語的嘲諷時,一定誤以為自己已消解了 這可惡的權力體制,其實一點沒變,嘲諷只是為上面裹了一層糖衣,但我們進行自我麻醉,還將此視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們或許也覺得,韓寒也 不需要為行動承擔任何後果,他可以進行象徵性、邊緣性的反抗了,然後還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場進行一次購物。韓寒成了所有人的藉口,人們借著他撒嬌,賣弄自 己那可憐的「小心思」。

但公眾必定為這種愚蠢和怯懦付出代價。既然他們對於真正的成就缺乏興趣,不去讚嘆那些卓絕的道德勇氣,不去準備接 納真正的思想,他們就只能在這個爛泥塘中繼續打轉,相互抱怨、相互麻痺。因為這庸眾的數量是如此的巨大,他們還會產生這樣的錯覺——中國已經影響世界。中 國的確影響了世界,但它只是數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 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亞洲週刊 (2010/05/16)

2011年5月4日

街頭塗鴉反社會 維護顛覆藝術

《信報》占飛 2011年5月4日

去年的反高鐵,催生了苦行作為抗議的行為藝術;今年的艾未未事件,就出了個塗鴉少女,掀起一 片塗鴉熱。警方出動重案組應付,然而所謂「進步」的輿論會說:塗鴉可以是藝術,應予寬容,就像寬容無牌的雞蛋仔伯伯一般;只怕接着就謂:不如像台灣般搞個 塗鴉園,讓喜歡塗鴉的人自由塗鴉,這樣就兩全其美了。

他們究竟明白不明白:塗鴉派中固然有些是為了表達自我,例如在公廁門上寫粗言穢語,或 旅遊景點的「阿明愛阿珍」以及「大麻成到此一遊」之類;但更多是具顛覆性的。假若說「俠以武犯禁」,那塗鴉便是「以藝犯禁」。不犯禁,那幹嗎要塗鴉?當 年,曾灶財四處塗鴉,不是旨在表演他的書法藝術,也不旨在博人欣賞,買來收藏,或放在博物館殿堂供奉。曾灶財塗鴉是抗議英國霸佔了他的「國土」,並以此來 宣示主權啊!七十年代,紐約曾爆發一場塗鴉與反塗鴉之戰,少數族裔正是利用塗鴉來宣示他們才是社區的主人,不是市政府。結果塗鴉派贏了,紐約得以成為塗鴉 大城。

資本社會令情感疏離

還記得1968年巴黎學生造反,據說就是由一群「處境派」發動的。那時候的巴黎街 頭,特別是左岸,滿是文革式大字報、塗鴉噴畫及標語:最著名的有浦魯東的「財產是盜竊」(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及「沉悶是反革命」(L'ennui est contre-révolutionnaire),諸如此類。
「處境派」認為,在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傳媒及各種藝術媒介把人類的種種真摯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從生活中「割離」(或「異化」)成為商品,並且放大、誇張,濃妝艷抹成 為「奇觀」(spectacle),人們要通過消費─看電視、電影、繪畫,或聆聽音樂、廣播、或閱讀報紙、雜誌─才能接觸到本來應在他們生活中發生的情 感。
顛覆性的塗鴉,第一個性質就是反商品化。它塗在牆上、地上、地鐵車廂、貨櫃車上,誰都可以去看,不用收費,不能收藏,當然沒有商品的性質。
偏偏許多維護塗鴉的人士卻不斷強調,塗鴉是藝術,可以登堂入室成為博物館的展品,甚至在拍賣場上有價,所以政府及建制應包容及接受塗鴉。反過來說,那些公廁門上的粗言,諸如「到此一遊」,因不是藝術,破壞市容,應該加以取締。
殊不知這就扼殺了塗鴉最重要的本質─不論好壞,塗鴉都是反商品化的創意表達。真正的塗鴉不是為藝術市場服務,更不是讓拍賣所賺錢的工具。一旦淪為商品,便失去顛覆性的意義了!

不求塗鴉成藝術品

就 算把塗鴉放入博物館,進內才能觀看,其實已經是反塗鴉的行為。藝術品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是個人個性的表達;所以藝術要講作者,要具名,偏偏真正的塗鴉大多 是匿名的。塗鴉的「主題」是作品的內容及訊息,而不是作品與作者的關係,反正塗鴉從不追求天長地久。創作者明知塗鴉很快被清潔掉,但它旨在「喚醒」群眾, 不是旨在成為藝術商品,或被製成「標本」放在博物館供人膜拜。
若要成為商品,為什麼不在畫布上噴畫,而要違反法律,甘冒罰款、坐牢之險?皆 因真正的塗鴉必然反對私有產權。沒有私有產權,就沒有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空間不是成為某人、某公司的私有財產,就是政府擁有。沒有私產的人, 是沒有公共空間的。塗鴉,按照法律,是「刑事毀壞」,大部分大城市都禁止,因這違反私有產權制度。由此可見,真正的塗鴉一定是顛覆性的。一個社會容不下塗 鴉,即是容不下顛覆的藝術,藝術自由有限。如是我信。

2011年5月3日

邏輯混亂的Dinezz─回應《通識題:誰投訴雞蛋仔阿伯》


Dinezz在《通識題:誰投訴蛋仔阿伯》中最大的論點就是「這麼多人支持一位犯法的人去犯法,意圖將犯法變成合法,Dinezz只是覺得很可怕」,亦即雞蛋仔阿伯犯法在先,如此遭遇是咎由自取。然而法律永遠也追不上社會的變化,香港仍然保留不少殖民時代的荒謬法例,比如襲警很容易,你甚至不需要觸碰警察的指頭,只要意圖阻撓就已經「襲警」[1];在地鐵說粗言穢語會遭到檢控等等。質疑法律條例不等於質疑法治,因為如果像Dinezz那樣迷信所謂的「法治精神」,而不去反駁有漏洞又不合時宜的法律,反而削弱了法治之光環。

 
姑勿論小販管理隊是否選擇性執法,是否因為伯伯比年輕小販更「好恰」而十日三票控,近年小販管理隊的執法不時引起公眾譁然,卻是不爭的事實。自06年起,他們最少8次的執法引起爭議,比如06年在天水圍追捕一名賣中藥的小販時,對方逃跑入明渠,結果遇溺死亡,圍觀街坊指販管隊人員見小販遇溺仍視若無睹、見死不救[2]

 
食環處的規模僅次警隊,是政府編制內第二最大的部門,單是小販管理隊已有2200人,但全港現今只有大概1900個無牌小販, 名副其實「兵多過賊」,為何「人才鼎盛」亦落得如此下場?原來小販管理隊過去隸屬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由於均有代表當區議員,他們接獲小販問題投訴才 責成其採取行動,故往往能解決市民不滿,但隨着兩局被殺,事務隊工作受食環處管理,公務員思維因循,遂變成行政主導和依賴人員巡邏,自然與民情出現落差[3]

 
食環處轄下的小販管理隊問題多多,雖然不能因此而斷定伯伯不應有罪,但卻反映其處理無牌小販之問題確實有待商榷。
再說,根據Dinezz的邏輯,如果阿伯擺賣臭豆腐榴槤等物,影響了別人的生活及生意,他就應該被罰。但問題是,炭燒雞蛋仔那裡影響到別人了?還是小小的木板車阻礙了道路?另外,Dinezz建議支持者可以為伯伯籌錢搬入店舖 (希望我沒有理解錯),可謂捉錯用神。引用網上的言論,這次很多年輕人反對,正是因為不滿地產霸權造成香港租金昂貴,而且獅子山下精神成功的條件,在於寬鬆的環境,「從前香港人貧苦,可以靠一雙手創造未來,是因為很多事殖民地政府是隻眼開隻眼閉,他們不會趕絕小販,只會將之控制在某一個範圍內,奉行的原則是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凡事可控制),而不是某些蠢政府的control everything(控制所有)」。
  最後,我明白不應因人廢言,但我留意Dinezz的好些文章邏輯混亂,亦常以偏概全,他聲稱自己「都係做新聞」,實在令人驚訝。他回應《通識題:誰投訴雞蛋仔阿伯》時,說「正常人讓人拉3次也知驚吧……為何阿伯明知被人拉都要開檔呢??那豈不是擺明要挑戰法津嗎……他的生活真是這麼慘嗎??他一個月被人拉了這麼多次……每次又需花一二千元重新購置搵食工具,……仍可以生活,其實這位阿伯的收入是不錯的。說到這裡,希望大家明白阿伯是有責任。至少阿伯很意氣用事。」這是顛倒因果的邏輯。克林頓在92年競選總統期間的名言:「It’s the economy, stupid! (傻瓜,經濟才是關鍵啊!)」。伯伯只能住在木屋斗室,正因為多次被奪去謀生工具 (加上罰款),即使面對「走鬼」的風險和壓力,也不得不盡快「開檔」賺錢,it’s the poverty, stupid! (傻瓜,貧窮才是關鍵啊!)
以上評論純粹以事論事,還望指教。
P.S. Dinezz曾說支持伯伯的乃因為受傳媒煽動,無可否應,香港的「大報」都喜用小報的煽情手法,在此建議Dinezz可多看高素質的報紙,比如《信報》,其評論中肯且深刻,望能入Dinezz的法眼。



[1] 《侵害人身罪條例》36b: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2] 《信報》2010413,紀曉風「獨眼新聞」
[3] 《信報》2010412,紀曉風「獨眼新聞」

V系顏飯何罪之有?


NEO VISUAL[1]The GazettEFANS說,希望你們出道以後可否別太商業化,主音RUKI回應道:「這是一條愚蠢的問題。」視覺系(Visual Kei,以下簡稱V)是以外觀而非音樂性質而界定的音樂類別。而「顏飯 (fans)」則泛指只欣賞V系樂隊某團員外表的粉絲(fans),對樂隊的音樂不甚了解,或只因某團團員的網誌很有趣等膚淺的原因,就說自己喜歡那樂隊。顏飯是個貶義詞,是「膚淺」和「白痴」的同義詞,多數被其他飯鄙視、蔑視、歧視。但問題是V系本來就是以「外型」界定,指責他人為「顏飯」,其實只是搶佔道德高地罷了。

顏飯為人垢病,亦因為他們會自戀地大聲疾呼「XXX是我的老公」,大多類V系飯討厭的「偶像」,因為他們「庸俗」、「諂媚」、「販賣擬似戀愛的感覺」。可是即使V系飯不想承認也好,V系藝人亦是「偶像」,只要建立了「偶像」與「飯」的關係,則無疑或多或少有販賣感情的成份。在很多日本的fans網頁都會有一樣叫「夢小說」的fans friction。夢小說的開端會讓讀者先輸入自己的名字,然後讀者就會成為小說中的女主角,和V系樂隊的團員發生戀情。而且在fans letter上飯會把自己的貼紙相(プリクラ)貼上,有些也會附上自己的手機號碼或手機電郵地址,希望團員與自己發生戀情。V系雜誌上也會出現「喜歡的女性類型」、「初戀的經驗」等等的對答。即使是「資深的」飯,都有不少樂於購買擬似戀愛的感覺,在這個層面上,其實與顏飯分別不大。

另外,有人會反駁V系不同偶像,因為他們會自己作曲等等,是實力派云云。所謂的「偶像」,其實也只是販賣一種形象,透過不同媒體平台建立身份內容,比如透過電視劇、綜藝節目等增加好感度,就像J (Johnny's /尊尼)的一眾偶像。而V系亦以LIVEinstore event、音樂雜誌和音源作為主要的媒體平台,展現他們的個性。V系與尊尼系之異,在於V系吸納了一些喜歡「獨特的」、「有異於主流的」受眾,但本質上亦一樣販賣建構出來的「形象」。

有不少人批評現在的V系變質了,比起X-JAPAN或九十年代的V系,他們只重外貌形式,只為討好樂迷,迷失了方向,所以更容易吸引「顏飯」。PS COMPANY是著名V系經理人公司,旗下樂隊The Gazette及Alice Nine穩佔NEO V系中的一線位置,女社長尾崎因為原本也是追隨V系的樂迷,所以善於利用刺激高中女生購買欲的市場策略,如特別著重樂隊的官方網頁,製作精美,針對十代至二十代的少女市場,亦會發售樂隊隊員的寫真、短期連續發售唱片、以不同的封面把唱片包裝A盤和B盤售賣、讓旗下樂隊聯手合辦巡迴演唱會等。在制度上 (如經理人公司更具規模、銷售策略更成熟) V系的確是商業化了,可是這也不盡是壞事,因為這令V系工業更加系統化,增加V系的市場佔有率和生存的空間,九十年代DIR EN GREY打入了ORICON十大已是不得了的大事,但現在打入ORICON十大的V系樂隊已不是什麼大新聞。

縱然V系仍然是次文化,但市場的餅確實做大了,所謂「討厭顏飯」等等的命題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相信V系藝人確實在努力取得各方面的平衡,但畢竟他們背後的是整個音樂工業,不是樂隊自己說了算。而且FANS希望VBAND「不要商業化」,稍有變化就罵他們「變得庸俗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市場的緊箍咒?正如RUKI所說,這些的確是「一條愚蠢的問題。」


[1] NEO V系指2004左右嶄露頭角,開始在唱片榜上活躍的V系樂隊,他們受著90年代的V系的旋風影響而誕生,成為次世代的V系樂隊,比如The GazetteSidNightmare等等。

2011年5月1日

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五期 (2010/6/27),許煜「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政 改在意義上是一個關乎「民主」的問題,在論述上卻變成一個「執行」上的問題,這兩方面不只不融合,且存在內在的矛盾。將「民主」簡化為「執行」,正容許政 改支持者可大條道理提出若不通過便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這個簡化或歸納的過程,並不僅是在時間上將歷史進程視為線性,也即物理上的「踏出一步」對應時間 的前進;而是將民主扭曲成為「威權政治」的產物。這個簡化過程有兩個歷史意義﹕第一是香港自九七以來旗織鮮明的「民主」概念徹底崩潰,同時一個新的、進步的「民主」概念也隨之明朗化;第二是「威權資本主義」將在政改通過後成為香港當前的管治論述,而「民主」的進程將被無限期押後。在筆者執筆時,民主黨已放棄普選作為和中央談判這階段政改方案的底線,這不單印證第一個意義,而且在第二個意義上以其本身的歷史地位將威權資本主義的危險性中和化以及合法化。

我 們必須明白這兩個雙層縛結的效果是同時存在的。而我在這裏想指出的是兩者在歷史上如何重疊,而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個執行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意識 形態上的問題,也即是威權資本主義在香港發展。也只有今天,意識形態真正進入香港的政治語言。威權資本主義和當前歐美的民主資本主義最大的分別在於,它是 一種極端的務實主義,它通過操控重要的政策來締造一個容許自我管治的客觀環境,然而這個自我管治的基礎不是民主,而是威權。自我管治裏,所有協商的過程都 是已被程式化的、限制化的「民主」。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以及現在的中國和俄羅斯。

鄧小平基於新加坡威權主義發展出來的 「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以發展和務實為主,同時也是如中國學者汪暉所說的「去理論化」及「去政治化」的過程。毛澤東時代以理論辯爭帶動政治的做法(姑 且勿論毛是否主導思想),在改革開放後幾乎消失,威權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唯一的理論框架。去理論化的後果,不單構成了單向的發展,而且是理論上的幼稚,我們 可以回想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美國接受電視訪問時,強調威權資本主義不會發生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正如今天的特區政府的威權資本主義不會影響民主進程一樣。 而威權資本主義移殖到特區政府,首先是出現在基本法上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成了香港五十年的宿命,就算想向左轉也不 能。問題是中央政府口中的香港資本主義到底是甚? 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在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根本沒有其他的選擇。零八年金融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已經無法延續,而凱恩斯主義無法被重新啟用,特區政府在無 法向左轉時,威權資本主義成了「中港融合」的一個重要基礎,也即是同一個政治(府)和經濟結合的架構,於是威權資本主義並不是香港邁向民主的過渡期,而是香港回歸十二年來的成果。而這個威權資本主義在排除自由市場以及實現和諧社會的同時,必須和治港富商及特權階級進行新一輪協商,也即是更多的利益輸送(如今天的中國)。

香 港多年的民主運動劃分出來的泛民和建制派對立,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自行瓦解。瓦解的原因固然是一向以來民主並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前 提下,它在表面上保持其純潔,內裏卻充斥著矛盾,零七年特首曾蔭權在電台訪問裏指出人民掌握權力對於管治的威脅,「管治」和「民主」必定是相違背的,這即 是法國哲學家洪席耶所說的「民主的憎恨」;同時也是香港近十多年來去理論化和去政治化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表徵便是政治淪為「化妝」,學術變成傳媒的附 屬品, 政治成了純粹的「論述」。結果泛民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破裂成兩組,一組是滿口「民主理論」但靈魂卻是徹底去理論化、去政治化,對威權資本主義抱有極大 希望(或者投機)的政客、學者,以為威權是民主之路;另一組是以八十後為主的新民主運動,這個新民主運動的重點並不僅是要普選,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對馬克思 的「異化」概念的批判,而這個「異化」的過程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獅子山精神消亡之後已無法掩飾,而繼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更為明顯化。在官商勾 結的情況下,人的存在無異於生產力、購買力,以及一連串的統計數字。反高鐵的「反功能組別」以及其同義字「反官商勾結」正是指向同一個目標。

政改是不是「向前」邁進了一步?是,不過那不是民主,而是作為歷史發展結果之一的威權主義。爭取普選是唯一對抗威權主義發展的方法。這 一步就算是一個緩衝,也只是沒有意義的等待。因為香港面對的,也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威權主義和民主的對立。今天香港的局面是歷史的雙重 束縛的效果,威權資本主義對民主構成威脅,同時又將民主概念清晰化, 如果威權主義以發展和穩定作為其政治語言,抗爭者必須將這種語言重新理論化、政治化。政改的口號叫「起錨」,英文是act now,「民主」要把握的便是將這個now(現在)的政治化。

做好這份工暴露香港弱點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八期(2009/3/1),許煜「做好這份工暴露香港弱點」

前 兩個月和教我太極拳的師傅飲茶,說起特區政府,他突然告訴我:「我雖然不懂政治,但只靠常識也知道這句口號有問題,中國人期望父母官而不是打工仔。」如果 我現在才批評曾特首當年參選時的口號,似乎為期太晚。但如果分析這個句子,我們便會發現這個缺點,和前兩篇文章提及的其實相輔相成。

「做 好這份工」其實是抽象出來的代表(representation),很明顯是深受那些整天講「爐邊談話」和「布殊牛仔裝束」等公關技倆的「化妝師」的影 響,結果便跑出這半唐番的東西 (現在我們又可以再想想我上一篇文 章提過的這種半唐番的理性了),以為「打工仔」便是全民的代表,「做好這份工」就是和大家一起看齊,好使工作圓滿。這種符號上的邏輯,看穿了其實是一種很 好的娛樂。但既然選得出這個口號,表示設計者很明顯知道香港的普遍理性,也即是「做好這份工」,而當然這也是香港的一個弱點。總的來說,「做好這份工」的 問題,在於甚麼叫「做好」和「工」。

甚麼是一份「工」?

先提「工」,這是香港理性的一大特點。做一個人就 要有一份工作,也即是,經濟個體變成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們發現,我們一離開學校就是要「搵工」,然後便是「搵食」。同時我們的身份便是被「工」所決定, 而「工」有幾個特點,第一要有相當的工資,第二要有固定或相當固定的工作時間,第三要有工作成果,通常以工作的物質化和工資的提升率作為準則,第四這份工 要有前途,就算沒有也可以為跳槽做準備。

所以弔詭的是,藝術家不是「工」,詩人當然也不是「工」,因為他們和以上的四點完全對不上。我總 是很佩服廖偉棠在香港還可以說自己的職業是詩人,「正常人」一聽就知道他是無業。金融風暴之後,許多人失業了,最大問題不是沒有錢,要是沒有積蓄吧,東借 西借一時半刻也餓不死,最大問題是沒有「工」。那現在「存在的焦慮」便開始作祟了。

但相信這句口號還有更深的考慮就是韋伯(Max Weber)談及的清教徒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的論述裏,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有賴清教徒努力工作逐步累積金錢,以發展其他企業,從而又使資本主義可 以迅速壯大。韋伯認為「時間就是金錢」和「錢滾錢」不是因為貪心,而是一種道德規律。而這種倫理和獅子山精神其實有相通之處,其一如我之前的文章分析獅子 山精神是基於經濟自由的承諾,做百分之百的事,要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多勞多得;其二獅子山精神也是一種倫理,以至發展成一種美學 (aesthetics)。而這句口號當然是捕捉到這一點,只是沒有考慮到獅子山精神已經隨金融化崩潰,這種「打工仔」的美學不易再被接受,反而會令人覺 得有點「老土」。

甚麼叫「做好一份工」

「做好」這兩個字也相當弔詭,普遍「做好」的定義就是做得「好好睇睇」。這一點也是香港理性之一,尤可見於香港管治。不單只門面工夫做足,而是要將工作還原(reduce)成一系列的條文。

自 由市場的邏輯是市場有自動調節的能力,但這個理念在香港只是實現在金融市場,而其他的管治則是將事件(event)變為景觀(spectacle)。我想 僅以香港對公園的規管便足見其中的弔詭之處,在那裏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不是基於親密的接觸而是在於看而已,這裏並不是說要經過「看」以外的感官反應就可以建 立和自然的關係,「親密」(intimacy)一詞解釋起來十分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很親近的感覺,而小朋友通過他們在這個空間的活動來達到這種親密 度。但我們可以見到的是公園不可以踏單車,公園不可以玩「波波」,公園不可以野餐,因為你的活動範圍只是石屎(三合土)路而已,只要你再看看公園的守則, 你就會發現原來公園只是可以用來看的。

這個管治的模式說穿了就是行政,行政就是按順序執行已經被規範化的條文。公園被規範成一條條條文, 然後由公園管理人員執行。這幾乎已是一個管治的標準,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條文是怎樣產生,是基於甚麼考慮?如果將「人」作為考慮的重心,和將「好好睇睇」 或「方便管理」作為重心,兩者所產生的條文和理念將完全不同。這和前文提及的「經濟自由」的考慮異曲同工,因為「人」已被量化為經濟指標。

「做 好這份工」所表現的是兩種時代性的產物,第一就是「工作」和獅子山精神的美學,這種努力工作是香港七、八十年代步向經濟高峰所產生的價值。但口號忽略的是 物質生活的改變直接地影響了個人化(individuation)、金融社會的集體(collective)生活、溝通方式(如科技)和個人心理 (psychic)生活互相影響,而產生的個人化已和二十年前相去甚遠,例如近年來不少年輕大學畢業生都選擇打散工或者自由工,而同時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選 擇投資行業。

第二就是香港殖民時期的統治精神,一字曰「方便管理」。資深媒體人王慧麟經常提及香港發展單一經濟 (根據政府條文,香港是不鼓勵農業的),乃是殖民現代性的體現,因為歐洲殖民並不是要發展一種文化(有趣的對比是,日本在台灣的實驗性殖民理念完全偏離歐 洲傳統),而是有效的管理方法而已,但在回歸之後,殖民管治的理性已經無法脫離行政架構,這可以見諸政府極短的諮詢期,或者忽視和市民協商的過程。

所以有趣的是,特首把握到的重點,其實便是香港的一個弱點而已,但這一點不是單靠招聘一些傳媒人士到政府,做好門面功夫就足夠的,因為這兩種方法其實是同一思維。

香港理性的批判

僅 以三篇文章回應香港需要人文反思的問題當然不足,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香港的勞動階級的價值,半唐番美學是香港文化的所在,而做好這份工則反映香港管治和市 民生活的和諧,這遠非中環價值所能概括。這三篇文章想建議的是,反思必須是徹底的、批判的,而且必須是多維度的,而不是針對某一系統修修補補,例如「如何 在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加入人文價值」,這彷彿為商品增值一樣,本末倒置。但這並不是要否定我們的歷史或者說這些東西都是壞的,而是這些「文化想像」是我們末 來的決定條件,如果我們沒有對這些條件加以懷疑,新的發展將十分局限。

但我並不是提出一個答案,我想提出一種新的想像,這聽起來似乎是不 太負責任的答案。因為對不少人來說,想像猶如「吹水」,而這也是問題之一,我們總相信可以被實現(actualize)才謂之真實,但同時因為對真實的執 著,也令我們的選擇減少。每一個想像其實是為下一個可能做準備,但資本主義當然充滿想像,例如美國夢的承諾,但最終還是經濟的考慮,那一片願景原是資本主 義的動力而已。真正的想像,是想「what is impossible」,而不是想「what is possible」。新價值的創造,是基於現在所呈現的不可能,一個想像不足的城市,只能是永遠的模仿者。

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七期 (2009/2/22),許煜 「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半 唐番,似乎就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至港產電影,下至西多士、菠蘿包,不東不西。而如文化人陳冠中所寫,半唐番,加上美學二字之後,便由拿來主義變成了我 們的新「認同」或新「本土」。這無疑是香港的魅力,特別是中國和西方還只有隔岸遠觀無法細揣的時候。但隨著全球化,香港的中國特色讓步給北京、上海,西方 特色讓步給倫敦、巴黎、紐約。香港依舊是半唐番,我們依然以其為榮。但我想指出這個「半唐番美學」也暴露了香港一個缺憾,就是缺乏創造(invent)的 能力,而這也是香港面對中國大城市崛起的隱憂。

半唐番是一個過程,而不只是一個結果。半唐番就是當兩種文化相遇時的處理辦法,香港電影吸 收了好萊塢電影,加上功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把多士(toast)當成油炸鬼(油條)到滾油裏燙一燙,便也成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半唐番發展到九十年代後期 便幾乎停滯不前,因為香港的半唐番已成為了周邊地區的模仿對象。同時日本文化開始普及,去年回香港發現許多商場都選擇播放日文歌曲,而且用日文當標語,日 本雜誌更空運至港,和香港雜誌一起陳列在便利店裏。

我們要留意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既然半唐番化是香港具有的獨特能力,為何香港面對西潮能發展出半唐番,對於日本文化卻發展不了另一種半唐番?這呼應前文提及的全球化隱憂,而也是我提出需要批判半唐番美學的原因。

香港作為方法?

有 學者和文化評論人提出香港作為方法,考證香港成功的原因,並指出香港得天獨厚,融合西方,以至可以開出一門新的學問。有論者更以「本體」/「本體 論」(ontology)為切入點 (這個詞被譯為本體性,但似乎不太恰切),但這個字在哲學上的理解十分複雜,甚至是十分麻煩,很多人用但很少人解釋,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幾乎每個傑出的 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本體論。而最早指出本體論的是阿里士多德,本體論研究的是being qua being,或者是英文的「to be」。

法 國哲學家、漢學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指出中西文化的分別在於對「本體論」的理解。To be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是」(is/are),第二是「成為」(to be somebody)。西方的本體論針對的是第一個問題,所以可以由神學、宇宙論、心理學開展出科學精神和存在哲學,而中國的本體論只針對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何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也即做人的哲學,或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的歷史本體論說穿了是吃飯的哲學。當然這忽略了中國哲學史上的複雜性,即儒家和其他學派的 互動,但無可否認這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

歐洲大陸在十九世紀末期回到本體存在的哲學,以抗衡科學理性。分析哲學(analytic)則 在英、美大放異彩,存在哲學被斥為神秘學說,英國依然可以發展出高度的科學精神。香港在英國百年統治下,中國文化的內涵在消退,但英國所帶來的遠不是歐洲 哲學和科學所依靠的本體論,而只是像資深媒體人王慧麟所指出的殖民管治方法而已,如他研究的本土法律史,香港是有法律,但並沒有法律精神。

僅 憑以上兩段就想解決中西哲學之異,以及香港文化的結構性缺憾的問題,幾乎是妄想。但我想粗略勾勒出的是,香港過去幾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的確不能否認,而 我們也確可以以其為榮。但問題是我們不能不察覺到它的缺憾,也即是說這種半唐番文化的能量能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我們又回到香港和日本文化相交時為何無 法發展出另一種新的半唐番文化?

以前和劉細良(編按: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工作,細良經常批評香港沒有創意,不懂類型學 (Typology)。所謂類型學就是以同一方程式開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漫畫以一條主角經努力奮鬥成才的主線,可以放在網球、籃球、足球、釣魚、下 棋等等主題上。而類型學的成功就是,在同一物質上產生差異化。這也是文化工業的美學,我們可見到的是上世紀被商品的標準化,到今天商品的差異化。而差異化 的動力就是創新。

我們有必要分開創造和創新,invention其實正確譯法為發明,但我嫌發明傾向於科技化,創造一詞也不太合適,因為 創造字面上忽略了傳統性,而傳統性在這個論述裏相當重要。創造需要的是巨大的文化能量去產生突變,這個突變並不是和傳統脫離,相反傳統正是這個突變的能 量。或者我們可以簡化說創造是文化上的,而創新則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如剛才提出的日本漫畫例子,我們可以直觀地就將其和創造分開。所以有趣的是香港提倡 的創新科技、創意工業,根本上離不開經濟上的考慮。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這正是「半唐番」後面的文化底蘊。

但今天我想劉細良當日所批評的 創新並不是最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創造的能量。有讀者或會問難道香港的「半唐番」、「自由市場」不是一種invention嗎?如前述我們將半 唐番想像成文化相碰的過程,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文化的產生是基於即時的反應(immediate response)而不是反射式的反應(reflexive response),西方元素並不是經消化後才體現為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是如陳冠中所言的刻奇(kitsch,編按:又作媚俗)。而「自由市場」所開出來 的經濟局面,根本和香港自身的文化沒有關係,而只是一個反對國內傾向社會主義的英國官員郭伯偉(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香港的財政司),在殖民地做的實驗而已。 其獨特性是時空的,而不是文化的。

香港的文化實體是什麼

在和西方文化接觸時,因為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我 們還有可能去發展出這種「刻奇」的雜種文化。但當我們面對的是東洋文化時,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空間去創新,所以我們只有變成消費者,而無法生產出另類的「半 唐番」,而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的崛起,我們可以自我安慰的只是香港的司法系統。然而今天還眷戀「半唐番美學」或「香港溫布頓」,而不反思我們的文化實體,是 不是有點虛妄?

我想強調上述對「本體性」、「半唐番美學」的批評和世代論完全沒有關係,而我也想指出世代論,起碼某些對世代論的解讀,也即將時代(period)政治化,不能生產出甚麼有用的東西。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自身文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內部分化的問題。

在文化內蘊無法催生新的創造力時,我們似乎很無能為力,文化底蘊這東西不是靠一年半載便能解決。但我們或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就是想像。

想 像,是香港的另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習慣的半唐番思考幾乎全部都是即時的、經濟的。而即時的、經濟的想像,幾乎全都是被計算在內的,所以當藝術、文化、學 術研究等都被計算在內時,我們幾乎無法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只能死胡同裏打轉。我會說我們不妨想像「另一個香港是可能的」(Another Hong Kong is possible),這另一個香港表現在文化、藝術、語言等等。

但如果你嫌這個想法太社會主義的話,不妨好像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或者福柯)一樣「另類思考」(think otherwise)。只有放開這個「半唐番美學」的框架,以想像作為創造的新能量,才能開拓更多元化的空間。

獅子山精神的批判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六期,許煜「獅子山精神的批判」  / 獨立媒體
近 來,香港文化界、學術界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人文反思有不少爭議,但我想強調的是,需要反思的不僅是市場架構,或是新自由主義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歷 史性。我們面對的不是市場的崩潰,而是價值的崩潰。我們一向所依賴的價值在這十幾年中已經逐漸消亡,而同時也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十分弔 詭,我暫稱之為香港理性,我想借這個機會批判這個理性,分別為「獅子山精神」、「半唐番美學」以及「打好這份工」,並以三篇文章呈現。

第一 篇文章的論述,主要圍繞獅子山精神。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是指香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催生出來的一種家庭、工作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 幹的精神,這些都體現在電影、電視等不同的媒體。而這種價值既是香港的歷史性,見證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在香港近五十年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經濟及文化發展的深 層次的矛盾,同時也反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個危機,這個轉變見諸於生產模式、美學的轉移。這看起來固然有模仿康德的影子,但也不妨以康德的「先天可能性 的條件」Bedingungen der Moeglichkeit 作為切入點。
一九五五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到香港,當時的香港充斥著難民,經濟尚未發展,弗里德曼覺得香港是一個miserable的城市,因為許多難民都被安排住在狹窄的房間,而且是一個家庭一間房間。

一九六三年,弗里德曼第二次到訪香港,和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Cowperthwaite)會面,他問及香港的經濟數字,郭伯偉回應他不會讓英國政府算這些數字,香港必須落實自由市場,統計只會引致計劃經濟,因為當時英國正走向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
香 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在七、八十年代逐漸發展到高峰,而經濟也開始轉型,輕工業逐漸北移到深圳,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開始確立。我想在這裏嘗試指出獅子山 精神的出現是物質性的,也即是和社會的生產模式無法分離。六、七十年代的經濟情況是多勞多得,只要你肯努力肯定會有出頭天。一九七九年黃霑在《獅子山下》 一曲中,填上了「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一九八一年股災重臨,但當時金融市場並不是今天這樣,大多數打工仔還並不是靠金融為生,銀行 裏的存款是每月的工資扣除生活費後積蓄下來的,這個模式是線性的,於是香港又靠獅子山精神回復生機。
美國應該學習香港?

一九 九七年,在弗里德曼首次訪港的四十二年後,他寫下了「香港真正的一課」,將香港的成功歸功於郭伯偉,指出美國必須學習香港的資源利用,不應該補助煙草又不 鼓勵吸煙,補助養育兒童又不鼓勵生育等等,美國必須和香港一樣締造自由、競爭的市場。因為香港實驗是空前的成功,香港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人均收入 從英國的四分之一,變為超前英國三分之一。

在過去的十年裏,社會的生產模式已經徹底改變,輕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成服務和金融為主,個人 的財富增長呈非線性。在跟著的十年裏,香港要和倫敦、紐約、巴黎看齊,唯一一點做得到的就是金融市場。十年之間無論從科網熱潮,還是到雷曼債券,性質完全 是投機。我二零零三年大學畢業,同年的朋友至少一半加入金融界,另一半幾乎全部有投資的習慣。
二零零六年,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批評特首曾蔭權只會在市場失效時入市是錯誤的,因為市場本身會調節,弗氏指此舉是破壞了香港自由市場的根基。

二 零零八年,弗里德曼去世兩週年,許多老人家靠當年「獅子山精神」存下來的一筆錢,就在金融市場裏蒸發,而香港依賴的獅子山精神亦如是。或者我們其實應該一 早察覺,獅子山精神經過「沙士SARS」一役後已變成了共渡時艱的代名詞,其歷史性已崩潰。今天曾特首還叫市民以「獅子山精神」來共渡難關,這難道不是個 笑話?
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經濟個體經過辛勤勞動換取過來的成果,這是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所賦予的。而「經濟自由」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基礎。

弗 里德曼指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掛鈎,也即經濟自由可以保障政治自由,弗里德曼的論據是以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借鏡,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是經濟自由以及政治 自由的障礙。而在弗里德曼的信念裏(如其對曾蔭權的指責),也即市場的自主調節中,可以達到最有效的資源利用,也即最佳的管治(governance)。
這 些例子看起來沒有錯,但自由市場是否相等於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否等價於政治自由,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疑問重重。香港在六十年代起的確嚐到經濟發展的甜 頭,無論在管治還是數字的增長上,七十年代美國將新自由主義出口到南美國家智利,也取得了成功,但我們隨後發現到底甚麼是「自由」?

根據哈 維(David Harvey)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對海耶克(Hayek)的批評,我們可以粗略將自由分成好的自由和壞的自由,壞的自由基於他人的不自由,如果我們將自由市場放大到全球, 某些人在享受自由市場帶來的財富,一些人如南美和非洲的農民正在啞忍轉嫁到他們身上的剝削。哈維再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催生出來的是階級進一步分 化。去年九月四日立法會選舉的一個論壇裏,前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回應最低工資時說香港百分之三點三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低,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回應香港有 四十萬人賺錢不夠用,有一百三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兩組數字截然不同;是的,我們有自由選擇工作,但我們沒有能力保障自己。

我們可以看到 獅子山精神是新自由主義在香港落實時的一個體現,因為經濟個體是新自由主義的根基。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獅子山精神的美學可見於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幹。但 獅子山精神卻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進化而衰退,因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新自由主義已經不是靠線性累積財富的獅子山精神來維持,而是 「葡京精神(編按:賭博精神)」。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從亞當‧史密以至馬克思,勞工的概念只是數量的計算,也即是多勞多得,勞動的數目和賺取的金錢成比例,而在美國的新主自由主義 裏,勞工則變成一個earning stream,這個stream不能用數目考量,我認為這是福柯所說的「生命權力」的剝削,另一方面也是非線性生產的開始。

我們需要哪一種經濟模式?可以有許多答案。香港芝加哥學派的信徒在批評左翼無法提供一個確實的經濟模式時,其實我們大可以轉型成北歐式的社會民主經濟,小可以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的規管。

然而,我們更需要另一種價值,也即是另一個自由的概念。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定義為權利,但只是局限於個人私有財產和盈利率,如哈維說,我們需要更多其他的權 利,譬如像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政治結社(political association)、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健康的生活環境、集體分享資源和生產空間等。

我們也可以深入哲學的思考,也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價值,如博蘭尼批判 資本主義對土地、勞工以及金錢的抽象(abstraction),今天這些價值不僅被量化,而且被金融化。一個新的經濟體系不是要派錢,而是要有一個新的 根基,這是金融風暴之後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這個根基必須是超越經濟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