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中國奴化

「我剛剛的暑假去過日本,先不談歷史問題,單單說我的感受,待在那裡感覺特別的舒服。為什麼呢?人家的服務員都把你當上賓!」

我坐在四川一間重點高中的會客室內,校長看上去年輕有為,他無不感嘆地說著,我也不好意思把眉頭皺得太緊。

那位校長對日本的印象不錯,可我想他搞錯了原因。即使他不是以顧客的身份在街上走走,日本的路人甲普遍也算挺有善,因為他們尊重的對象首先是個人,無關權勢,其次才是你的身份,到底是熟人、陌生人、上司、下屬、客人、店員……然後才決定用的是敬語還是平輩用語。那位校長說得理直氣壯,其他老師默默點頭稱是,只有我一個聽者藐藐。令他舒坦的不是人與人的基本尊重,而是令他覺得自己是「上賓」的主子感覺?這也是一種Freudian Slip嗎?

柏楊說中國人極端的自卑,同時又極端的自傲。自卑時是奴才,自傲時成了主人。自卑時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

日本社會學家內田樹在《下流志向》寫道,從前的孩子會幫忙做家務,知道付出過後才能得到稱讚,即是說他們在上學前,首先以勞動者的身份成長;相反現在的孩子第一個社會化的活動卻是「購物」,他們在上學以前,已經在便利店學會了金錢的大能,並且知道自己是個「消費者」,有權選擇,亦有權投訴「貨不對辦」,總會問「我學這個有什麼用?」,正如問「我買這件東西有什麼用?」當然我不認為一個人的身份建構可以簡化至此,尤其是中國近幾十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是卻因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來臨,人們愈來愈像上述那些孩子,同樣咄咄逼人,而且更加歇斯底里,不單以消費者的身分去衡量事物,更以這個角度判斷一個人的價值,主子奴才的「潛在基因」在社會每個角落揮發,令人喘不過氣來。

其實日本也有強烈的階級意識,但所謂的「上位者」卻不是單純的掠奪者,而須同時背負責任。比方說,日本的社會強調「先輩」與「後輩」的階級關係,後輩必須對先輩恭敬,但先輩亦有責任照顧小輩,帶出的不過是個顯淺道理:愈大的權力需肩負愈大的責任,但這種論調卻在中國鮮有提及,更別說把它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國社會是一種赤裸裸的「捕食者」與「獵物」之關係,我比你有錢,比你有權力,你就得當我的奴才。換句話說,這種關係以權力和金錢為準則,判斷上下的位置,形成單向的掠奪。

最後說一則趣聞,前陣子在中國雅虎看到一個專題報導,中國近年較為富有的人都移民了,文中提及一個富二代不太適應美國的生活,得學習他們的語言、法律與文化,記者描述道:「金錢和關係在這裏能起的作用,顯然遠遠小於中國。」我聞言立即哈哈大笑,再三品味,卻只能苦澀輕笑。

正如對著四川校長,竟然全堂師表都沒有察覺異樣。
社會將潛規則內化成常識,即使光天化日,人們也會不小心宣之於口,從此以後,它變得正大光明,刀槍不入。

章詒和在《伶人往事》說過,當人民順從於統治者,並習慣用他的頭腦思者,兩者在客觀上就成了「同謀」。

2011年12月30日

寒底熱底如何分?

《信報》 2011年12月30日

王家瑜 調和養生
寒底熱底如何分?

普羅大眾都知道,中醫把體質分為熱底和寒底,例如手足經常冰冷者多為寒底,吃煎炸食物後會長暗瘡的,便多數屬熱底體質。不少人會按照體質去調節生活和飲食習慣,希望能紓緩健康問題以及養生。

有趣的是,大部分中醫師也以陽盛、陽虛和陰虛來劃分體質,但只有廣東地區的中醫是把體質分為寒底熱底,並以簡單概念劃分體質,可讓一般市民更易理解,於求診時容易明白醫師解說。不過,儘管只是寒熱之分,但很多人並不清楚自己屬於何種類,甚至誤解自己的體質,結果長期施以不當的調理,熱當寒補,寒當熱醫,無法改善健康問題。

寒底即陽虛,熱底即陽盛或陰虛,相信不少讀者也有所認識;不過這兩種分類只是大分類,未有再細分。根據中華中醫藥學會的《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體質可分為平和質、陽虛質、陰虛質、濕熱質、痰濕質、氣虛質、血瘀質、氣鬱質和特稟質,以人的常見症狀、患病傾向以致基本性格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力來歸納,而最常見的是陽盛質、陽虛質和陰虛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應用科學系高級講師、註冊中醫師關德祺指出,香港人最常見是熱底體質,以四十歲以上的人士為甚,而特別操勞的年輕人也是此體質,他們通常因為體力、腦力或性生活過勞所導致。另外,晚睡亦會形成熱底,因為夜間屬於養陰時候,但都市人晚睡,凌晨兩三點才肯上床,即使翌晨晚起至早上十時以補足睡眠,但已經錯過養陰時機。至於經常進食煎炸等熱氣食物,少吃水果蔬菜,也會消耗陰元,令體質趨向熱底。

憑特徵辨體質

寒底及熱底體質均有若干特徵(見附表),如有其中一兩項相當明顯的,或擁有某體質的特徵較多,已可確認屬於該類別。不過有些人同時擁有寒熱兩者的特徵,那麼就要取決於何種特徵較為嚴重,例如以生暗瘡與手足冰凍比較,如果後者情況遠較前者嚴重,就以後者的特徵為準。關醫師提醒,體質特徵應該與一般人比較;以精神不振為例,假如活動量與別人一樣,別人仍然精神奕奕,自己很快就無精神,便算是精神不振,不應該單憑自己的感覺來判斷。至於同時擁有兩種體質的多種特徵,即可能是混合體質,是為陰陽兩虛,有衰老的徵兆,更要及早小心保養。

中醫講求望聞問切,在問症、把脈之前察看病人外觀,通常也約略猜到屬於什麼體質。關醫師表示,病人的嘴唇、面部很紅,說話時大聲的,多是熱底;而面青口唇白、說話細聲的人,便應為寒底體質。對醫師而言,觀察男士氣息比較易,因為女士多有化妝遮蓋;不過仍可憑其他身體部分來分辨,例如手掌是紅潤或青白等。當然,醫師不是單純看面色就能肯定病人體質,故要更多資料才可分辨。

究竟體質是先天還是後天而來?關醫師指出,大多數初生嬰兒也沒有體質之分,但陰虛的孕媽媽較易產下陰虛的寶寶,而這些寶寶亦易有濕疹。不過,父母的體質並非必然遺傳給子女,而且體質偏向有程度之分,假如不算嚴重的,可以食療調理來改善。其實一個人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體質問題,成長時期多為「實熱」,較熱氣和好動;青春期則多熱氣情況,易生暗瘡,所以儘管是熱底體質,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熱底也會怕冷

在飲食方面,不同體質有不同的宜忌食物,例如寒底人士應該少食綠豆沙之類的寒涼食物,但假如寒底情況不太嚴重,可吃小半碗,而嚴重的當然一湯匙也不能吃,熱底就能夠多吃點。所以,即使知道自己屬於何種體質,亦須留意體質的程度來調節飲食習慣。在冬天,不同體質的人也有不同的保養方法,寒底體質者怕冷,初冬已覺不舒服,才二十度已經食羊肉煲、胡椒煲暖身,更要開暖爐睡覺。熱底體質者未必需要那麼早保暖,卻不代表不需要,因為他們也會怕凍,只是不如寒底人士那麼怕凍而已。關醫師提醒,不要標籤自己的體質,例如一直以為自己是熱底的,但在冬天竟比別人易覺冷,就要檢討自己是否寒底,亦可能是屬於「上熱下寒」體質,宜尋找醫師幫助作出判斷。

通常人們都關注體質引起的健康問題,卻忽略情緒問題。關醫師表示,很多病人指自己不算過份精神緊張,但他們未必想到頭痛或肚痛可以跟情緒有關,特別是管理級的行政人員,要經常表現堅強一面,更加不肯透露心事。很多時候情緒病患者會否認醫師的診斷,但在質疑之前,應該先了解醫師為何有這判斷,例如醫師指病人情緒緊張,而病人並不認為,那麼病人要先反省自己可有情緒問題而不自知。

求醫應一矢中的 勿兜圈

雖然醫師有專業知識,但病人求醫時如果不了解自身情況,這會增添醫師診症的困難。關醫師強調,病人必須清楚表明求醫的主要目的,而非一股腦兒把所有健康問題講出來,否則就會令醫師摸不清問題所在。因此,病人可先要求醫師解決最急切的問題,如失眠、頭暈等,才再講還有什麼次要問題,讓醫師對病人的情況逐步了解。另外,生活上的細節也要告訴醫師,例如主要是頭痛的病症,也要交代胃口和大便如何,女士亦要把經期情況講出來,令醫師能掌握全面資料,作出斷症。

那麼病人如何知道身體出差錯?關醫師指病人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狀況,同時要有普通常識,起碼知道什麼才是正常--有些人以為隔日大便亦屬正常,每日只有兩餐亦可;但在中醫角度,每日應該有一次大便、必須吃足三餐,否則已經算是不正常。

撰文:王家瑜

蘿蔔解人參?

《信報》李藝明2010年12月13日
蘿蔔:功同人參,忌人參

蘿蔔當造,價錢平,汁肉飽滿,晶瑩潤澤如白玉,真恨不得馬上把它吃進肚裏去。

細心看,蘿蔔的樣子,其實有點像癡肥了的人參。人參貴重,蘿蔔價賤,在很多人眼中,它們一個尊一個卑,一點也不像。更可憐的是,蘿蔔這個不知好歹的賤東西,據說吃了會破氣,和人參的補氣功能剛好相反,所以,喜歡補身的人,對蘿蔔簡直要敬而遠之。

從醫藥與食療角度看,蘿蔔的藥用和食療價值,不遜於人參。所以中醫有「蘿蔔功同人參」的說法。以長壽見稱的日本人,他們似乎最領悟這句話的意義,所以他們不但愛吃蘿蔔,還尊稱它為「人參蘿蔔」。

蘿蔔,古名為蘆葩,又名萊菔。有一種經常用來治療食滯或痰多的中藥,叫萊菔子,它就是蘿蔔的種子,至今仍沿用着萊菔這古名。

蘿 蔔又叫白蘿蔔(而非蘿白),是元朝時胡蘿蔔由歐洲傳入中國,為了區別兩者,蘿蔔才又名白蘿蔔,而胡蘿蔔則又名紅蘿蔔。兩者雖然名稱相近,同樣營養豐富,可 生食又可熟食,但就一點親屬關係也沒有。若以中醫食物對應五藏功能上看,白蘿蔔作用於肺和胃系,治理氣消積,而胡蘿蔔則作用於肝系,能護肝明目。

蘿蔔味辛甘,性寒涼,能清積滯,化痰熱,下氣寬中,解毒。明朝時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蘿蔔主吞酸,解酒毒,散瘀血甚效。」蘿蔔生用,性涼,相對於一般藥物,蘿蔔的寒性仍十分溫和,清熱不傷正,所以常用於治小兒傷風咳嗽、哮喘、百日咳、扁桃腺炎、猩紅熱等症。

盛 夏之時,以生蘿蔔涼拌或和其他果汁一起絞汁飲,可防中暑、腸胃炎及高熱口乾。用醋和冰糖浸漬生蘿蔔,作為前菜,日食十五克,可以醒脾開胃,降血壓,降血 脂;而浸漬成的蘿蔔糖水,泡水代茶飲,可化痰止咳。李時珍讚賞蘿蔔:「根、葉皆可生可熟,可菹可醬,可豉可醋,可糖可臘,可飯,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蘿蔔煮熟之後,由涼性變為平性,清熱力大減,但就能健脾胃,益肌膚。所以,治病多用生蘿白,日常食物,則應以熟食為主。

話說回來,蘿蔔是否破氣?

「破 氣」這字太嚇人了,好像殺氣很大;蘿蔔並沒有這樣霸氣,它只理氣、順氣、下氣而矣。有些人一到秋冬季便拚命進補,或食人參補氣過度,結果變得燥熱、氣脹滯 鬱結於胸腹,終日胸悶心煩、頭昏腦脹,這時吃一點蘿蔔或飲蘿蔔汁,便可消氣順氣。俗語有云:「冬吃蘿蔔,夏吃薑」就是這個意思!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2011年12月30日

《信報》 社評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香港機場管理局昨天公布《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公眾諮詢活動的結果,並向政府建議興建第三條跑道,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發展方案,同時要求政府贊同機管局就興建第三條跑道開展有關規劃工作,特別是進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及擬備相關設計細節。

《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是香港國際機場未來二十年的發展規劃。《大綱》提出了兩個機場發展的方案:其一是維持現有雙跑道系統,其二是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供公眾選擇。諮詢結果顯示,港人幾乎一致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平均八成受訪者支持、同意或非常同意繼續擴建,以及盡早就機場的未來發展作出決定。

香港是亞太區最重要和最繁忙的國際航空樞紐,航空及航運業是本港的重要經濟命脈,更是本港有數的比較優勢。要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提高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的競爭力,避免香港在鄰近地區急速發展下不知不覺間被邊緣化,重蹈貨櫃碼頭領先地位失落的歷史覆轍,加強本港機場的基本設施,擴建第三條跑道,完全有必要。即使公眾意見有所保留,有遠見的特區政府亦要擇善固執,促成其事。

今次機管局的籌備工作做得相當充足,因為汲取過去不少大型基建在公眾諮詢不足的情況下遭受反對阻撓遲遲未能上馬,甚或議而不決,機管局先搞好群眾工作,向公眾和不同持份者詳細諮詢意見,取得共識,才提出具體建議,相信可為未來的實際興建工程掃除不少障礙,加快完成步伐。

不過,興建第三條跑道耗費不菲,估計逾千億港元,而且興建工程經年,對於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當前面對的困難和隱憂,可能遠水不能救近火,無濟於事。事實上,本港目前的跑道容量已經落後於鄰近的機場,每小時的升降班次只有六十二班,不及廣州、新加坡和北京。跑道擁塞固然限制了航空和航運業的發展,也窒礙了本地航空公司的擴展。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並非現時基本設施不足,亦不是空域擁塞問題,而完全是人為的人手不足和升降模式墨守成規、一成不變所致。

民航處現時只有一百五十四名前線空管人員提供航管服務,過去一年來人手只加了六人,增幅僅百分之三點八,但過去四年來,赤鱲角國際機場的升降班次,已由二十九萬六千增至三十二萬,增幅高達百分之八,人手不足至為明顯,因而跑道的升降容量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赤鱲角機場現時的升降模式仍然是以往的「單進單出」,進場和離場空域只有單一通道,飛進來的航機只能在北跑道降落,飛出去的航機則只能在南跑道起飛,而不是兩條跑道獨立運作,一如過去的啟德機場,同時用作升降,因而可以倍增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

據知,香港目前擁有先進的航空管制雷達,可用作精密雷達監控(Precision Runway Monitor,PRM),完全可以快速更新資料,讓管制員可以有效地察覺航機些微的航軌偏差,即時發出糾正指令,教飛機準確地維持在航軌上。因此,香港要多開一條通道,針對雙跑道作出相應設計,設置兩條航軌,發展「雙進雙出」的升降模式,配合人手的增加,即時提升本港機場跑道的容量,可說完全不是問題。民航處不作此圖,實不為也,非不能也,原因令人大惑不解。

如果兩條跑道也沒有物盡其用,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即使興建了第三條跑道,有關當局管治思維不變,操作模式依樣葫蘆,原地踏步,新設施也會形同虛設,不單浪費公帑,更無助鞏固香港國際航運樞紐的地位。

2011年12月10日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信報》 2011年12月7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種票又種人,染紅又漂白」是今屆區議會選舉的赤裸寫真,也是「第二支管治隊伍」大舉進駐的第一擊,其中候任觀塘秀茂坪北區議員黃春平被傳媒揭發是前中聯辦官員,更即時激起「河水終於犯井水」的恐慌。而筆者實在懷疑,黃春平何來「三粒星」?至於他怎樣得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從而得以參選區議會,亦都疑點重重,以至好容易令人聯想到有人在幕後有組織有目的地操控。

首先,一般人都會以為,黃春平有「三粒星」,情況一如其他新移民,都是居港滿七年。而根據《蘋果日報》的報道,他九十年代已經來港,自然夠資格有餘。這個講法的法理依據是《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亦即在香港特區成立前或後在港居住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公民,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此話不假,卻非全對!因為,根據《入境條例》第2條釋義(4),「以香港駐軍成員身份留在香港」及「以訂明的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證件持有人身份留在香港」,皆「不得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

查中央駐港機構只有三個,其一是解放軍,其二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其三是中聯辦。駐軍成員不被視為通常居住,條例寫得好清楚,沒有懸念。至於外交部公署及中聯辦成員,雖然沒有明言不被視為通常居住,但說他們持中央旅行證件來港,實屬合理研判。

根據有關報道,黃春平雖然在九十年代已經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到2001年的身份仍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宣教處副處長,意味他在此前不可能擁有「三粒星」,否則就有違反《入境條例》之嫌(若竟獲簽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那就只能是「特事特辦」,假如這是真的,入境處就更需要站出來作出清晰而公開的交代及澄清)。

好了,走筆至此,自然又會有人反駁,根據相關報道,黃春平最遲在2003年已經離開中聯辦,出任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到2010年就已經住滿七年,擁有「三粒星」,跟手參選區議員,完全不成問題,云云。

問題大矣哉!

問題是,入境處基於什麼原因簽發工作簽證給黃春平?

是時也,內地人大多是以「優才」、「專才」的身份來港(當時未有投資移民)。借問一聲,「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這個職位需要「優才」來做嗎?需要「專才」來做嗎?在香港本土真的找不到嗎?然則黃春平是香港缺乏的「優才」嗎?甚至是香港罕見的「專才」嗎?入境處究竟憑什麼讓他來港?(可笑的是,2010年1 月,有法輪功背景的神韻藝術團,其幕後製作人員被拒入境,令演出被迫取消胎死腹中,而入境處所持的「理由」是,那些人員可以在香港聘請到!)

公開力撐黃春平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日前竟然說,與黃春平情況相若的人「唔係好多個啫」,固然令人哭笑不得,但黃春平本來沒有「三粒星」,其後又疑似獲發工作簽證,卻足以令人哀悼香港的「行政缺失」,甚至「施政缺德」。
-------------------------------------------------------

《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實屬「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最近由「種票疑雲」引發出的「種人驚魂」,對港人來說,可謂「不幸中之大不幸」。從此,香港就可以昂然踏上「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民主制度和管治隊伍」之路。如是觀之,候任觀塘區議員黃春平之前雖然只是中聯辦基層幹部,但歷史象徵意義甚大,堪稱「解放香港的第一步」。

「種票疑雲」那片雲之大之厚之黑,令人覺得阿爺實在很心急!路人皆見,即使不計什麼「優才」、「專才」、「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計劃」,單計內地來港居留的名額,平均每日就有150個,一年下來就是5.5萬人,十年就是55萬人,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165萬人。這批人當中,即使只得一成完全跟隨阿爺的指揮棒投票,都有16.5萬人。而今屆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候選人的總得票(35萬張),也不過比上一屆多3.5萬張。由此可見,如此這般的「政治殖民」,可謂穩賺不賠。可是,如果報道屬實,阿爺就恐怕仍不放心,這才會出動「流動投票大軍」。

至於黃春平這個「第二支管治隊伍基層幹部」,據傳媒報道,其「漂白工程」更早於2003年就啟動(他是在該年從內地重臨香港的),反映出阿爺是多麼的處心積慮。而這就令筆者想起,差不多四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寫過的一篇關於「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文章,文中提到這一支隊伍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其中包括「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這自然包括中聯辦。換言之,也可以說,阿爺早已透過「代言人」曹二寶通知港人「第二支管治隊伍is coming to town」,只是港人政治敏感度低,懵然不知而已。

問題是,港人不但四年前不以為意,直至兩年半前還是不覺得大件事。

2009 年7月1日,網上學術季刊Hong Kong Journal 上載了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一篇「解讀」曹二寶文章的「論文」,內文提到2003的「七一大遊行」終結了中央對港相對自由放任的政策,並以直接參與取代不干預,「各種形式的介入也變得必需甚至平常」。

程潔更間接承認,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北京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她大膽引述有人指控中聯辦在選舉中偏幫某些方面。程教授更認為,「河水不犯井水」已成絕唱,「一國」已變得重於「兩制」。

順藤摸瓜,最自然不過的邏輯推演是,中聯辦登堂入室,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介入香港政治,而其中一個主打就是這樣那樣的選舉。而黃春平正是其中一隻「政治白老鼠」,他甚至可說是「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剩低的問題是,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說:「當局對種票問題執法會一視同仁!」且看普被官場嘲笑「去西環多過去中環返工」的林公公,如何對諸如黃春平此類的「西環人」都可以做到「一視同仁」。
---------------------------------------------------------------

「種票」「種人」再「種區」 選管會劃區違基本原則
《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當今屆區議會選舉疑雲愈揭愈多,先是「種票」,繼而「種人」,最新一章就更可能已經來到「種區」,且早在07年上屆區選已經開動,把不少泛民主派地區第二梯隊一「筆」踢下馬。

本來事事都應本着指導原則行事的選舉管理當局,近年替個別選區劃界時,卻被發現可輕輕放過「須保存社區完整性」等重要原則,甚至不惜劃得「巖巖巉巉」,「碰巧」最終的選舉結果都多對親建制派有利。如今或許已經到了適當時候,當局須就事件公開交代一下。

今屆區選種票事件到昨天再有新進展,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在九龍城區拘捕年介20至56歲的4男4女,涉嫌在深水埗美孚南選區種票;被捕男女暫准保釋,本月底要再向警方報到。

事到如今,選管當局的角色,仍似局限在監管不力,未見直接涉及事件。然而老紀翻查資料後,看來卻不宜太早下定論。

事情要由兩個互相毗鄰的老牌公共屋邨——蘇屋邨與李鄭屋邨說起。話說今屆區選前夕,兩個屋邨都正在重建,令蘇屋邨只剩約3100人口,李鄭屋邨則不足 13000人居住。據選管會《2011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今屆區選每個選區應有的標準人口,應介乎12962人至21603人之間。這樣,選管會將蘇屋邨與李鄭屋邨兩邨合併作一選區,本應順理成章。

然而,親建制派地區人士陳鏡秋,最遲08年已藉委任區議員身份,開始在李鄭屋邨部署參加今屆區選;另一方面,99年起在蘇屋選區連屆當選的民建聯陳偉明,則要面對其選區可能要被一筆勾銷,或是要跟陳鏡秋「兩個只能活一個」。

不過,選管會最後卻堅持採用一個「刁鑽」的重新劃界方案:先將蘇屋選區中的一座大廈茶花樓及其約200名居民,撥歸李鄭屋選區,令該選區總人口增至約13069人,剛剛稍多於每個選區應有的人口下限。

另一方面,選管會卻以部分蘇屋邨人口早前遷入該邨山腳下的元州邨二期,將元州選區一分為二,把選區內的元州邨全邨,跟蘇屋邨除去茶花樓以外的大廈,再加兩邨間的部分私樓,三合一成「元州及蘇屋」選區。

與此同時,選管會卻將元州選區所剩下位於長沙灣道以南的幸福邨與幸俊苑,跟原屬蘇屋選區、遠處青山道及順寧道一帶的私樓區合併,成為新的「幸福」選區。而當時在元州選區的民協區議員覃德誠,07年區選只較對手多684票勝出,選區今次忽然重劃,令他今屆要勝選連任突添危機。

然而,民協雖曾強烈反對選管會這次重新劃界決定,指將元州邨與幸福邨兩個只隔一條長沙灣道的屋邨一分為二,有違社區聯繫;但選管會卻以保持原狀,會令該選區人口超越擬定上限近三成半而拒絕。然而老紀卻發現,今屆區選的觀塘寶達與麗港城等選區的人口,均較有關上限多出達四成三及三成六,選管會的理由就正是「須保存社區完整性」。

最終,今屆區選的結果也就是,陳偉明與陳鏡秋各自繼續在蘇屋與李鄭屋選區當選;覃德誠也順利連任。

民協受傷最重

查實,當初選管會公布今屆區選劃界時,除上述蘇屋等選區觸發民協不滿外,民主黨新界東支部主任周錦紹也曾質疑,選管會將北區御太選區一分為二,變相是讓親建制派多奪一席;至於九龍城黃埔東選區獲劃入黃埔花園第四期後,令梁美芬較上屆再獲多近三成票成功連任,老紀此前已點出事件種種疑雲,不贅。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年曾一度聲言,今屆區選劃界或要到今年3月至4月,亦即選舉前約8個月才可公布;以至07年區選時,民協當時兩名資深區議員梁欐與梁錦滔,均在選區重劃後敗選下馬,令民協在老巢深水埗區議會終於淪為少數,上文提到的周錦紹,也在同樣情況下落敗。須知道,選管會在近屆區選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中均坦承,「各區民政事務專員為劃界工作提供強大支援」。

其實政圈早已傳聞,自03年七一大遊行及親建制派在同年區選大敗,中央便指令要更積極動員「參與」選舉,也就令人更疑惑,林瑞麟02年接掌政制工作以來,當中究竟有何角色。老紀請教過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他指出,回歸以來,選管會已逐步喪失其前身、前港英政府93年成立的「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之公正與獨立,令人擔心當局與親建制派早已在合作干預歷次選舉。

2011年12月3日

練乙錚: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 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 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1年11月29日

鄉委會成「冇王管」俱樂部

《信報》2011年11月19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鄉委會成「冇王管」俱樂部

是次食力簡涉及賄選的選舉,是上水鄉事委員會的執委會選舉,屬新界鄉政架構中層。不過,鄉事委員會的組成原來並無法例監管督促,不同區份的鄉委員還各有不同名目的「騎呢」議席,正路者如可增設「太平紳士」議席、「社會賢達」議席,奇怪者可有「特別代表」議席,而且鄉委會執委會選民人數少,可操控機會相對較高。

新界鄉政可分三級,最基層是村代表,由03年開始設立代表原居民及非原居民代表各一,即所謂「雙村長制」,全港約逾1400多人;第二層是各鄉鄉事委員會,全港共有27鄉鄉事委員會;27鄉再組成三大區,包括大埔、元朗及南約區,每區選出的代表,其中一人便成為鄉議局主席,另外二人就成副主席;如現任主席劉皇發,便是元朗區代表。

鄉議局的組織受香港法例第1097章《鄉議局條例》監管,而村代表的選舉,亦受法例576章《村代表選舉條例》以及其他有關選舉條例約束,但各鄉事委員會的組成,原來並無法律約束,全是各鄉自行訂定,只要有民政處人員列席出席會議便可。不同鄉事委員會亦各有特別議席,如屯門鄉委會設有太平紳士議席,沙田鄉委會則可委任「社會賢達」為委員,梅窩鄉委會更坦白,設有「特別代表」議席,就由梅窩鄉委會主席及副主席提名和議,再由各村村代表選出。

更離奇是整個三級鄉政架構,對新界土地運用、規劃都有一定影響,最簡單如要發展河套及邊境用地,村代表、鄉委會及鄉議局得到的資訊最多、最快、最新,決策過程中亦能給予相當意見,但整個架構內的人士,不屬《防止賄選條例》公職人員監管範疇;鄉委會和鄉議局也不屬條例內對「公共機構」的名單中。《防止賄賂條例》對公職人員規範多,但對私營機構及人員的監管就只有第9條可援。簡單講只指公職人員,基本上是不能索取或收受利益,而且公職和收入不相稱,已構成違法的理據。

其實,負責監督廉署執行處工作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早在07年時已留意現時法例並未足夠規管村代表和鄉事委員會的選舉,委員會認為這些代表履行重要公職,例如證明村民的原居民身份,以及和地產發展商就收地條款磋商,認為應把他們「公職人員」及「公營機構」類別;可惜有關建議一直只聞樓梯響。

2011年11月19日

Leadership is action, not position

《信報》2011年11月19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縱容人民 等同禍國

電影《天下無賊》裏,以管理大師自居的賊頭黎叔的金句「二十一世紀最貴的是什麼──人才」,所言甚是。然而再追問下去,二十一世紀最貴的人才又是什麼?答案是領袖;身居要職而毫無建樹者,不配稱為領袖,貨真價實的領袖,以果敢行動和英明決斷來證明自己的領導才能。Leadership is action, not position就是這個意思。

領導人不是要提供急救服務的醫護人員,但兩者都應該嚴格遵守那條全世界醫學院都一定會教的金科玉律──「先不要造成傷害」(First do no harm)。單是這一點,十個領導人之中至少有七個做不到;否則布殊就不會去打伊拉克,董建華不會推出八萬五,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也不會無端端想到公投。

緃縱你等於害死你

一間公司的領導人無能,worst-case scenario是公司倒閉,打爛僱員的飯碗;但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能,卻足以禍國殃民。今日困擾全球的金融和債項危機,說穿了,其實是治理危機。不管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帕潘德里歐還是羞家下台的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他們今日的困難處境是咎由自取的,即英文的所謂self-inflicted wounds,他們管治的失敗是徹頭徹尾的領導無方(leadership failure)。

這批所謂「壞領袖」(toxic leaders)衰在哪裏?第一是後知後覺,意大利的國債高達一萬九千億歐羅,如此「大到不能救」的規模,又豈是一日之寒所能造成?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須有強烈的危機意識(vigilant)、自知之明(self-aware),以及能夠「急市民所急」(responsive)。美國的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要擁有自由,便得時時刻刻、誠惶誠恐地提高警覺(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其實有效管治的秘訣又何嘗不是「時時刻刻、誠惶誠恐地提高警覺」(The secret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is eternal vigilance)。

橫眉冷對千夫指

第二是優柔寡斷,不敢作壯士斷臂的痛苦選擇,怕觸怒選民,任何讀過公共行政學的人都知道,民意絕非制訂和執行公共政策的唯一和最重要的考慮。市民所想跟市民所需未必一致,真正強而有力的領導,有時就是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地逆民意而行,動員市民做一些他們不願意做但需要做的事情,甚至從他們自己的手上把他們拯救出來 (save them from themselves)。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名言「剛做完手術之後,感覺一定比做手術之前糟糕,但總不能因此拒絕做手術」,講的正是這種「給他們所需而非所想」(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not what they want)的領導本質,這所以一個以討好群眾為己任的crowd pleaser,只有資格做政客,永遠當不成政治家。

2011年11月6日

Tokyo Jihen - sweet spot

練乙錚: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

《信報》 2011年11月4日 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

港大校長徐立之「被自願」辭職,是香港社會大陸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發生此事自然不過,對中共稍有認識的人,無論政治派別,就算當初感到意外,想清楚便知合情合理。九七回歸前夕,時任亞洲學會(Asia Society)副總裁的一位美國人K. Quigley問筆者: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信嗎?

筆者的答覆直截了當:表面一定不變,這就是交代了;實質十年後兩個樣,尤其是大學和傳媒的話事權和作風,那是沒說的。

2000 年7月,港大發生「民調事件」,大家記憶猶新【註】。那是回歸之後,政治權力首次向學術發招。不過,當時過渡不久,特區政府在大學裏可調動的資源不多,需從外面派特使,而且是次政權態度溫文不粗暴,試探一下而已,並非志在必得,這從所派特使的級別及其人性格可以看出。

鯊魚戰術 收編港大

事件結果,政府聲譽損失很大,但收穫無疑更豐:它探出虛實,知道高教界精英非不可屈。2007年2月,特區又爆「教育學院風波」,此事件中,特區政府出手用力和涉事官員層級都比2000年「民調事件」的高;其後特首主動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失利後一再反攻倒算提司法覆核,可見政府自信心已大大提升,儘管這次還是輸了點數,卻悟出更深道理。

鯊魚襲人,先圍着游弋,刻意輕碰兩下,認定可噬,並嗅出弱點所在,最後才血盤一張,把人置於死地,精確俐落。

目的既是降伏高等教育,港大自是首要物件。先前兩次,小試而已;這次有經驗,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你徐立之既被激進學生指摘損害學術自由、要求下台,一招借刀殺人,誰也沒話說,而且不由官員出手,只透過學校「自己委任」的人士及有名望有地位的校友當推手,更是不露痕迹。劇本看到這一回,讀者必油然上心而思之有所悟的一句話,無乃「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徐立之學有精專,領導港大十年而有成,是香港不可多得的人才。平情而論,「8.18」事件中,他的確有過失,卻並不如一部分學生所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當日禮堂內的禮節安排,把個別政治人物不適當地放中心位置且抬舉過高,但也只能說是有損學術尊嚴而已,性質和損害學術自由不一樣。

此外,校園保安安排不當,引狼入室,損害的是政治方面的一般表達自由而不是學術自由。

尊嚴和自由,二者之間,有深刻關係,也有清楚分別:尊嚴始終是表面的,自由則牽涉內容。失去尊嚴,學術在權力面前低頭,忍辱還可勉強負重;沒有自由,則學術不必搞,搞了也是假的。

尊嚴自由 兩者有別

現舉例說明兩者之別:辭書《廣雅》,到了隋煬帝登位,便得改名,「廣」變成「博」,《博雅》是也,因為隋煬帝真名楊廣,原來的書名「犯諱」,不得不改。像這樣的事例,史上不可勝數,但如果書的內容沒有改,便只是表的問題,未傷及裏。

弔詭的是,避諱制度執行最嚴格的是宋朝,但偏偏宋朝皇帝有個不殺讀書人的傳統,知識分子當時所處環境,歷朝當中還算是最好的。與此相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漢代黜百家而獨尊儒,清代文字獄,蔣介石迫害左派及開明讀書人,中共虐殺所有不聽話的左中右知識分子、大學改由黨委絕對領導,卻是由表及裏,真正損害、扼殺學術自由了。

嚴格來說,今天的政權力量把徐立之打倒,還不能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但對所有本地學者的學術生命而言,則可謂到了暴力邊緣。政權通過幾個安插好的商家二打六,便可把堂堂一校之長趕下台,學術尊嚴掃地,則往後還有什麼不可以做得到的事呢?教授不能治校了,黨委治校的日子為時不遠。

說到底,學術尊嚴和學術自由概念上不同,實際上卻往往密不可分。黑社會逼良為娼,第一步便是由黨徒把女子輪姦(所謂「列印」),去其自尊,以後接客賣身,便不覺一回事。「8.18」象徵政權力量在學術殿堂裏坐了上位,成為至尊;趕走徐立之,去學術尊嚴,則如同黑社會給大學「列印」。

如此,香港學術界今後怎麼辦?政權不給你尊嚴了,如果剩下來的本地高校各級領導人不能守住自尊這最後一道防線,只管為一己蠅頭小利勾心鬥角,唱高調不幹實事,熱中於權力遊戲而不是學術生活,則其他不在領導位置的學者,怕有心亦難挽狂瀾之將倒!

大陸學者 弱點有三

損益香港學術自由的因素和管道很多,筆者試指出一個還不曾有人論及的現象,就是香港高教界大陸籍學者比例漸高。八十年代起,香港經濟多元化,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人出路日多,願再十年寒窗讀博士學位走學術道路的港人日少,僅有的一些,一部分留居外國,以致踏進九十年代香港高教大發展之時,稱職教師來源已嚴重不足,好在當時大陸改革開放已有一段日子,一批開放早期便在世界各地最高學府培養成才的大陸學者成為生力軍,紛紛抵港在本地大學任教,貢獻很大;他們在大陸本來就是尖子,基礎扎實,生活簡樸,刻苦耐勞,思考力強,是做學問的好材料。

二十年來,一批又一批大陸學者加盟香港大專院校,不少院校的學系,大陸學者已經過半,而最早來的那些,已經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當上各級學術領導,一些已經是院長或系主任級,取代原有的香港籍學者。這個現象往後如何影響香港的學術自由呢?

筆者從正反兩方面分析。首先,大陸學者都是過來人,對中共以政治權力打壓學術的切身體會,其深刻之處,古今中外難有過之;因此,他們應該是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新代中流砥柱。但是,他們有三個弱點:其一,大陸學者多少都是驚弓之鳥;其二,他們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其三,文化背景關係,他們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從中獲得好處。三點當中,第一點最值得一談。

中國學術界驚弓之鳥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他首先在美國因為愛祖國而遭迫害,回大陸後不久又遇上反右、文革,後來更經歷八九六四,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親眼見到身邊的同事、教授、學生被政權鎮壓,有的被打死打傷,有的掃地出門,有的自殺,有的流放;幸虧他的學問乃中共所需,而他也懂得自保,任何時候在政治上和中央最高領導人保持一致,才得享天年,臨終才敢向一位還是比較善良的中央領導人吐了那句委婉之極的半疑問,答案其實全中國以他最清楚。

有錢學森這個典型,試問今天哪一個大陸知識分子心裏沒有一重陰影?哪個大陸學者天真得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大陸學者到了西方比較敢言,但香港於現時一國兩制之下,在他們的眼中已是半個解放區,說話不得不有所保留。

共黨治下 萬馬齊喑

今天,在本地院校裏,能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以所學的知識分析社會,進而對時政大膽公開批評而常令當權者不悅的學者,九成九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驚弓鳥效應,在本地大陸籍學者身上,無疑強大而普遍。筆者對此感到可惜,卻能充分體諒,因為知道他們的難處。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但願本地大陸籍學者現在或將來坐上各級學術領導位置之後,能替一些捍衞學術自由較無牽掛的本地人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護,形成一種團隊默契便是最好。

珍惜香港學術自由,筆者寄部分希望於本地中新代大陸籍學者。畢竟,這次按政權意志把一個政治上不肯充分合作的大學校長打倒的,不外幾個有權有勢而無後顧之憂、興許都有西方身份關係的香港上流人。搞垮了香港的學術不要緊,他們的子弟都可以放洋留學,與大陸人中的薄瓜瓜輩為伍,左右逢源。

註:行動曝光之後,特區政府要員的反應,忠與奸都堪稱經典。林瑞麟(時任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即日代表行政長官向傳媒發表聲明,指「行政長官絕對沒有向鍾庭耀發表任何訊息,要求停止他的民意調查工作」。此話嚴格正確,因為訊息發向校長鄭耀宗,還繞了一圈副校長,才下達社科研究中心。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則稱,「從未聽過」政府高層提及鍾庭耀,又指董建華派人傳話「絕非其性格」。梁氏話語從來深思熟慮,三分立場九分保險,並不像林氏般會為上司上刀山賣命,因為他有自己的遠大事業要辛苦經營。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1年11月4日

金庸《射鵰》與《易經》

《信報》2011年11月5日

醉一先生 易經漫談
金庸《射鵰》與《易經》

金庸武俠小說,竟然與《易經》哲學不謀而合,年輕時讀其著作,只是「推窗望月」而已。及至年長研究了一點《易經》後,再翻讀金庸小說,才享受「亭台弄月」的樂趣。

《射鵰英雄傳》乃金庸初期成名之作,家喻户曉。不知金庸先生是否有心抑或無意?這部小說箇中主要人物的塑造,竟然具有陰陽五行的研究價值,細看其巧合處,不禁拍案叫絕。

傳统五行學說為木、火、土、金、水,分為代表東、南、中、西、北等五方位,配合了《易經》的震卦、離卦、坤卦、兌卦、坎卦等五個卦,依次塑造出:東邪黄藥師、南帝段正淳、中神通老頑童、西毒歐陽鋒,以及北丐洪七公。

人物發揮卦象五行特性

東邪黃藥師的命名,依據東方震卦五行屬木而來,因草木原為中醫藥之本源,故名之藥師。草木招風惹邪,性質難測,行為忽邪忽正,是故,黃藥師又名黃老邪。風吹竹木發出樂音,故其武器配用一根竹簫,武功也跟音律有關,稱為幻音指。

南帝段皇爺出自五行之火,火為炎上格局,火又為禮法之始,中華文化以禮為文明帝王之象,也是炎黃子孫之由來,故南方配以一位帝王背景之一燈大師;又五行火代表了心臟血脈,心手相應,中醫經絡學以手足各管六條經脈,手指統管六條經脈連貫心臟,故段皇爺就以一陽指功夫,劍指外發心血內力,脫手隔空直擊目標,創立了大理段氏之六脈神劍。

西毒歐陽鋒居西方五行屬金,金質肅殺無情,遇氧氣化而生毒素,故歐陽鋒又名老毒物,五行金之長生位是十二地支的「巳」位,巳的生肖屬蛇,歐陽鋒的武器剛好是蛇頭拐杖。

打狗棒配降龍掌,妙﹗

北丐洪七公居於北方,五行屬水,水性四野飄流,起居聚散無定,有如流浪乞丐,遂以丐幫比喻之。幫主以洪字為姓,代表洪水威猛,亦有靜如止水一面。七數在玄空飛星又稱破軍星,但卦位先天本屬水,一生破衣漂泊,洪七公取名含意上竟與術數不謀而合,更妙者其武功「降龍十八掌」中,降龍源出《易經》乾卦,乾爻以龍為代表;若求卦,必須經過十八變化過程方可取得。乾卦內藏地支「戌」,戌生肖屬狗,北方水能克制戌中所藏之五行火,因而,其武功與兵器取名打狗棒甚有道理。洪七公居北方,以及配用打狗棒和降龍十八掌,個中真昧,妙不可言。

中神通老頑童,居中宮,五行屬土,土性癡呆而頑固,又五行之土內兼藏木、火、土、金、水等各種性質,可引申為兼備東南西北各家所長,集武術精粹於一身。土分布四維,無處不在,故周伯通可以四方來往自如,名之中神通,以及取笑他為老頑童也非無道理。

好勝違常理自食其果

小說中之男女主角:郭靖代表了純陽剛健,而黃蓉則代表了純陰精靈,陰陽兩者互相推演,矛盾共存,互補長短,成就了陰陽本一體的道理。

據《易經》陰陽道理,五行無常勝,亦無常敗,華山論劍高手縱然武功蓋世也不能離開自然常規法則,最多只能超常而已。西毒歐陽鋒因求勝心切,誤練「九陰真經」而將經脈倒流,違反了大自然常規,武功令人摸不清頭路,最終弄致神經錯亂。此中道理是:若要勝常,只有反常,但是人不能求勝而反常,因為反常就不是正常。

醉曰:「五行旣相生,亦因而相克,眾生相逐,業報循環,背道求勝者,宜三思之。」

2011年10月29日

練乙錚:何謂統戰?

所謂統戰,首先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前進、中間、落後、頑固和敵對幾大類,之後便依靠前進分子,團結中間派,分化落後的,打擊頑固的,最後解解或消滅敵對的。

所謂敵人,有階段性,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改革開放時期是清除精神污染不力、鎮壓鬧事學生不力的領導人及其支持者。

昨日的前進分子,可以是今天的中間派;今天的中間派,可以是明天的敵人。

這樣不斷移形換位,敵人都陸續鬥垮了怎麼辦?那麼就想辦法「設置對立面」。團結一些人,是為了對另外一些人鬥爭;鬥爭是高於一切的永恆需要。

這就是統戰。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這是革命的哲學;統戰是一種革命手段。脫離了它,一個共產黨人幾乎不會思考,不會行動。

練乙錚《浮桴記》p.41-p.42

日本嫌消費?

《信報》 2011年10月29日 賈雅緻 趣味閱讀

日本真的會因為「嫌消費」而滅亡嗎?
——讀茂呂美耶新作《乙男蟻女》

香港常用潮語中,來自日本的真不少:毒男、電車男、草食男、肉食女、腐女、乾物女……

但在台日混血作家茂呂美耶Miya新近出版的著作《乙男蟻女》中,你會認識到更多:二十代(即二十到三十歲)的乙男、蟻女;三十代的保留君、仙人掌女;四十代的螢火蟲族、Hanako族……一直這樣數到七十代的老人家。Miya把共一百零六個標籤根據年齡層分類,逐個解說,再加上相關的統計數字,如學歷、收入、婚姻狀況等,以繪畫現今日本社會的風情畫來。

二十代標籤的誕生

她眼中的日本社會轉變,大致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嫌消費世代(二十代標籤)的誕生,二是女性主義抬頭。我在這裏特別想談談前者。所謂嫌消費世代,Miya解釋說是「日本年輕人已不再熱衷於消費」的現象。(讀下去就會知道,我其實抱有另一種看法。)

「先鋒隊是二十代後半男女。他們明明荷包飽滿,卻不買名牌服飾、不買名牌汽車、不買名牌手表、不到國外觀光旅遊、不願意當房奴,……連健身房都不肯去,在同族圈子內流行『零圓運動』、『夜運』,意思是不花錢在夜晚進行的健身運動,……」

為什麼會出現嫌消費世代呢?Miya發現,現時二十多歲的日本人在青少年時曾耳聞目睹不少泡沫經濟爆破的故事。股票變廢紙,經濟崩潰,家破人亡諸如此類,令這個世代的人「深知在經濟問題面前,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會變得輕如鴻毛。」他們有更上一層樓的理想,而社會缺乏讓他們攀登的階梯,「於是他們只能主動拒絕消費,放棄物質面的享受,默默養精蓄銳,等待乾坤再造的時機」。

由於日本人「嫌消費」了,於是又陸續出現「便當男子」(自己親手做飯盒帶到公司或學校的男子)、「森林女孩」(不關心時尚,好像在森林中成長般清純的女孩)等新人類,與「超商約會」(超商即便利店,超商約會指現代年輕男女時興不花錢的簡樸約會,與高消費的燭光晚餐相反)之類的社會現象。

不過讀着讀着,我想,日本年輕人真的是「嫌消費」嗎?

踢走「上世紀的遺產」

比方說,關於名牌,Miya在書中這樣寫:「我記得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年輕女孩很流行買奢侈名牌商品,幾乎全身貼着PRADA、Louis Vuitton、Chanel、Gucci等商標。曾幾何時,這些奢侈名牌商品在年輕人之間竟變成土氣、鄉巴佬的代名詞,難怪上述那些名牌商店會陸續撤出日本,轉移陣地前往中國。目前東京銀座一帶均被UNIQLO、H&M、FOREVER 21等新興名牌佔領。」

這些女孩到底是「不追求消費」呢?還是她們純粹是從一個牌子的粉絲變成另一個呢?

再看一個例子。Miya解釋「超商約會」的意思時,曾經問過大兒子:「現在的男女約會是不是跟從前一樣,白天看電影,夜晚找家可以看夜景的高層餐廳吃飯,吃完飯再到酒吧喝酒談情說愛?」大兒子回答說,這已經很老套了,屬於「上世紀的遺產」。

大兒子到底是「不追求消費」呢?還是他純粹覺得要緊貼潮流,與上一代的約會方式劃清界線?

還有上面提過的「零圓運動」、「夜運」,到底這些年輕人是真的「不追求消費」呢?還是他們希望把自己標籤為推動「零圓運動」與「夜運」的樂活新世代呢?

法國文化研究學者Jean Baudrillard認為人類消費,不僅是因為消費品具實用價值,更因為它具「符號價值」。比方說,女孩子出街喜歡攜LV手袋而不用百佳膠袋,就不是因為LV手袋實用,而是LV手袋好像一個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那樣,暗示自己高貴、大方、有品味。

在創造新一種商機

照這樣說法,真正「反消費」的女孩,既然放棄了LV手袋,應該拿個百佳袋才是呀,為什麼她們的喜好卻變成是UNIQLO呢?「森林女孩」按理也不應該出現,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屋村師奶」才對。屋村師奶不才是最樸素,一身衣着價值最低的女人嗎?

如是我想,「嫌消費」其實不是反消費,而是一種新興消費模式。女孩子也不是不想消費,只是不願意扮貴婦,而要扮「森林女孩」而已。情況就好像「無印良品」表面上是反品牌,注重簡約實用,而其實它自己就是一個品牌。「無印」本身就是一個「印」。(是故很多人買了「無印良品」,都捨不得撕去上面的標籤貼紙。)

這種表面上反社會,特立獨行,實則是追隨社會新風尚的情況,在日本不是第一次出現。《乙男蟻女》後半部也有說「團塊世代」(指1946年至1950年出生的嬰兒潮男女)雖是「我想幹啥就幹啥」、「重視個人感覺」,然而同時也「很容易隨聲附和」,「表面看似各持己見,卻又深恐遭同一代人排斥,到最後只能人云亦云,全體格式化」。

所以當Miya說,有些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拿「嫌消費世代」出氣,說他們不肯購物,打擊內銷,「引領國家走向滅亡」時,我想叫這些叔叔不用擔心,其實年輕人不是不消費,他們是在創造新一種商機呢!

《蟻女乙男》,茂呂美耶著,麥田出版,2011年9月初版。

----------------------------------------------


A*tsu*na:

日本年輕人怎麼可能「嫌消費」?

身處在日本的社會,儘管只是驚鴻一瞥,也不得不為他們計算精準的市場推廣手法而驚嘆。
上至名店,下至店利店,都可以把你的購買欲榨取提煉出來。
什麼期間限定(只在某時期發售,有買趁手)、地區限定(只在某地區發售,過了這村沒這店),還有名人與品牌合作的限定商品,真的直教人生死相許啊.....

新一代的消費,著重個性化,「我有人無」就是最吸金的「符號價值」。
(所以「限定」是日本最流行的推銷手法)

你說日本新一代不肯買樓,不想當正經八百的西裝友,我信。
但你說肯花一萬yen來買森林系one piece的他們嫌棄消費?
倒真是誤把桃花當春棠囉~~

2011年10月15日

愛惜生命 以後輕易不要乘地鐵

信報 2011年10月12日 紀曉風

國產列車帶出五大疑點 港鐵勢掀新「國貨恐懼症」

約30年前祖國改革開放初期,不少人曾經這樣形容國產貨:「新嘅無得頂,舊嘅無得整」,意謂種種國貨品質檢查與售後服務都大有問題,用家隨時要自求多福。

這樣,當溫州「七.二三」動車慘劇與上海「九.二八」地鐵追尾事故還令港人恐慌未已,日均載客多達390萬人次的港鐵,準備今年底起將首批國產列車陸續在港落地行車,就恐防會掀起港人新一輪「國貨恐懼症」。

查這批由內地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長客)生產的列車,已最少帶出五大疑點,包括長客月前所生產的京滬和諧號高鐵列車接連故障要全線回收;長客跟港鐵合作拿下曼谷地鐵一份合約後,港鐵即接連向長客批出生產合約;這批國貨列車造價於國際頂尖生產商水平未見特別便宜,可長客也自認並非國際業界頂尖企業;而港鐵面對上述種種質疑,卻還未見針對性地提高驗收透明度。這樣,港鐵是要港人對他們得個「信」字,還是要港人對他們近年持續跟內地進一步「合作」,逆來順受?

近年持續到內地開拓業務的港鐵,前日雖由公司車務工程總管張少華嘗試平息傳媒對這批國產列車安全的疑問,但有電台早晨烽煙節目昨天仍撥出一個專節繼續討論。張少華在節目上就重申,列車的煞車與訊號系統分別由德國及法國製造,長客只是負責組裝車廂硬件,列車抵港後亦要通過港鐵嚴格驗收才可投入服務云云。

然而老紀再翻查資料,發現剛在今年8月,中國新聞社便證實,長客所生產的京滬和諧號高鐵列車CRH380BL動車組,當時接連發生熱軸誤報、自動降弓以至牽引丟失等故障。經調查後事涉長客驗收相關部件時把關不嚴,國家鐵路部隨即下令長客,準備付運的列車要暫停出廠,已落地行駛的更要逐步回收維修,是為國家有史以來首次。到昨天為止,還未見官方傳媒披露這次事件的最新發展。由此路進,長客的生產線有否深層次問題,自然是第一個合理疑點。

老紀繼續翻查資料,再發現早在08年7月,曾蔭權率領考察團造訪長客的公司總部,《大公報》其後引述長客董事長董曉峰說,長客已經跟港鐵合作,成功投得曼谷地鐵48列列車的生產合約;又說長客跟港鐵一直「惺惺相惜」,希望此前出價競投港鐵今次的10列新列車生產合約也能成功云云。約四個月後,港鐵即接受長客的11億元作價,向長客批出合約。其他來自德、法、韓、日與西班牙等製造商的標書,就全數落選。中新社其後報道,這次是「內地企業第一次成功打入國際高端城市軌道車輛市場」。到今年7月,新華社報道,港鐵再跟長客簽訂共值約14億元的列車採購合同,由長客向港鐵南港島線提供無人駕駛列車。這樣,港鐵與長客建立合作關係既早有迹可尋,往後是以什麼標準審視長客的標書,看來也是第二個可以提出的疑點。

港人勢成港鐵白老鼠

事實上,今年5月便有本地傳媒指出,長客今次所製造的車卡,每個平均要1360萬元,相對於港鐵02年引入的南韓製列車平均每卡860萬元,造價高出 59%。雖謂長客今次所造車廂屬新設計,再加近年來成本通脹等因素,造價上升可以理解,但同時反映這批國產貨在造價上,與其他國家頂尖生產商的相比,未必有絕對優勢。這樣,港鐵為何在長客的國貨並非特別便宜下,仍然非選長客不可,似乎是第三個合理疑點。

皆因老紀翻查長客的官方網頁,該公司雖稱目前是全國最大的鐵路客車與城市軌道車輛生產商,並是國內同行中最先通過ISO9001質量體系與德國DIN6700焊接質量體系等認證,然而也承認現時還是「力爭」把公司建設成為世界頂尖級軌道客車製造企業。參照先前提及今次是長客首次出口列車到香港這類國際高端城市,是否意味長客與港鐵要藉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作為協助長客爭取在國際業界上位的白老鼠,應該可以是第四個港鐵需要進一步澄清的疑點。

查實,當港鐵今次首度採用長客列車,傳媒與公眾紛紛關注,港鐵直至昨天依然未公開表示,會增加驗收的透明度說服港人安心,本身已是第五個疑點。

老紀為此請教港鐵發言人,他就重申港鐵一貫是根據國際貿易組織的指引,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在國際採購。

老紀其後請教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師盧覺強,他卻坦言港人的擔心可以理解,港鐵最少應每個月公開這批列車試車期間的故障數據有否異常,由港人評斷。

林行止: 為民行事施小惠 事主無過好下場

信報 2011年10月13日 林行止

一、明年年中退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亦是最後一份題為《繼往開來》的施政報告,地點在「門常開」的新立會大樓,這座矗立在中區海旁的政府總部能在短短數年間從規劃至落成,速度之快,且期間並無傳出任何糾紛醜聞,反映了曾氏領導下的政府高效和廉能的一面。

曾蔭權七年任期內,曾出現過數度「政治危機」,每當施政不如民意時,便有「受害群眾」上街示威甚至高舉「曾蔭權落台」的橫額,曾氏卻處變不驚且得授權來源不斷支持,終於沒有像他的前任董建華般中途下馬、借故離任,這固然使曾氏留下善終始的任事紀錄,亦打破了「北京之下當官難」的宿命,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致進一步下滑。曾蔭權背負港英遺臣的歷史包袱而能貫徹始終,二任到底,亦可看出北京對香港的態度是,只要政治受制,餘事不妨「高度自治」。

曾蔭權從公四十餘年,從二級政務官逐級上升至香港之首,其奮進向上過程,也許可作為範本教導年青一輩;事實上,曾氏從小康出身而能一門數傑(俱為獨當一面的高官和行政人員),家庭、學校教育及矢忠矢勤的工作態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階級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絕對暢通無阻,它保證了公平競爭,「能者居之」於是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十四年,香港社會的外殼變化不大,內核變化卻不小,以至階級流動管道淤塞,是為不少「八十後」成為憤青的底因之一。

「打好這份工」是曾蔭權上任時的「宏願」,雖然備受冷嘲熱諷,筆者卻相信那是他的由衷心聲,他臨「危」(董氏突然稱病去職)受命,難免誠惶誠恐,以此向權力來源示忠,甚合他做了一世公僕的身份。不過,「做工」亦有階級之分。若為管工,最佳表現不外是對授權者言聽計從,對下屬便盡敦促責任,要他們守份盡忠;若是行政總裁(CEO)甚至公司主席的話,除要對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命負責之外,還要有與持份者分享所得的理念。從這一角度看,曾蔭權顯然只是停留在管工層次。他對京官恭順得近乎諂媚,對港人則親疏有別,那不是當北京的香港管工是什麼?這份心態,令曾蔭權失盡民心(還有四十分,比許多民主國家的領袖的得分高,曾氏為此而自我感覺尚好;事實上,管工充「大班」,這樣的分數真的不錯了),尚幸北京在公開場合不發一言而他的高升是北京御准與港人無關,不然「反曾」街頭活動勢必更烈。

在強勢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官確不易為,若曾氏不是以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行事,也許早已心力交瘁,熬不下去。香港人那份與普世價值比較接近的公民意識,在在與北京那種唯黨國馬首是瞻的維穩理念大有分歧。曾蔭權若以港人為本(以民為本雖是他的口頭禪),便很難見容於中央;只有認真地以北京為老闆(所謂「認真地」即當奴才亦要當徹底的奴才),來自北京的明示及暗示,不管是否切合港情,均得照單全收、唯命是從,進而督促港人繼續為經濟盡力,以保持香港對中國有利用價值的「傳統地位」;而為了確保港京的和諧關係,港人不能在公民權利上對北京作「逾份」(?)的需索。事實上亦的確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權位以至終任(進而有望北京續予閒職讓其繼續發光發熱「為港人服務」)。曾蔭權在上任之初曾有「玩鋪勁」之說,現在看來,和當初不經意地邊走路邊吹口哨般,俱為一時得意心跳加速的「口輕輕」意外。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周書二十一.列傳第十》的〈王峻(傳)〉,指這位太祖近臣「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以之形容曾氏,似乎並無不合。曾氏在京官面前的態度,港人看在眼裏是恭順過甚,且為避天威而漠視了爭取港人應有的權益,矮化了香港和香港人;在內部管治上,曾氏少有計及久遠的方略,而每每於形勢壓力下向市民施以斬件式的小恩小惠,像社會反應極差(捐款數額遠遠在預期之下)仍然強行成立的關愛基金,大慷納稅人之慨,為繼任者樹立極壞先例;至於不得當的派券送錢,難言章法,絕非思慮周詳的政策,在在只求短期「和諧」和他誓言不想聽的「掌聲」。凡此種種,令特區瀰漫着虛與委蛇、不盡不實的虛浮作風。非常明顯,曾氏治下七年,在管治手法以至用人原則上,並無「繼往開來」的格局,任命民望長期低迷的林瑞麟出掌「一人之下」的政務司司長,便是近例。這些有乖民情常理的不當措施,其引起的深層矛盾,已不是貧富懸殊或房屋政策失當所能概括。

二、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土生土長精英,這種人的其中一項特質是精乖伶俐、眉精目企,因而有隨機應變看風駛(巾里)的本能;筆者這種觀感,在拜讀《繼往開來》中有關房屋政策一節特別強烈。對於住屋此一香港市民最為關心的課題,為官數十載的曾蔭權沒理由不一早瞭然於胸,他甚至說「安居樂業是市民的期望,也是政府的願景」,可是,在他七年任內,政府做過什麼足以回應市民「期望」的實事?即使有亦少得不足掛齒吧。這些年來,政府坐看地價樓價飛升至世界最高(撇除「發水」成分香港樓價肯定世界最高)而不為所動,作為無時不在為「福為民開」籌謀的行政長官,在高樓價早已超逾市民所能負擔的超高水平多年後,現在才說「買樓難問題源於過去一、二年,住宅物業供應量相對較少……,顯示市民置業的壓力和風險都在增加」。那不是風涼話便是廢話;而他所以遲至現在才說,目的是在拋出連串其繼任者也許因為主客觀環境有變異而無法承受不易付諸實行的「願景」,換句話說,曾氏在任時不敢挑戰既得利益者利益,力求做「安樂公」,卻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沉重的包袱!筆者常說經濟政策沒所謂正確或錯誤,貴在適時而已,曾氏這方面以至在施政報告中所許下的有待繼任者完成的「政策」,顯然是便宜自己,委責於來者的一種「機數」!

在〈信任自己〉一節,雖然曾氏提及的政績不少可非議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大體而言,筆者相信這是曾氏的真心話,是肺腑之言;和公司主席及政治領袖一樣,曾氏亦把那些「實實切切的香港成就」,歸功於為「每一位香港人努力奮鬥的成果」;而他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也確是香港長期來固守的核心思想。可是,曾氏有否反思,何以其任內的反政府活動無周無之?曾氏指出多個世界大都會反政府示威亦甚活躍,希圖藉此沖淡本地反政府的特殊性,然而,曾氏應深入思考的是,香港的經濟成就這樣高(稅率這麼低),「政治更開放且會有更高的民主成分,加上法治……深受各國讚賞」,有這種種比她國更佳、較昔日更優良的環境,何以反政府活動愈來愈多?在未來的歲月—八個月—也許曾蔭權能為港人說出其中的因由。

云爾錄 : 新立會「戒嚴」 秘書長指保安「專家」建議

信報 2011年10月15日 紀曉風

政府總部「門常開」自啟用後,一直惹新聞界詬病,想不到旁邊的新立法會大樓同樣限制多多。記者不但不能像以往於大樓內活動自如,連採訪立法會外的示威時也諸多限制,日前就有幾名記者更被保安拉扯、熊抱,非常尷尬。

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Pauline)周五就和新聞界會面,Pauline話自己日前看完電視片後都好「震驚」,今天會和全體保安員見面,重申他們的工作應是協助傳媒,而非阻止傳媒。

日前遭保安阻攔兼「禁錮」的攝影記者梁祖彝,就即場要求日前負責保安工作的一位外籍人士道歉,Pauline亦承諾會處理。

那位外籍人士名叫Davey Kenneth Edward,中文名叫戴宏,是退休總警司,還曾在08年得過警察榮譽獎章。Pauline仲話,立法會有幾個門口不准記者使用,都是這些保安顧問的意思,皆因立法會日後有好多公眾參觀活動,要實行潮水式人群控制。老紀心諗,年宵市場日間都進出自由,立法會有冇可能熱鬧過年宵呢?

2011年10月5日

共產主義還是國族主義?

《信報》 2011年10月5日 王岸然

外傭居權案的官司在高院審結,法官認為外傭屬「通常居住」者,這其實是常識之內的事,不可以與軍隊或囚犯的情況並論。大概港人已經進步了一點,沒有再受民粹觀點所迷惑。

事實上,取得申請權不等於申請將獲得接納,有政客以「十二萬多人將湧來香港」的說法恐嚇香港人,以取得為民請命的政治分數,手法與她十二年前當官時一式一樣,這個政客叫葉劉淑儀。

國際都會 面臨考驗

踏在弱勢者的權益上爭取民粹政治本錢者,是民粹的極右政客所為,這類行為通常為知識分子所不齒。這件事令港人認清葉劉為人,十多年前的居權事件以至「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可以理解她只是奉命行事;今天則是本性使然,這本性不以她曾到民主大國的名牌學府讀了兩年政治、開始識得包裝民主而有所改變。

社運界和民間力量自然能分清是非,其餘的皆只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包括又要法治光環、又要收法援律師費的公民黨大狀。政客的問題下面再討論,筆者要跳遠一些,由宏觀一些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是香港應否大量接納已經長期留港的家傭申請成為香港人,令香港在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可以成為真正的國際都會。

能稱為國際都會應具備多民族性,香港不是想發展為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嗎?大量接受勤奮的新移民是令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先進地區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低智民粹的思維令到大家的思想受到局限,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觀看事情;而政客的思維只及如何爭選票而不是如何治港,於是自己製造民粹議題,又反遭民粹主導。

各方政黨 選票先行

星期日《城市論壇》上,甘浩望神父這位「洋雷鋒」的一句話,不會打動民建聯和葉劉,但肯定會刺激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思維,最少京官不會輕易給葉劉利用而提早釋法。甘神父質疑的是,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不是國族主義,中國不照顧弱勢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不肯讓第三世界的人民到中國移居,不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平等的人權,只知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那麼,中國與英帝美帝何異?

列寧曾經指摘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先進的西方剝削發展中地區人民的經濟利益,引入外勞就是這麼一回事,主理中國事務的共產黨人皆讀過列寧這句說話,發展中的強國是否應該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舊路?短期而言符合國家利益,長期而言則精神價值何在?

容許已經長期在港工作的外傭有規劃、有秩序地成為香港人,是國際主義也是對自己有利的做法,更符合西方現代講平等人權的精神價值,為何從政的人不能拋開民粹,想想這個議題?

公民黨人協助外傭打官司,是想戴上維護人權法治的光環,但再三強調不是要為外傭爭居權,只是為他們爭「申請權」。有申請而沒有批准,可算是一項權利嗎?只支持外傭申請,不支持外傭有居港權,更千方百計向港人解說——申請是不容易獲批准,不會真有大量外傭來港的危機。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維護人權公義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民主黨就更加不堪,為了選票,聲稱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立場與民建聯是一個模樣。民主黨自從與中共交易之後,骨子裏已經向右轉,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在認識清楚其真面目之後,社運界有必要與民主黨劃清界線,在民主議題上要更獨立、更有原則。

制訂指引 一視同仁

大家都明白,現時的所謂危機根本不會存在,建制派也很明白,一切只是存心利用事件打擊泛民的區議會選舉。法官說得清楚,「居住地」其實是國際法中在既定定義的用語,《入境條例》為《基本法》加上更窄的定義,是違憲的法律觀點所在,但判詞並無涉及入境處在接受申請之後如何審批,這與1998年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權申請完全不同,那是一刀切的權利認可,而今次只是申請權的認可。

全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出入境限制的自主權,這是主權範圍內的事,不是一個人權問題。人權問題出於一刀切不接受申請,基於同類申請有不同類的處理,這是歧視,亦所以違反人權觀念。

很簡單,是否容許外人成為港人,政府內必然有詳細的政策指引,若然沒有,那是入境處的錯,也是當年葉劉淑儀留下的錯。今天的補救是清楚制訂指引,不論白人、黑人、大陸人、菲人、印人或泰國人,要一視同仁地處理,這就符合國際城市的做法,大家還在爭議什麼?

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和精神價值,不在乎人種。不說美國,就連英國也早有四成人口是其他民族,香港則連一成也沒有。香港的成功若要延續,接納新移民是策略的需要,是應予肯定的方向。

2011年8月26日

仇富的深層心理

《信報》2011年8月27日 占飛

電影既是大眾娛樂,自然以討好小市民和老百姓為己任,免不了有民粹主義的色彩,或多或少會反智 (嘲笑知識分子) 和仇富 (醜化有錢人)。以新片《竊聽風雲2》為例,裏面最衰果個就係最有錢果個。曾江飾演的大有錢佬同叔唔單只要賺到盡,仲要趕盡殺絕。這個角色令人聯想到《教父續集》裏面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二代」阿爾柏仙奴。有一幕阿爾柏仙奴的軍師問佢:「你真的要把所有人都殺清光嗎?」,時年三張四、型到痹的阿爾柏仙奴答道:「不是所有人,是所有敵人。」

剝削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罪與富一開始就結下不解之緣。法國文豪巴爾扎克(Balzac)說:「在所有巨大財富的背後皆隱藏着罪行。」(Behind every great fortune there is a crime.)務實的香港人唔buy這套逢商必奸的想法,他們覺得與其去仇視有錢佬,倒不如花心機去鑽研和學習他們的發財之道。幾十年前的香港,富人當然不是聖人或者道德上的完人,但他們的致富之道卻往往是專心致志、努力不懈去實踐若干公認的美德,例如勤奮、節儉、儲蓄和審慎投資。

浪費無異於犯罪

從前,富人與窮人之間、大人物與小人物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對工作所持的不同態度。富人熱愛工作,他們上班不是勉為其難地去營生,而是充滿熱忱地去接受挑戰。久而久之,他們學會把最簡單的勞動變成一種工藝。勤勞的人一定鄙視浪費,在他們的心目中,浪費無異於犯罪,因為扔掉的東西或許足以挽救一條生命。因而,在舊世界富人的家庭裏,浪費與炫耀的現象不常出現,他們花掉的每一塊錢都能證明他們的節儉。說得誇張一點但不至完全脫離現實,在這個舊世界裏面,少了節儉,沒有人能夠變得富有;有了它,卻幾乎沒有人會窮到冇飯開。「節儉」彰顯的是聰明才智和生活智慧,而「浪費」則是貧窮和無知的大衣。

在努力工作賺到錢之後,富人懂得讓錢為他們工作。由他們開始省錢並把錢存入銀行那一天開始,錢就變成為他們帶來豐厚回報的「優秀員工」。他們從不小看利息,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利息,是他們不用為它落手落腳工作卻自然會落袋的錢;而巨額財富也可以由小額利息增長而來。

勤奮是致富之道

勤奮、節儉和儲蓄,這些美德層層相扣、互為因果,構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唾手可得的致富之道。只要持之以恆地身體力行,一個普通人不但可以脫貧——在太平盛世,貧窮並非正常的狀態,任何一個擁有健康和進取意志的人皆可輕易擺脫貧窮——更可以取得財政上的獨立,做一個主宰自己、不受任何人或事奴役的自由人。

試想想,倘若今日香港的大富人都是靠實踐以上這些美德來創造和累積財富,他們就是我們應該見賢思齊的學習榜樣,我們還有理由去仇視他們嗎?倘若我們未能成為富人,是因為我們的性格有缺陷;而富人的成功,卻是因為他們做了應該做的事情 (doing well by doing right),那我們不單只不應仇視他們,還要尊敬他們;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更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說他們是社會的棟樑,他們當之無愧。如果我們還是不分清紅皂白地去仇視他們,那就證明了比起這些有錢人,我們不只是窮人,還是在道德上的次等人(their moral inferiors)。

絕望地向剝削說不


問題是在今日的香港,通往大富之路有時真的可以由欺詐、剝削、壓迫與巧取豪奪築成;而本地傳媒最有興趣報道的,不是成功人士透過實踐美德而得到成功;而是某些社會界定為成功的人士如何嘲笑、踐踏和歪曲這些美德。

這些「媒介寵兒」(media darlings)所以成功,不在於他們的美德,而在於他們的失德。在這個意義上,平民百姓仇富和恨富,所抱的不是一種反社會(anti-social)的心態。剛剛相反,這是普通人對道德的淪喪和世間的混濁說「不」的一個美麗、蒼涼的手勢。這當然也反映了一種絕望的心態。在一個充滿希望與向上流動性的社會,大多數人都有晉身富裕階層的可能與合理期望,仇富的風氣又怎會蔓延開去?

可是,倘若某些富人因為制度上的不健全而擁有壓倒性的不公平優勢(overwhelming and unfair advantage),使他們的財富可以無止境地以幾何的級數增加,而窮人只有被剝削和被奴役的份兒,那仇富的風氣又怎會不蔓延開去?

社會價值已有巨大轉變

香港人一向以賺錢為樂和賺到錢為榮,冇理由無端白事對有錢人採取仇視的態度。倘若真的愈來愈多香港人對富甲一方的商人,由出自肺腑的崇拜到咬牙切齒的憎恨,這個社會價值的巨大轉變便必然有其社會基礎,值得深究。韋伯 (Max Weber)等社會學家早已指出,社會的價值體系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跟經濟的發展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單單成立一個關愛基金,就以為可以解開香港人的仇富情結,而不去探討問題的根源,實非明智。

其實窮人是人,富人也是人,而人是不應該用貧富來區分的。在這方面,看得夠豁達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他有一次聽到同輩作家費滋哲羅慨嘆,說「有錢佬跟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真的有所不同」。他接口說:「是的,他們有更多銀兩。」的確,有錢佬既非我們的主人,也不是我們的仇人。他們比我們有更多的銀兩,如此而已。

2011年8月25日

「律師」「醫生」閒話

《信報》 2009年12月21日 張立

筆者曾問一位從政的律師朋友:「同是專業人士,為何律師較醫生熱衷從政?」朋友說沒有想過,反問筆者看法。

「深層次是生存基礎及利益。」醫生研究對象是人體,紅黃白黑人種,基本結構相同,政治對醫生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台灣的醫生到大陸,大陸的醫生到台灣,都可以用「共同的語言」交流。

法律本質從屬於政治,政治難有共識,而且是着重為取得利益的階層服務(為低下層只是點綴),政制改革就等於釜底抽薪,把律師的舞台拆了,當然律師從政就積極。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就是在收回主權同時,保證香港、澳門或未來的台灣在政制上不出現突變,而採取漸變的形式。不出現突變,就是保證了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生存的舞台,從而也保證了社會的穩定。

其二,同是專業人士,但律師與醫生對事情的真相、結果、目標都有不同理解。

醫生醫人,對病情、病因都求真實,其高明與否在於能否發現「真相」,對症下藥,其最後結果也只有一個標準:病情是好轉還是惡化。對醫生的要求,一定是「實事求是」,容不得「弄虛作假」。

律師面對的卻是:一法律條文,二不同的法官,三隱蔽的案情,四取向差異的顧客。

法律條文「解釋」不同,不同法官取態性格不同,案情、證據「隱顯」不同,顧客有「黑白」不同。故此,一個好醫生,一定要發現真相,一個好律師,可能是「掩蓋真相」。

醫生以治癒病人為評價,律師以「輸贏」多寡為評價。治病有同一標準,打官司講「勝負」,與事情真相未必同步。

官司講「贏輸」,可不管「真相」;醫生沒有「真相」,一定輸。

也正因為如此,醫生出身的周一嶽不會轉彎,實事求是,被人批到滿頭疤;律師出身的李柱銘從來都是對的,死都講翻生。

十多年前本欄就指出,「香港是商業人才地,不是出政治人物的地方」,是否站得住腳,大家心中有數。

2011年8月22日

曾偉雄真的假到不得了

《信報》 2011年8月23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代一哥「天氣論」轉移視線 劇集諷警不滿度勢見頂

因處理李克強訪港保安安排備受抨擊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放大假一周有多,署任警務處處長李家超昨天指警方保安安排,和以往各國政要相同,還指警員連日在炎熱天氣下工作,只是奉命行事,着市民多加體諒。至於港人此前聞所未聞的「核心保安區」限制規定,李代處長更坦白說是按當時當地及風險而定,次次不同。

特區高官經常向反對者放話,勸他們放棄二元對立態度,然而是次警務處高層,先把港人言論及集會自由,與李克強副總理的安全對立;到昨天再把警員待遇和感受與警員在安保行動時行為放在天秤兩邊,彷彿要理解警員感受,所以偶有濫權也不為過。

當向來被視為立場溫和TVB,其一線劇集也諷刺警方有法不依,隨時濫權;當警方支持度早已跌至一年多以來新低,老紀不難預測,不滿警察比率勢創新高,而對警察滿意度更隨時見新低。出身草根的律師黃國桐坦言,警方解畫層出不窮,濫權、打壓市民形象深入民心,最終只會影響打擊真正罪案能力,「以後出來一喝,邊個仲會服你」?

老紀昨晚吃過晚飯,觀看無綫劇集《潛行追擊》時,看到近日相當熟悉一幕:頹警Laughing被警員搜身,熟悉警例的他要求返警署完成程序,警員竟以他有機會在押解途中拋掉違禁品為名,強行搜查。搜身後警員找不到任何違禁品,Laughing揶揄警員一番,警察即時暴跳如雷:「你做咩?想襲警?想搶警槍?」老紀看過不少網上直擊遊行和警民衝突的短片,這番對白並不陌生。

當然,劇集為增加趣味和張力,無疑會把一些場面誇大;然而警隊支持度近一年不斷下跌,不滿警隊的市民比例不斷上升,倒是鐵一般事實,有統計學數據支持。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月公布的數據,滿意警隊表現市民僅為67%,與09年底相同;而不滿程度達11%,淨民望值重回一年半前水平。值得留意的是,09年是香港警隊多事之秋,既曾發生警員在警署強姦報案人,也發生過交警以市民坐駕當「人肉沙包」,阻止非法賽車。

一年多來警隊重新塑造形象,支持度不斷增加,然而因為三天保護李克強的安排,把年多心血白費。老紀昨天已分析以訴訟希望向警方討回公道,一則勞而少功,二則更費神傷財,但仍有不少受屈者希望尋回一個說法。港大舊生就擬向警方提出司法覆核,既徵詢法律意見,又有33年歷史的港大法律學院更有舊生主動提供協助,希望在本周內決定是否控告警方行動違憲。另外有記者在採訪李克強時,多次遇上警方阻撓的now寬頻電視亦已發信向保安局、警務處、監警會、記協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投訴,在採訪李克強時遭無理阻撓。

不知警編號難投訴

老紀問過知情行家,他們主要投訴在麗港城拍攝穿六四T恤男子遭抬走時,被不知身份的保安人員遮擋鏡頭,以及在何文田等候採訪期間,遭警察無故搜查及出言恐嚇,「我們沒有去警察投訴科,因對方根本無出示委任證,不知道他們身份。」曾偉雄及李少光曾先後指市民及傳媒如有不滿,可向警察投訴科投訴,看來此言如同風涼話而已。

事實上,警方解畫,不時都在玩弄文字遊戲,如昨天李家超指是次李克強來港安排,警方做法無分別,舉出例子分別是政要下機後在機場安排、拜會特首安排,以及在下榻酒店安排。其實在機場和禮賓府的保安行動,傳媒並無不滿,兩處亦無示威者到訪,不值一提。至於下榻酒店採訪區安排雖然可理解,但示威區卻設在和灣仔政府大樓之隔的空地,示威者只要一現身港灣道,已被十倍警力包圍、抬走。

更何況被警方「戒嚴」的地點,其實是麗港城、何文田以及香港大學校園。老紀請教過資深大律師梁家傑,他指若真是要訴諸法律,如司法覆核警方有否違憲,矛頭應直指所謂「核心保安區」。他直指曾偉雄以至李家超,「沒有把《基本法》27條放在心上」,條文明文規定港人擁有言論、新聞、結社、集會等自由,然而在核心保安區內,這些自由全部不得以體現,「根本是人治!警方把示威放在看不見地方……為何把政要安全和市民自由對立起來?市民示威、抗議又如何影響保護政要?」梁家傑舉例指,即使那位穿平反六四 T恤男子在李克強面前走過、出現,也接近不了李克強,難言影響李的人身安全。

出身草根的律師黃國桐認為,律政司應盡快就「核心保安區」的定義,提出依據,最重要是為警方行動提出規範,以致不會讓人覺得警方行動無法律依據。他又指警方三天保安行動如同內地公安對付上訪者,加上警隊高層連日解畫方寸盡失,最不幸結果是令威信盡失,影響打擊真正刑事罪行,「鎮住古惑仔,你真係靠幾個警察大喝幾聲,但你現在幾十人圍個手無寸鐵大學生,閂埋道門,日後仲有無人服警察?警察而家連抄牌都俾人指住來罵,就是這個道理。」
-------------------------------------------------

金針集: 曾偉雄真的假到不得了

事過境未遷,反而更驚天!

翻手將香港警察「公安化」,覆手將香港帶入「白色恐怖地帶」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竟然選擇在風猛飄、雨狂搖之時放大假,進一步強化他早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姿態,暗示所謂的「香港恐襲」,不過是經不起稍事推敲的大話。

首先,8月18日,曾偉雄會見傳媒時表示,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三日兩夜期間,警方每日動員2000至3000警力,確保政要安全。須知道,此乃最高安保規格,上一次如此大陣仗,是2007年胡錦濤來港出席回歸10周年慶典。

基於李克強暫時仍是副總理,出動到最高規格的安保措施,根據曾偉雄的解釋,疑跟新疆恐襲有關,「相信大家都好清楚,(新疆)距離香港有幾近,大家睇睇地圖,數數搭飛機要幾耐時間就好清楚」。

事實上,8月19日本版〈云爾錄〉已經指出新疆距港逾4000公里,遠過北韓至港逾倍,即使不計轉機都要飛7個鐘頭,且要遠程導彈才可射到香港,等等。總之,曾偉雄暗示的新疆香港距離很近,根本不成立。

疑中嘗試留情,再看一下時序。李克強於8月16日至18日訪港,之前半個月,新疆喀什在7月30及31日一連兩日發生兩宗暴力攻擊事件:「730事件」是兩名嫌犯隨機劫車斬人,釀成7死28傷;「731事件」是12名暴徒通街斬人,釀成6死28傷。驟眼看,情況好似好嚴重,但性質實為暴力事件,與「恐襲」沾不上邊。

更何況,若論嚴重性,上述兩宗暴力攻擊可謂遠遠不及「718事件」,而事隔6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就訪港。

7月18日,幾十名維吾爾族人初則襲擊、繼而焚燒新疆和田一間派出所,導致1名警察、1名協警及2名人質死亡,而襲擊者亦被武警開槍打死了14人、傷1人。

耐人尋味的是,7月24日,希拉莉訪港,港警安保措施卻未見大陣仗,令人覺得,曾偉雄的「恐襲論」,前言恐怕不對後語。

嚴格來說,上述三單事件,都不算「恐襲」,所以寬鬆處理希拉莉訪港,實為合理安排。但如此一來,就更加解釋不到,為何要以最高安保規格處理李克強訪港?

最妙品的是,如果香港正處於「恐襲高危期」,曾偉雄還好意思趁8月18日李克強一走,旋即於8月19日一口氣放8日大假嗎?

曾偉雄放大假,保安局局長李少光還可以躲起來嗎?看來,李少光必須向港人明確交代,香港的恐襲危機是否已經處於黑色級別?否則,煩請曾偉雄鞠躬下台!


2011年8月20日

那該死的肥膏

減肥是個永恆的話題──這裡的永恆不包括原始人的生活時代,不分男女,無論年紀,這些資訊就是充盈於耳,卻不知道原來肥胖隱藏著人類演化的秘密。

你一定有女性朋友經常抱怨減得了肚腩手臂,可大腿和屁股總愛作對,怎麼也瘦不下來。麥煒和醫生撰寫的《侏羅紀醫院》就此提出了很有趣的解釋:女性懷孕會耗去八萬卡路里的熱量,但人類的社會一直都面對飢餓的威脅,食物充裕也不過百年以內之事,所以女性下半身那幾組脂肪,是預留給孕育嬰孩的最後防線,只有在懷孕和哺乳其間才可動用。故此如果妳本身是啤梨身形,就只能長嘆嗚呼哀哉了。

受肥胖困擾的又豈止女性?男性在二十歲以後,體重每十年便有約十磅進帳,中年男人亦會流失約15%肌肉。原來遠古時代,因為體力轉差、筋骨勞損等因素,狩獵者大概在三十歲便會退休,然而肌肉愈多,新陳代謝便愈快,需要的食物就更多。所以我們演化出新的生理機制,步入中年就讓肌肉自然流失,應付朝不保夕的生活,身體同時調節,積殼防飢,將熱能轉化成脂肪,提高生存機會。

BBC曾經有一個節目叫《瘦人為什麼不發胖》,邀請了十個不同性別、年齡、種族的自願者,在一個月內狂吃高熱量食物,最後發現有些人的基因較難發胖,但當自願者回復平日的飲食習慣,他們的體重大多下降至之前的水平。事實證明了發胖與否,要看基因和飲食習慣 (雖然這個總論堪比阿媽係女人)。

值得一提的是,其實人類基因的演化率是每一萬年0.005%,但農耕和畜牧業不過發展千年,換句話說,我們的身體是因應石器時代的環境而「訂做」的:古人吃的都是沒有皮下脂肪的野生草原動物,而非肥牛炸雞;古時唯一的甜食是藥用的蜂蜜,今天日常生活的甜份多屬蔗糖,但它卻在百多年前才開始流行;石器時代缺乏鹽,每天只攝取鈉約690毫克,所以身體需要有效地吸收鈉,但都市人的鈉攝取量每日動輒2300-6900毫克;美國心臟學會建議每週最少做3次帶氧運動,亦符合古人類每週狩獵兩至三次的生活模式……

簡單而言,現代人的飲食習慣根本就在挑戰自己身體極限,把運動當成可有可無的消閒活動,從身體機能來看更是莫明奇妙。反其道而行,不只賤肉橫生,更不啻於慢性自殺。

2011年8月19日

阻鏡頭打肚警賤招盡出 港記「還拖」今黑色大遊行

《信報》 2011年8月20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周六天朗氣清的早上,如果各位讀者行經金鐘新政府總部,不難發現一道長長黑色人龍,這批遊行人士大部分是每天各位在電視、報章及大氣電波中見過的面孔、聽過他們的報道,或看過他們的文章,因為他們是每天都在服務大眾的新聞從業員。

擔當「人民喉舌」的傳媒,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三天,歷盡艱澀。艱,不是因為天氣炎熱,而是傳媒遭到從未遇過的攔阻和不合作:採訪區位置遠離總理足迹,記者攜同新聞機構的攝影器材在採訪區工作,還被警員截查搜袋。一批批疑似便衣警員人士,多次在不同地點或阻擋拍攝、或着其他保安人員拉走記者,甚至出言不遜,指記者不合作便會直接找來大貨車,阻礙拍攝視線。

前線記者深感採訪自由被蠶食,結果在兩日內快速組織大遊行,向警方表達不滿。政府一直聲稱尊重新聞自由,三個月前立法會一項維護新聞自由動議辯論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明言,「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一直是特區政府堅決維護的核心價值之一」。

然而,當記者採訪時面對不合理遭遇,特區政府行政機關之首,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連調查、了解都未有,已指有關指控「完全是垃圾」。或許,這才真實反映特區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態度。

名為「港人不可欺,還我知情權;記者不可辱,還我採訪權」的「還拖行動」遊行由記協發起,周六上午11時在新政府總部外起行,經金鐘道至軍器廠街警察總部;除記者及新聞工作者外,記協還廣邀支持市民和友好出席。老紀飲過早茶後都會到場,身體力行,支持後輩。

言歸正傳,此次遊行組織時間非常倉卒,有心同行在周四下午才在facebook發起群組,廣邀志同道合行家參加,結果一呼百應下,近400名新聞界加入該群組,再決定於周六早上遊行。

截至周五晚上11時許,落實參加人數約70人,另有10人視乎情況決定是否參加。老紀得悉其實不少同行或親身體驗,或耳聞目睹過去幾天記者受到委屈,很希望走上街頭以壯聲勢。奈何傳媒24小時不停為市民服務,工作纏身下分身乏術,有行家更直言,會爭取採訪這次遊行,實行寓遊行於工作,一舉兩得。

在那麼短時間內,前線記者便自發辦成遊行,主因是前線記者在採訪李克強副總理來港行程時,不但感受市民表達言論自由遭打壓,甚至身為觀察者的新聞界亦同受遭殃。

根據記協前晚發出的新聞稿,羅列幾宗案例,例如在上周二李克強在何文田參觀長者服務中心時,副總理到場前約半小時,警方已安排採訪記者在對面馬路拍攝,怎料臨近李克強到埗時,警方出爾反爾要求記者退至距離現場更遠地方。記者不從,竟有警員揚言,若記者「不合作」,會召來貨車阻擋記者拍攝視線,現場的機動部隊警員,此時又忽然要求檢查記者證件和攜身物品,而記者其實當時已在現場「set機」等候約一小時。

警肆意搜查採訪記者 

以為不合理遭遇就此止息,只是同日在藍田麗港城,有記者採訪李克強探訪市民時,遭一名身穿黑衫、胸戴襟章的警員(疑似G4)遮擋拍攝,該名警員更要求保安拉走記者,其中一名女記者更被女警雙手推肚。

有電視台攝影師拍攝身穿平反六四T恤男子被抬走時,遭「黑衣人」強行遮擋攝影機阻止採訪,之後另一名「黑衣人」被記者查問是否警員時,拒絕透露身份及出示委任證。

若以為副總理拜訪之地屬戶外,保安較為敏感在所難免,但其實當李克強出席會展活動時,警員對待記者亦不見得善意。例如在安檢檢查記者隨身物品時,有同行就指警員檢查到連的士單內容也詳加細閱,上洗手間時又要警員陪同,甚至在採訪區工作期間,外面亦有警員監視記者一舉一動。

更有攝影記者向老紀苦訴,指在君悅酒店行走期間,一直被便衣警員以手機「兜口兜面」拍攝,距離非常近。他曾要求對方出示委任證及說明拍攝用途,對方全程不瞅不睬。

警方對待傳媒態度,日益轉差。《警察通例》第39章5項,就指命警務人員在事發現場,「須以互諒互讓的態度,盡量配合傳媒工作;以及不應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然而,警方近年屢次阻撓進行採訪的記者,發生已過十年的鎖記者、夾硬抬走記者的不說,單是今年七一遊行後,有示威者霸佔德輔道中期間,記者採訪時已被警方多次不友善對待。

記協刊物《記者之聲》今期詳述警方「三宗罪」,包括不合理封鎖現場,有警員在記者表明身份後,仍被胡椒噴霧或警員武力「鎮壓」,以及有實習女記者多次表明記者身份後,依然被捕及羈押。

本港新聞自由氣氛正不斷萎縮,撇開來自政商壓力的自我審查,現時連記者進行一般採訪的難度也大大增加。唐英年昨天指「每一場(李克強出席的)活動的內容、各方面,我們都既有畫面亦都有內容的背景」。但老紀不禁心想,全球新聞自由度最低的朝鮮,其官方新聞片段亦是有畫面、有內容背景,領導人金正日去那裏做什麼,官方媒體都有詳盡報道,但這卻和新聞自由無關宏旨。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學者董丹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文解釋,在新聞學觀點上,新聞自由還包括採訪自由、傳遞自由和發表自由,而明顯在李克強訪港期間,本港媒體的採訪自由被嚴重打壓。新聞自由和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等自由,與港人信仰、選舉,甚至進出香港的自由一樣,同受《基本法》保護。如果新聞自由今天可被剝削,明天港人失去的便是其他更切身、更重要的自由。



----------------------------------
yes, u are completely rubbish.


金針集 : 富貴黨低智狙擊大狀黨

《信報》 2011年8月16 紀曉風 獨眼新聞

本來,關於外傭居港權問題,於法不合,於理不通,彰彰明甚,毋須筆者或任何智力正常者多費唇舌,可惜,香港社會的而且確愈來愈反智(anti-intellectual),就連受過高深教育的律師都缺乏「智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以至筆者不得不一彈再三嘆。

首先,於法不合。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路人皆見,無論人大常委會如何絞盡腦汁扭盡六壬「解釋」立法原意,都無法得出在香港連續打工七年或以上的外傭沒有居港權這個結論,否則就會有違反人權法之嫌。事實上,筆者早已說過,外傭的出現,並非一如「新機場外勞」那樣具臨時性,而是完善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性質一如香港缺乏金融專才一樣。既然外國金融專才居港七年或以上都可以擁有居港權,筆者實在看不出,為何外傭就沒有?以加拿大為例,外國傭工只需工作兩年即可擁有居加權,即是打從制度設計開始,就承認外國傭工可以擁有的權益,值得香港效法。

再來,於理不合。這方面,以所謂代表商界利益的自由黨的言論最具代表性。日前,自由黨在報章刊登了一個廣告,提出「四大恨」,向公民黨「宣戰」。由於該「四大恨」提出後竟無政黨以至政論正式回應,筆者就不揣淺陋,班門弄斧一番。

第一恨:「若外傭可領取最低工資,月薪可三級跳升至11648元,點算?」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因為僱主不會聘請他們。事實上,自從最低工資實施後,月入只有六七千元的打工仔(例如髮型屋洗頭仔)仍大有人在。

第二恨:「若半數外傭家庭領取綜援,每年開支可高達60億元,點算?」屈指一算,自由黨是以15萬外傭每人每年領取4萬元綜援計出此數的。以15萬做基數,本身就有「篤數」之嫌(照常理應不會有一半外傭〔尤其是印傭〕在香港打工達七年或以上)。更何況,自由黨又再假設這15萬名外傭都不會再打工,而只會一股腦兒跑去領取每月約3245元的單身綜援。這個說法,卻與第一恨說什麼外傭月薪三級跳至11648元自相矛盾,叫人失笑。還有,3245元當中,包括 1830元標準金額、265元租金津貼,以及150元水電煤津貼等,未必人人都可以全數拿到。自由黨這樣「篤數」,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第三恨:「每年額外的教育及醫療開支可達到86.8億元,點算?」這個說法更荒謬。須知道,外傭即使擁有居港權,都是個人資格,其子女尚未擁有公民權利,其中自然包括尚未擁有教育及醫療服務。至於外傭本身,固然極少需要再接受公營正規教育;而醫療服務方面,其實目前他們與香港公民所擁有的服務已經一致,都是 100元看一次公營醫院的街症(每次覆診都是60元),以至都是100元一天住大房住院費,何來額外開支呢?

第四恨:「公屋輪候冊可增加10萬個家庭,輪候時間將大幅延長,點算?」這個問題也是經不起最起碼的推敲,也是與第一恨所說的外傭月薪三級跳自相矛盾,篇幅所限,不贅。

所謂的「工商黨」,竟是這般水平,能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2011年8月18日

為禁示威聲肆意侵人權 曾偉雄解畫視憲法如無物

《信報》 2011年8月19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孔子在《論語》有云:「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過去三日,香港忽然變了天,市民在家園範圍被疑似警察以保安理由抬走;學生在每天步過的校園被多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強行推入後樓梯再閂門禁錮,還有長毛「戰車」忽然被無理扣查、記者在街頭被無理搜包、疑似便衣警員以手機近距離拍攝記者容貌,數之不盡的種種違權違法事件,矛頭全直指警隊之首,即在今年1月才上任的「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誠然,老紀的標準本來已極低,可忍受香港警方由年頭至今多次以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但當警方在領導人過去三日訪港期間,肆無忌憚以安保行動為名,卻赤裸裸地扼殺港人言論與集會自由,甚至隨意踐踏香港社會制度核心價值,似乎也到了不能再忍之時。

至於曾偉雄,他昨午看準領導人離港後即現身解畫,揚言「市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不能凌駕在別人的安全之上」,說法完全視憲法如無物;多年來看盡中外大小示威、遊行集會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便坦言,今次警方淹沒示威聲音之力度,是歷來最高,做法更是嚴重倒退。

上周五,維權人士王荔蕻被控尋釁滋事罪在北京開審,趙連海聯同多人在庭外聲援,在場便衣公安為阻止他們於是強行「拖人」,趙也不能幸免被強行帶走,那裏是北京,大家可見怪不怪,但幾乎一樣的一幕,卻於本周二發生在香港藍田麗港城。

當日,居民黃先生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到訪屋苑時,穿起印有「平反六四」字眼的T恤欲在屋苑範圍行走,竟被疑似警員強行「夾手夾腳」抬走,網民事後議論紛紛,驚嘆香港警方竟已被「城管化」。

其實,李克強今次帶來多個大禮訪港,本是全城皆大歡喜之事,他為新政府總部主持開幕禮,更是在港府面上貼金,但警方連日的安排,卻令領導人訪港行程蒙上極大污點,更同時令香港人權與自由跌破回歸以來的新低線。

麗港城黃先生不是個別事件,翻查過去三天,警方肆意侵犯人權例子多不勝數;昨天,李克強前往港大出席該校百周年校慶典禮,三名在校園內示威學生企圖走近會場,在百米外即被多名軍裝警方包圍,更強行把他們推進後樓梯,有學生混亂間更被推跌在地,警員沒有理會,反急忙關上樓梯門並把學生困在該處。

同日,到場採訪的記者一再被警方以保安為由,要求離開位於會場一百米外的出入口,其實要求離開已不算過分,因為一日之前,警員竟在街頭搜查多名在公眾地方遠距離進行拍攝及採訪工作的記者的隨身物品,又記錄各人個人資料。

此外,有記者在領導人下榻的酒店探訪以住客身份入住的維權人士時,電梯內竟有數名「便衣警察」貼身監察,有人更以手提電話「兜口兜面」影記者相,在場記者曾嘗試質問對方身份,但對方一於少理封嘴,哪管侮辱着記者採訪的天職。

終院:必須「徹底維護公民自由」

警方千方百計要令李克強副總理變成生人勿近,命令由誰而下,老紀不得而知,至於是否有人「做得過多」,恐怕也永無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警方今次視港人言論與集會自由如無物,甚至踐踏了香港社會制度核心價值。

曾偉雄昨午回應,指黃先生因「出現在核心安保區內,而且相信他是想進行示威,所以當時經了解後,就將他帶離核心保安區」,更令人譁然的,是他揚言「言論及集會自由是不能凌駕在別人的安全之上」,「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在一個核心保安區內是任由任何市民做任何事情時,我們是沒辦法確保到訪問政要的安全」。

他的說法似有道理,問題卻是一個人和平地示威,為何會危害政要的安全?警方為何不能容許示威進行,並只進行監視防止有關人士有所行動,反而早早就以保安為由,向認為「想」示威人士採取行動?

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2002年3月,16名「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大樓外靜坐示威,警方收到中聯辦保安人員投訴,以示威者阻街為由要求他們離開不果,即作出拘捕並起訴示威者阻礙公眾地方的罪名,示威者後來上訴至終院,成為有名的「特區政府訴楊美雲案」。

據律政司在06年1月出版的基本法簡訊第八期就引述,終審法院判決時特別指出,該案案情涉及《基本法》第27條所指的受憲法保護的示威權利,更指「示威自由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與言論自由有密切關係,這兩項自由當然涉及表達一些可能會令某些人不悅,甚至冒犯某些人的意見的自由和表達批評當權者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社會制度的核心……」。

事實上,終院在判詞中解釋,警方在決定示威者是否不合理地造成阻礙時,沒有考慮他們是在行使憲法權利,故拘捕並不合法,而示威者在被捕後反抗而被控的襲警罪亦因此不成立;終審法院法官包致金更強調,警方在執行職務時,必須「徹底維護公民自由」,如以此標準,警方一連三天的行動,根本就視終院的判決「無到」。

禁穿有政治含意服裝早被刪

十六年來看盡大小示威、遊行集會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就坦言,今次警方淹沒示威聲音之力度是歷來最高:「97年時李明逵用貝多芬(掩蓋示威之聲),都算係軟手法,今次連音響都無需要,因為你嗌破天,領導人都唔會聽到你嘅聲音」,他到過昨天設於港大的示威區,竟然在山道,「舉頭完全見不到港大」。

羅直指警方設立示威區本身沒有很強法理依據,純粹是法例容許警方「指導及控制」(direct and control)十人集會,法例上不存在示威者不進入示威區,警方便有權拘捕的法理依據。

面對警方濫權,市民表達自由受屈,警方和保安局如同Laughing哥上身,「夠證據嘅咪去投訴我囉」!然則老紀必須指出,警員濫權後市民就算還得清白,但事過境遷,損害是不能補救,總不能叫李克強再訪港,讓示威者和他見見面、遞遞信。羅沃啟亦認同,警察不能叫市民不滿意就去投訴,他指終審法院早就引用歐洲人權法庭的判詞,指警方角色不是阻撓,而是協助市民履行憲制上遊行、集會權力,「你如果只是阻撓,那是達不到工作要求」。

至於曾偉雄昨天提出「核心保安區」,指市民在內裏不能隨便示威,以免影響副總理安全。羅指有關說法並不合理,「其實很多無接受過安檢的一般市民,都在比示威區更接近現場的地點來去自如,例如在般含道來往的居民,無理由示威者比一般無被檢查的市民危險性更高,成個部署只能令人覺得警方不想令領導人尷尬而淹沒示威」。他補充,香港早在十多年前已把禁止「穿有政治含意服裝」剔除於《公安條例》之外,警方現今卻以有人穿上「平反六四」T恤而限制其人身及言論自由,是倒退做法。

2011年8月16日

化身維穩辦 警拘穿六四衣麗港城住客

《信報》2011年8月17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着件衫都被人拉?話說份屬國家領導人的副總理李克強,昨天開始旋風式訪港兩天。保安嚴密一點,本來也無可厚非,只是陣容龐大到「警察多過人」,例如李副總到藍田家訪,開路鐵馬竟達十多架,令人以為香港好像好危險,更嚴重是警方保安工作有侵犯人權之嫌。

話說在李副總到達麗港城前,一名麗港城男住客身穿「平反六四」語句T恤步出大廈,隨即被不知名便衣人員盤問,他表示要「搵老婆」(不是相睇,應是指去見太太),五六名G4要求他「行埋一邊」。男住客指自己不知對方是誰,未加理會,結果被四名G4夾手夾腳抬走,抬離到其他樓座。男住客無故被帶走,當然氣怒質問對方所為何事,但G4警員就只着他冷靜。

「我梗係唔冷靜啦!咁多人拉住我,我都唔知咩事!」男住客強調他當時沒有舉紙牌,無示威,懷疑被拖走和身穿「平反六四」衣服有關。警察公共關係科回應事件時指由於男子「表現激動,警員於是將其移離保安範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還指該男子事後被發現沒有帶身份證,稍後並確認和一宗交通案件有關,男子被捕。

坦白而言,警方一句「表現激動」,真如尚方寶劍,要抬要拉都突然合理合法,02年警方在遮打花園清場時,又是以「表現激動」為由,把兩名記者以手扣鎖上。然而警方所有合法拘捕或阻截行動,都應有合理懷疑才作出,一名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男子,即使示威高呼口號,最多也只是令領導人尷尬(中央及外交部對六四立場,22年來都差不多),根本不足以構成公共安全威脅,警方毫無疑問是濫權。

外傭僱主會「奇招」統計外傭留港意願

《信報》2011年8月17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昨天開記者會,表示過去三個月接觸到約數百名外傭僱主,當中七成表示他們聘用的外傭,非常希望在香港定居。協會主席羅軍典說,一旦外傭獲得居港權,社會並無足夠資源在教育、醫療和福利等方面配合,亦會影響港人就業機會。

老紀好有興趣究竟協會如何研究,於是請教羅主席,他答到:「不是太多questions(問題)的questionnaire(問卷)!」羅主席指近兩至三個月協會舉辦簽名運動,請反對外傭擁居港權,支持人大釋法的僱主簽名支持,再從他們回覆中得悉外傭對居港的意願;另一方面,羅主席親身到中環一帶接觸外傭,結果在此兩種「途徑」下,得悉七成外傭希望長遠居港。

不過老紀再問清楚一點羅主席,如何鑑別對方希望或非常希望來港的意願,他說:「有七成人度啦,大部分都是菲律賓人,答『why not?』(為何不來?)或『of course!』(當然!),15%話未有計劃,15%就講明因為香港生活指數高,不會來啦!」僱主協會如此做統計確實非法惹笑,一則受訪對象不是統計對象,僱主能否準確表達外傭意願,已惹爭議;更何況稍後由羅主席自己親自出馬訪問,在沒有統一問題及科學化問卷設計下,數據可信性真係低之又低。

老紀都明白僱主普遍擔心外傭來港,對香港社會造成衝擊,但以水準甚低的所謂「調查」來作為有利自己立場工具,恐怕是有違常理、有違科學、有違人道的「三違反」;更何況法官裁決應以法理為重,最終來港人數不能左右大局。

2011年8月10日

外傭爭居權案 自由黨廣告四度錯問

《信報》2011年8月11日 紀曉風

外傭爭取居港權司法覆核官司本月22日開審,官司開審前夕,卻成了一道照妖鏡,不單照出不同政黨的面目,更照出了一些政黨對基本邏輯的認知;自由黨昨在報章刊登廣告,就假設若外傭官司勝數後,會引來不同的社會問題,四問公民黨「點算?」。

事實上,如說官司是外傭爭取居港權,更正確說法,更似是外傭爭取居港權的申請權,因為外傭是基於《入境條例》第二條(4)a中,把外傭列作「不視為留港」類別而感到不公,故提出司法覆核;至於若然官司勝數,外傭要獲得居港權,更要再作申請並符合《入境條例》下其他嚴格條件,老紀就曾指出,單計「是否已按照法律繳稅」一條,已足令大部分外傭未能過關,而假若申請的外傭本就有納稅,固然不會成為自由黨在廣告中所指的「綜援人士」,何況外傭有納稅,在「權利與義務」原則之下,他們享用本港的教育及醫療福利,便屬理所當然。

自由黨又「多此一問」,直問「若外傭領取最低工資,月薪可三級跳升至 11648元」,到時「點算?」。老紀未知是否因為自由黨一度反對實施最低工資,以致對工人獲加人工似帶歧視,然而當有外傭有日成功獲得居權,他或她固然不再是外傭,乃是以「港人」身份獲最低工資保障,甚至可以自己當老闆做生意,月薪隨時能三十級跳矣。

至於自由黨再次因代表外傭打官司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乃公民黨創黨成員,而把官司跟公民黨立場「掛鈎」,同為公民黨成員兼立法會議員的資深大律師吳靄儀本周一就曾在報章撰文,解釋公民黨不會因官司而與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劃清界線」,背後原因乃是與香港的司法獨立精神有關;自由黨現時繼續強行「掛鈎」更大登廣告,老紀問過陸羽大狀,如正值選舉期間,該黨恐怕會有惹上官非之危。

老紀記得自由黨出過「廿蚊張」張宇人,當時他身為自由黨副主席,卻能聲言自己的言論不代表自由黨,既然如此,何以律己以寬待人以嚴,認為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就代表了公民黨?事實上,自由黨成員中亦有大律師人馬,曾代表盜竊、縱火、傷人、襲警之被告,甚至獲得勝訴,按自由黨的邏輯,恐怕應從速交代該黨立場是否支持有關罪行,而觀乎自由黨作為一個能左右大局的政黨,卻只能發表如斯民粹觀點,可真正令人要問這一句:「香港點算?」

許知遠:官僚的邏輯

《亞洲週刊》2011/8/14

還記得去年春天,中國的不同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孩子被殺事件。它引發了浪潮般的震驚與憤怒,人們感到內心一些最為基本的東西被觸犯了。孩子不僅是社會鏈條中最脆弱的群體,也是社會得以持續的動力與希望,把刀對準他們也變成了一種象徵——這是個自我毀滅的社會。

不過,比起悲劇本身,同樣令我不安的是另一個細節。當江蘇泰州的遇害兒童的父母衝到醫院時,他們竟被政府幹部攔了下來。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福建南平,學校門口的警察禁止父母們悼念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生活在中國,你會既憤慨又習以為常。你理解這些幹部與警察的邏輯,他們只是龐大的官僚系統的一環,而官僚制度的首要特徵是對表面穩定性、程序的推崇,它恐懼一切可能失控的東西,不管是聚集的人群,還是突然爆發出的情緒。它信奉絕對的虛無主義,除去權力與命令,什麼也不相信。

但只要在官僚系統中,你就一定要遵循這套邏輯嗎?在系統之中,一定沒有另外一種選擇嗎?很有可能,攔住絕望的父母的幹部與警察也是父親,甚至是慈愛的父親,也必定能理解失去孩子的感受。但在那一刻,他似乎立刻切換了角色,作為父親的同理心、作為一個見證人的同情心消失了,他擔心如果不成為板起面孔、冷漠異常的國家機器,他可能喪失前途、丟掉飯碗,而且會危害自己的家庭。如果你質詢他們的冷漠,他們必定會用「沒辦法,這是工作」的無奈之語來辯解。這種辯解太常見了,以至於它早已失去了一個辯解者該有的不安與悔恨。

這也是一場更深刻危機的表現。這種危機不僅是政治的、制度的,更是倫理的、個人的。權力邏輯入侵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入侵到我們的內心。而由於缺乏內心價值,我們都成為了外在壓力的俘虜。在面對世界時,我們不敢於、也忘記了用自己的頭腦去理解、用自己的內心去感受,而自然的遵循外在的慣性。一個沒有自我思維與情感的人,也不可能承擔對應個人責任。所以,在矛盾重重的中國,人們都在抱怨與憤怒,卻同時也在把問題推到「制度」上,似乎真的存在一套無所不能的「制度」,它主宰一切,所有人都只是線繩上的傀儡,它無力反抗,也不承擔具體責任。

溫州的列車追尾事件,是這場危機的另一次反映。它充滿了象徵意義,也同樣衝擊了人們道德的底線。人們讚嘆過「高效的極權」、「中國模式」,它則清晰地表明這種「高效」的本質是多麼脆弱,它的效率則建立在驚人的殘酷之上。它可以如此快速地放棄搶救,如此迅速地掩埋車體,在新列車通過時,舊車體的殘骸還無助地躺在橋下,死亡的名單還秘而不宣。

它遵循的同樣是那套官僚邏輯。人們當然憤怒,但這套憤怒與質詢不僅需要指向整個鐵道部、或是整個體制,它同樣也需要指向具體的個人。僅舉出一個微小的例證,在事故發生後,在新聞發布會的現場,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的臉上,竟沒有一絲抱歉、悔恨的神情。他油滑的應答、表演撒嬌、空洞的豪言壯語,看得出,他不準備對自己所說的任何一句話負責。他必定認定自己僅僅是機器上的齒輪,沒想、也不該負責。但這個小小的插曲,卻可以解釋整場災難的邏輯。每個環節的責任人,都在上級的行政要求下,放棄了個人該承擔的東西。而事故發生後,仍然沒人真的承擔責任。當溫家寶許諾政府會給公眾一個交代,這又是多麼空洞的許諾,鐵道部長仍穩穩的站在身後。是啊,又是整個體制出了問題,好像他們都不是體制組成者,也不是對應的責任人。

他們坦然地享受著體制的權力與權利,卻沒有任何承擔的願望。中國的上下,不都被這種邏輯所左右著嗎?但倘若人們對於制度變化的熱情,沒有同時伴隨著對個人責任的追尋,如果質詢只停留在政治與法治而沒有進入倫理與內心,這種變革也往往只是表面性的。

--------------------------------------------------------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2011年7月31日

工時長休假少工人變奴隸 待遇脫軌港成打工地獄

《信報》2011年8月1日 紀曉風

常說「多勞多得」,打工仔辛勞工作除賺取報酬外,更可得到假期作為工作回報,故不少打工一族都視放假大過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早前公布全球有薪假期排行榜,揭示香港絕非打工天堂,反猶如「打工地獄」,因為香港打工仔享有的有薪假期,全年僅得26天,在全球排行尾四,意味香港數以百萬打工仔,一直過着「有得做,冇得唞」的日子。

查港人不單有薪假期少,工時本身也長得驚人,此消彼長下,工人根本沒有足夠空間從假期「充電」,遑論藉假期培養家庭關係及提高生活質素;至於僱主擔心員工放假多會拖低生產力,但觀乎排行榜前列國家或地區,人均GDP排名其實同樣高踞世界前列,俗語所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僱傭雙方隨時落得兩敗俱傷的下場。

CNN的有薪假期排行榜,以10年工齡僱員為標準,搜集了全球共39個國家或地區的僱員之有薪年假及法定有薪公眾假期資料,排名高踞榜首的為巴西及立陶宛,兩地全年合共有41天有薪假期,隨後的分別是芬蘭、法國及俄羅斯,三地的有薪假期同樣共有40日。

香港在經濟、文化上屬國際級大都會,但論到假期,卻似乎遠遠落後,在排行榜中排名尾四,打工仔全年僅得26日有薪假期,較台灣還少兩日,亞洲區內發達國家如日本及南韓的有薪假期同樣遠超香港,分別有36天及34天;至於有關調查同時假定香港打工仔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其實五天工作制在港仍未盛行,不少打工仔依然返五天半或六天工,換言之一年下來,累積休假便少26日至52日不等。

事實上,調查結果公布後,本地工會自然群起批評,皆因香港打工仔假期少一直為人詬病,更何況工人工時同時過長,簡而言之,就是打工一族工作時間與休假竟成反比,打工仔固然沒有生活質素可言,連與家人相處等「人道生活」亦似乎只成了空談,如此下去,港人隨時淪為「奴隸獸」,為餬口生活全被工作佔據。

其實,打工仔為何會有有薪假期?這全拜被視為最愛享受生活的法國人所賜, 1936年6月,法國總工會和僱主協會簽署協議,法國眾議院然後通過法例,規定法國所有員工只要在一間企業連續工作滿一年,即可享受15天有薪假期(單計假期數,四分三世紀前的法國已超越今天的香港),於是過去只屬貴族與富裕中產階層的特權終進入尋常百姓生活中,隨後多年,經工會組織不斷努力,法國人的有薪假期愈來愈長甚至世界最長,共有足足30日(不計周日),此外,還有10天的法定有薪公眾假期,難怪每年夏季,法國人由於紛紛放假「充電」,令部分城市猶如「停頓」一樣(旅遊叢書Lonely Planet就在赴法旅遊指南中作了溫馨提示)。

英國有長假港無緣仿效

至於被王主任指香港成敗皆繫的英國,亦在1998年時正式實施《工作時間條例》,令全日制員工有權獲得每年20天的有薪年假(事有湊巧,香港當時剛好回歸中國,因而未能「聽從」有關指令,致香港打工仔無福消受矣),至09年時,有薪年假更進一步增至28天;而在北歐國家瑞典,當地是世界著名的高福利國家,當地工人除擁有25天法定有薪年假及11天有薪公眾假期外,該國更提倡在職人士自願脫離工作崗位作休假,2002年起試行自願休長假計劃,凡自願辭職放長假一年的員工,可在休假期間領取85%的失業保險金。

老紀自己亦是打工一族,自然跟其他打工仔同一鼻子呼氣,希望可有更多假期,但恐怕不少老闆都認為,讓打工仔放假,假期過多會影響生產力,隨時影響公司業務,甚至因為減少人員而缺乏競爭力。

問題卻是,現代管理學中已指出,健康具活力的員工,對公司百利而無一害,反之工人未獲充足休息,以至沒有理想的家庭生活,根本不能全心全意為公司「搏殺」,如果長期積勞而捱病,公司更因而承受不必要的無形成本,過去就曾有調查發現,不少香港打工仔都有請病假習慣,利用小病甚至詐病來休息。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字,去年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排名,首位是盧森堡,達9.44萬美元,而在頭十五個國家中,包括丹麥、芬蘭、法國、澳洲、挪威、瑞典等,工人可享有的有薪年假與勞工假,均最少達35天或以上,似乎說明員工幸福,才是最強大的生產力。

2011年7月28日

金針集 : 溫家寶遲到撒謊 鐵道部持槍撒野

《信報》2011年7月29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溫家寶遲到撒謊 鐵道部持槍撒野 」

雖然總理溫家寶自爆因為生病,臥床十一天,所以要等到事發第六天,獲醫生勉強批准,才可以到「溫州動車追撞事故」現場,但鐵道部這個獨立王國,其「目無王法,草菅人命」的差劣形象,可謂已經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坎。事實上,即使溫總可以第一時間到達事發現場,面對鐵道部,恐怕亦只能嘆十聲「行不得也哥哥」。更何況,資料顯示,溫總極有可能撒謊!

昨晚七時許,即是溫總召開記者會後沒多久,就有網民在fb指出,根據新華社、新華網、人民網、中廣網等官方媒體的報道,屈指一算,過去十一天,溫總至少公開出席了四次活動,分別是:一、7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與伊拉克總理馬利基舉行會談;二、 7月19日主持召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三、7月21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喀麥隆總統比亞;四、7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訪華團。

上述四次活動,不但都有新聞稿,而且都有發放照片,溫總精神看來不錯,主持氣候會議時固然毋須臥床,會見外賓時更統統站着握手,其中招呼馬利基時甚至有檢閱儀仗隊呢!此外,溫總分別在7月21日及7月2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還在7月23日就爆炸和槍擊事件向挪威首相斯托爾滕貝格致慰問電。這些公務,未知是否臥床處理,待考。

不過,怎說都好,即使溫總無病無痛,「好打得」過葉問,都未必濟事。就以「最新發現」事故可能由於訊號系統出問題為例,相關央企「中國通號」表面上已經脫離鐵道部,但鐵道部其實依然可以影響到其營運及決策。換言之,打擊中國通號,就等於打擊鐵道部;而更重要的是,打擊鐵道部,就等於打擊解放軍!

稍為認識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經過多年拉鋸,解放軍鐵道兵總算願意於 1983年被併入鐵道部,但其實鐵道部至今依然有很濃烈的解放軍色彩;而讓部分「人民解放軍」轉型為「人民幣解放軍」,則是「國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甚至是必要之惡。如是觀之,鐵道部有解放軍護身,根本不受管。

本來為息民憤,撤換鐵道部部長盛光祖,可謂寫在牆上的指定動作。而今問題是,上一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免職,都不過是今年2月25日的事,以至中共未必會願意在這麼短時間內再消一番風雨。

由此再一次證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愈演愈烈的一個問題是「權力貨幣化」,亦即一般人較易明白的「結構性貪腐」。

2011年7月27日

曾德成六親不認

《信報》 2011年7月26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奇書揭穿土共真面目

香港書展今日閉幕,預料入場人次將會再創新高,再一次滿足大都會小國民的數目字崇拜心態;至於愈賣愈旺的大陸題材禁書,則又滿足小農村大國民的政治偷窺心態,可謂各取所需。不過,今年書展,如果只能看一本書,對於關心香港會否落入土共手中的土產香港仔來說,恐怕非《我的父親羅孚》莫屬。

這本關於老愛國、老報人、老文化人羅孚的傳記,由其子羅海雷撰寫,當中有不少篇幅都有細訴土共的所作所為,而關於曾鈺成、曾德成兩兄弟的部分,不但最受注目,亦都最堪咀嚼。

書中首先提到曾鈺成。羅海雷憶述,七十年代中期在培僑中學上學,經常與老師爭論,「有一次我還和一位年輕、『熱血』老師爭吵,我還不知天高地厚的說:『是你懂大陸或是我懂大陸?』我這麼『狂』是因為他弟弟是父親的手下,我不怕他報復。」心水清者一看即知,那位「年輕、『熱血』老師」就是曾鈺成,因為曾德成當時任職《大公報》,而羅孚則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

這段話語,一般評論員相信都會解讀成文革紅衞兵思維模式。這,不能算錯,卻流於皮相。事實上,土共根本就是這樣。而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中國傳統權力結構底下,土共也好,海歸也罷,以至團派也好,江派也罷,都會訴諸「我爸是李剛」之類的語言暴力, 以至「宗法強制力」。

這是「客觀規律」,絕對不會因個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換言之,換轉是曾鈺成,一有機會,一樣會照板煮碗。這,才是「土共治港」的最恐怖之處,亦即是曾鈺成、曾德成,以至梁振英治港的最難耐之處。所以,日前有重量級社評認為,曾鈺成可能是下屆特首的合適人選,對此,筆者實在不敢恭維。

曾鈺成猶如此,等而下之的曾德成,其嘴臉就只會更嚇人矣。

篇幅所限,明天續談曾德成這位大出羅孚意料之外的「愛將」。

《信報》 2011年7月27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叫土共太沉重 叫德成太蠢動

昨天,筆者預告今日會談曾德成的嚇人嘴臉,先此聲明會看得人的心很沉、很沉、很沉……一直沉到海底三萬里,有心翳者不宜閱讀。

老愛國、老黨員、老愚忠羅孚在其子羅海雷撰寫的《我的父親羅孚》中寫了一篇代序,大音希聲地寫了一下自己,大象無形地寫了一下曾德成。可惜,羅孚大器,未能晚成,而只能發出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怨而不能真怒地說:「(傳記)其中有一些內容我亦是初次讀到,有些人的作為更大出我意料之外。」

老子沒說明,兒子卻明說,而且是說完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即使不至於苦大仇深,也肯定積怨成恨。

時窮節乃現!羅海雷在其父的傳記中提到,1982年羅孚因涉嫌充當「美國間諜」而在北京被拘留後,在《大公報》裏獲得重點培養的兩位新秀曾德成和葉中敏的反應,可謂南轅北轍(順便一提,葉中敏乃係三十年代小說家葉靈鳳之女,筆名關昭,筆端常帶辛辣,與嫻雅的舉止大異其趣)。

當時,二人均與羅海雷的哥哥羅海星頗有私交,一個勸他與羅孚劃清界線,另一個則相信羅孚。雖然羅海雷表示,為存忠厚,請讀者自行猜想,但經筆者查證後,證實提出「劃清界線」者,果然就是曾德成。

一個「賣主(羅孚)求榮」,以至「賣友(羅海星)求榮」的「土共人辦」,就這樣誕生了!

關於這個「扭曲人性機制」,羅海雷可謂說到節骨眼兒,他指出「(劃清界線)最可悲的就是連中國傳統的道德底線都抹掉了……要站穩立場,你就必須為了黨的利益,可以不顧一切,六親不認。骨子裏就是為了自己生存,能爬上去,就要揭發,出賣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

好一句「站穩立場」!

好一句「六親不認」!

好一句「能爬上去」!

結果,曾德成果然求仁得仁,扶搖直上《大公報》總編輯這片青雲端,「成就」比羅孚這位伯樂猶有過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2011年7月24日

金針集 : 一位連「hea」AO都不如的問責官員

有時很難想像,林瑞麟處理替補機制風波時的邏輯、常識,可以如此崩盤;如果上周筆者說《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是一份跌破AO底線的諮詢文件,昨天林瑞麟就諮詢文件四大方案違憲疑慮解說,就確連一位等放工的AO也不如。

他昨天訴諸權威,引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的說法,指四大方案沒有明顯違反基本法,故「有信心四個方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這個說法和他上周五所講,談及四大建議方案的合憲性時,只是說「今日未有法律觀點排除(四個)方案不可行」,足見他事隔兩天,便已對四大方案會否受法律挑戰時,「信心」又有所增加。

然而,自欺,卻不應欺人。一則陳弘毅教授沒有說四大方案沒有違憲風險,本報日前報道寫得清清楚楚:「……惟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接受本報查詢時稱,四方案均不能說是明顯違憲,但他認為,方案四違憲風險最高,方案一至三如經輕微修改,風險程度相若;至於方案二,他不認為如政府所言明顯較好,但可說是最符合比例代表制精神。」林瑞麟如果有看過相關報道,昨天不會如此誤導公眾。

更何況現時推出諮詢文件的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其直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陳弘毅教授只是一名學者,其官方身份是直屬全國人大常委的基本法委員會港方成員,這根本是兩個系統,各司其職又各為其主;陳教授即使說四大方案百分之二百合憲,亦並非林瑞麟推行政策的依據。再說得白一點,作為問責官員的林瑞麟,應為替補機制一切爭議,包括日後可能違憲情況承擔政治責任,而不能以「陳弘毅教授都話無問題」的態度,諉過其責。

最後,正如林瑞麟的官場伯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天所言,「有絲毫的懷疑是不合法、違憲,政府都不應推出,例如如果市民選取其中之一方案,到頭來政府又說是不合法、不合憲,那你叫市民如何是好?」陳太這番話,實在發人深省;以往政府官員推出任何政策,即使再窩囊、爭議性再大,符合法律是基本前設,這是一個「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五點等放工的AO都明白的要求;但為堵塞所謂補選機制漏洞,又要因為政治壓力緣故而提出諮詢,卻又要趕及立法,這份諮詢文件意連守法要求也可有所動搖。

o靚模的可持續發展

國內把「o靚模」翻譯成「嫩模」,倒把話說得更直白,赤裸裸地展示橫陳玉體的唯一賣點──嫩蕊嬌花,青春無敵。不過「嫩模」到底不夠傳神,雖則多了幾許憐惜纏綿,但卻欠了三分刻薄稚拙。廣東話「o靚」字通常形容未成年的少年少女,但語氣毫不對青春豔羨憎嫉,反而帶著不屑,是對青澀無知的無情嘲弄。

第一代「o靚模」AngelaBabyJanice Man甜美可人,儘管硬照做作僵硬,但先在網絡竄紅,反而騎劫了傳統傳媒的注意,硬扯的話,情況有點像日本的「讀者model」。時裝雜誌時常挑選一些現役學生或OL,在雜誌登場,她們/ 他們本就不是專業模特兒,多數與「o靚模」一樣,只有一號表情二號動作 (簡單點來說,就是瞪眼嘟嘴反V),然而形象突出而大受歡樂者,亦為數不少,比如香港人熟識的小雪和妻夫木聰。

發展至今,所謂的「o靚模」泛指一堆杏眼、瓜子臉、胸大、腿長的年輕女生。以此定義對照,則有日本的gravure idol (グラビアアイドル),姑且暫譯「水著女星」。她們衣著性感,現身於男性雜誌或少年漫畫,仲間由紀惠、深田恭子、長澤正美等等人氣女星亦出身於此。有不少香港人見人家穿BIKINI和內衣拍照,就說人家是AV女優,實在失禮,畢竟性感照和色情片是兩碼子的事;再者,「水著女星」亦並非一味賣弄性感,她們的公司為女星營造不同STYLE,當中亦有女星販賣可愛、純情、無害。

不過無論是「讀者model」還是「水著女星」,都已經發展了成熟的運作模式,甚至是自成體系的工業,但「o靚模」卻遵從與之相反的「香港模式」。從他媽哥池、萄撻、LOLITA,以至o靚模,都折射出香港社會的有趣傾向,商品 (包括名人)因為過度消費,而出現自我複製,連最後一丁點的剩餘價值都要榨取乾淨,至死方休,加上地產霸權已經將香港人的創意去勢,除了無盡的抄襲與複製,在消耗用盡這些人偶玩物之前,只能夠鬥CHEAP

所以香港只會有滿街的珍珠奶茶、大件夾抵食的壽司、作賤嘉賓為樂的獎門人、抹黑他人侮辱自己的o靚模……它/ 她們即使看起來依然鮮嫩可口,但個性乏味,新鮮感過後,竟成了一場又一場的疲勞轟炸,再三品味,只覺味如嚼臘。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信報》2011年7月20日 

練乙鍊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但筆者認為,王所提三點,乃給梁、唐、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
王 說的條件一,是「愛國愛港」。港人知道,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愛黨」,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 條件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三人當中,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故這頂高帽給他戴,雖然尺碼大了點。條件三,「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這頂高 帽,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各人一頂,無分軒輊。

從江澤民「死訊」談起

然而,王氏說的條件三,包含一層深義,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坊間一般錯讀漏讀,值得在此詳細分析。論述此點,最好從周前傳出的「江澤民死訊」談起。

港 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因而有點人性味道、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不一定無半點好感。不過,河水不混井水,井中蛙王,對河魚而言,終是異物,談 不上有真感情。然而,江、胡有隙乃不爭之實,故江何時死、死了沒有,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港人因此關心。一般認為,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 分重要,唐氏既親江,江不死則唐上位。這種看法失諸粗淺。

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江、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由是有所爭持;至於各候點人與江、胡兩派的關係深淺,倒非關鍵,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言談舉止,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巨細無遺。

幾乎已可蓋棺論定,胡乃過渡人物,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毛、鄧、江等)手上,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即搞好京奧、築牢綠壩;前者是形象工程,後者乃實質維穩,一個表,一個裡。
理論方面,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不啻天方夜譚。其剛毅木訥形象,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

江 搞革命出身,手筆比胡大,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包括自己家屬)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指中國社會 「有可能」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若非所願,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唱紅歌」一直由地方搞到 京畿。

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亦可從江、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江敢委任他,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 空間;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胡才委任他,並只准他接「柯打」,利用自己的高民望,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好 事」(如堵五區公投之「漏」),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而已。
從另一觀點看,結論也是一樣。江、胡交替之際,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 性大幅下降之時。九十年代,大陸經濟欲飛未起,江氏對特首有期望,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 飛;因此,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於是找了董建華。

符合代際演化律

2000年後,大陸 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turnpike theorem」,turnpike 的引申義便是「大直路」,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上了大直路,自會風馳電掣,「想窮都難」,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不 再那麼重要,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

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以及民望的質和量,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 錢;起點政治本錢愈多,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好事」。而且,只要肯幹這等「好事」並幹出成績,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 的,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事」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

換句話說,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因為有使用價值,終點民望並不重 要,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 以及操控他辦「好事」的最優方案特徵,故此方案堪稱「胡氏優選法」)。

明乎此,港人萬勿捉錯用神,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足令胡氏臉上無 光,反映點錯了人;此觀點完全錯誤。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令自己臉上無光的,是江澤民,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胡不怕曾的 民望下跌,因為那是要他多辦「好事」的必然結果,早已算入成本;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堵漏」不成。
江、胡上述分別,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搞強人政治,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一蟹不如一蟹,最終只能「集體領導」。

第 二代的習近平,時或說話令人則目,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觀其履歷,最亮點僅是受「負祖蔭」所累,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 已;這個妥協領袖,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不踰矩」。

再用「胡氏優選法」

明 年初,若江已經不在,則習上台後,肯定沿用「胡氏優選法」挑香港特首,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首挑民望最高、本錢最多那個;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 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好事」,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無半點浪費;如此周而復始,五十年不變,直至「好事」做盡。期間,共產黨理 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胡氏優選法」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期望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中港政治版。

按此道理分析,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可得什麼結論呢?
論民望,范徐麗泰目前最高,但完全脆弱。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這種公正,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一天也不能維持的,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才能在「六四黃金律」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

如是者,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其後能替共產黨辦「好事」的本錢遂等於零。她曾意有所指,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盡地一煲」,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這是她的致命傷。

唐 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兼乏基本政治智慧,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不斷尋底,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以他聲望最劣。若由他當特首,起點民 望低,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但總的來說,不比范徐氏優勝,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好事」呢?

至於梁振 英,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底子遠較唐氏薄弱,施政決策經驗掛零,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但如此「黨委」,依然不過智囊角色。打個比喻 說,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需要很不同、乃至相反的心理素 質。

多年來,若梁氏願意,早可取得一官半職,累積不少決策經驗,但他通通回避,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顯然信心有問題 怕出錯。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洗底沒可能。論民望,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 產,一旦上台,社會馬上鬧翻天,遑論靠他替黨做「好事」;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論優點,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最合當中策組首顧。

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

結論是,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公職王或局長上位,遂大有可能,亦非太難。

當然,如果江澤民可以「多坐一會」,並且還能左右大局,則情況大不一樣。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有多年決策經驗、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當特首,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

上述三位候點人,一個也不入流。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唐氏縱乏能力,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則唐氏玩完。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腳痛下台」劇;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

如 果江澤民「不坐了」,則在此年頭時勢,最理想的特首——起點民望最高、胸無大志、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好事」者,已經出現過,他就是曾蔭權。可惜, 一蟹不如一蟹,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退而思其次,為黨辦「好事」,一人政治本錢不夠,可集多人,即搞「集體領導」。此說近日已然出現,並據說 付諸實踐;而坊間流傳的「三位一體」論、「鐵三角」論,庶幾也是這個用意。

《信報》特約評論員

在日本遇見香港人,我會裝作日本人

在日留學期間,經常會在一些「旅遊熱點」碰見親愛的同鄉, 那鏗鏘悅耳的廣東話又怎能不教我懷念?
於是我趕緊合上嘴巴,冷眼旁觀,仔細觀摩,眼中鄙夷,心裡無奈。

他們手上捧著疑似名為「xxx旅日全攻略」或是「xxx喪買玩日本天書」的東西,
然後一邊甚為稱職地「喪買」、「喪食」、「喪嘈」。

曾問過不少同學和朋友,如果在日本遇到香港人,你會怎樣?

「梗係即刻唔出聲(講廣東話),扮係日本人啦,費事比其他人以為我地同種。」


說起旅遊書,我有幸曾經撰寫日本旅遊書。
工作主要內容就是翻譯日本網頁的資料成為中文。

友人訝異:「誒?你沒去過那些地方就這樣『吹』出來嗎?」
「對啊。」
「不是吧!你公司叫什麼?好讓我不要不小心買了!」
「沒用啦,每本都有這種情況因為採訪回來後,很多時候發現不夠材料,
只好自行在一些店舖/ 名勝的官網copy圖片,然後運用豐富/貧乏的想像力撰文扮去過。
只要細看某些圖片特別細小又朦朧的話,它多是撰稿員的創意產物。
……(黑線)
「嘿,就算真的去過又怎樣?去了一、兩次就可自稱日本專家嗎?
就算真實地採訪了,寫旅遊書的人呢,都和你一樣,你去過一次,拍些照片,
走馬看花地瞄了兩眼,就可扮成『日本通』了,過癮吧?」

在香港這個過度消費的城市,用金錢買回來的狂歡充斥生活,
吃喝玩樂和工作聯手合作,不留一點反思的時間和空間,
讓我們慣性地迷信權威,這裡,太需要消費指南和專家。

日本研究學系 (JAS)總予人不務正業之感
大概因為日本在香港人眼中成為了一個消費的符號,它讓我們趨之若鶩,
千奇百怪的商品滿足了獵奇的心態。儘管香港人每年在日本所花堪比千金,
卻沒有耐性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地方和民族,一切只停留在消費的層面,
但他們竟可以抱著這樣的心態和堅持這樣行為模式,
不斷穿梭於香港和日本,並且樂此不疲。
如果說旅行是「空間的遷移」與「時間的轉移」[1]
那麼香港人只是從銅鑼灣走到原宿,
我們並沒有「從二十世紀的香港飛到封建時代的北丹與尼泊爾」[2]
而只是往前快一個小時的時差而已。

陳雲在《五星級香港 文化狂熱與民族心靈》提到,
德國經濟學者摩根洛特(W. Morgenroth)提出旅遊有「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
而旅遊其實並不能使人了解當地風土人情的真實面貌,
因為為了迎合外國人對當地的文化想像,往往造就了文化樣版
(stereotype)
舉個例子,我在旅遊書中介紹了WENDY’S,老闆卻說,你怎麼寫這個?
難道就沒有些更「日本」的食店嗎?壽司啊拉麵啊串燒啊什麼都好。

(我心想: 老細,我已經寫了不下數十間很「日式」的食店了,
再說,日本人吃快餐說不定比吃壽司還多哩……)


書中同時指「出在企業化化、品質保證的標準化,
以及商品生產的全球化之下……,旅遊景點愈來愈有熟悉感,愈來愈『假』。
……庸俗的大多數,
仍然十分享受那種度身訂做的旅遊景觀,認為那些就是真實的異域情調。」

「『遊客』成為一個貶義詞[3]」,
而「香港遊客」是個侮辱詞,因為它代表無知、膚淺、片面、庸俗。
香港既然聲稱旅遊業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
那麼就應該想想該怎麼提升層次,
擺脫只會抄襲外國和拉高消費的思維,
在全球化下,難道還欠一個半個只有千篇一律的商場的低俗消費城嗎?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文化定位,
但那些只會視文化為經濟手段的短視官員,
卻斷是做不來的。

上行下效,難怪咱們香港人到日本旅行,
連那偽作的文化也懶得去扮體會,
只能停留在物質消費的層面,一味只會到原宿買at甩咇,
香港一個招牌磕死幾十件的「日本通」,
大概一年飛往日本幾十轉,
也大概在某天的新宿池袋街頭,
你曾遭我這欠揍港女的一記白眼。




[1] 陳雲:《五星級香港 文化狂熱與民族心靈》,二零零五年十一月,p244
「工業革命把嚴謹式的工廠式紀律……滲到生活與每個角落,標準的間隔的住所和家具、……定時送上的日報……為了尋回失去的『真實』,西方世界(包括七十年代後的香港)的人便得在假期逃到另一個空間,另一個時間內去。」
[2] 同上
[3]同上,p252

新疆七五騷亂淺談

(寫於2009年7月26日)

新疆七五騷動造成最少一百五十多名漢人平民死亡,部份漢人被拉入後巷殺害,有的更幾乎被砍下頭顱,手法血腥殘忍。這是明顯針對漢族的種族仇殺,但西方傳媒卻涉嫌誤導讀者,BBC把這次騷動與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相提並論[1],美聯社以「暴徒」形容上街示威的漢人 (mobs of Han Chinese),但卻用中性的稱呼「信仰穆斯林的維族人」(Muslim Uighurs who had earlier beaten up people) 形容打人的維族人,而土耳其總理更指騷動為「種類滅絕」。此乃不公乎?但若把事情簡單地總結為「外國勢力干預」,豈不與以上報導同樣武斷?

西 方傳媒對新疆騷亂的誤讀,除了因為一貫對中國的偏見,亦因北京當局在初時發報的消息含糊,無論是對具體死傷數字,還是受害者的民族身份都含糊其詞。加上七 月七日境外傳媒採訪時,維族婦女聚眾抗議家人失蹤,所以很容易先入為主,導致報導失實。但中共又為何要糊塗事件呢?相信是避免真相會挑起全國漢族對維族的 仇恨情緒,甚至報復身邊的維族人,就像七月七日在烏魯木齊大量漢人手持棒棍上街示威。

暴 亂無疑加深了兩族的嫌隙,但即使在此之前,漢人與維人之間早已存在敵意。維漢之間隔閡之深,可從七五暴亂的導火線反映出來:六月二十五日廣東韶關旭日廠械 鬥導致兩名新疆員工死亡,事件起因謠傳為一名漢族女子被維族人強姦,但謠言及後出現多個版本,烏魯木齊當地的版本是,工廠漢人誘姦維族女子,幾個維族小子 前去理論遭群毆而死,甚至有維族婦女深信,她們有四百個姊妹在韶關被強姦。究竟有什麼原因使兩族如此互不信任呢?

其 實自中共建國以來,已通過各種優惠政策,藉以平衡少數民族的弱勢,比如高考加分、酌情豁免一胎生育限制、失業及財政支援等等,但愈是希望以這些措施達致民 族平等,就愈是鼓吹了民族差異。而且對維族人「抓大放小」的政策亦深化了漢維衝突。中國政府嚴厲打擊少數民族宣揚分裂主義及不同的意識形態,並以「放小」 補償,如果維族人觸犯偷竊毆鬥等「輕微罪行」,執法人員通常偏袒維族人,漢人心裡自然不是味兒。此外,新疆的GDP從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九年間平均增長10.7%,高於全國平均增幅的9.8%而且西部開發撇除戰略意義,亦有平衡內陸與沿海發展不均之意,中央之一九九四年就大幅增加新疆的財政撥款。那麼,維族人還有什麼不滿?

開 發西部的確有助當地經濟發展,可是高層職位多由漢人擔任,而煤礦、水泥廠等體力勞動則由維人負責,少數民族沒有因為當地發展而受惠,反而認定好處都被漢人 沾去,漢維之間的差距更加擴大,維人之不滿日益熾熱。而且西部開發速成漢人西移,則增加維人的壓力和危機感。一九五三年,新疆維族人佔75%,漢人佔6%;到了現在,維族人口在新疆是45%,但漢人則急增至40.54%。漢維兩族的價值觀和生活習慣大相徑庭,漢人引入時髦暴露的服飾,與信奉回教的維族女性之樸素衣著成強烈對比,維族人認為這敗壞了新疆的習俗風氣。

退一步說,即使過往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奏效,也是因為七十年代資源極為匱乏,但經濟發展後,溫飽不成問題,物質優惠政策的吸引力自然大減。而且維族人與漢人重實利與物質的性格相違,雖比藏人來得實際,但秉持伊斯蘭教傳統,與漢人經濟掛帥的價值觀有大不同。

新 疆暴亂比去年拉薩騷動更棘手,不只因為死傷更多,而是因為西藏地處高原,較少漢人在當地生活,而且他們信奉佛教,性情較平和,故漢人對他們戒心不大,去年 騷動後漢人也只留待政府處理,沒有像新疆七五暴亂後大批漢人上街示威。但新疆的情況卻不盡相同,漢維之間的接觸遠比漢藏的多,不單有大量漢人居住在新疆首 府烏魯木齊,亦有不少漢人移居至維人聚居地南疆。新疆亦因為金融海濟之故,失業率高企,一些維族青年南下工作,因文化等原因增加了漢維之間的磨擦,七五騷 動就像猜疑的種子破芽茁壯成長,兩族戒備著身邊的「非我族類」,無論中共怎麼粉飾太平,宣傳漢維一家,恐怕都事與願違。

此外,新疆騷亂亦增加中國成為回教恐怖組織攻擊目標的風險。新疆地處歐亞大陸中心,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等地接壤,翻過帕米爾高原就是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疆獨東突組織與阿爾蓋達組織早有聯繫[2]。而奧巴馬上台後調整了布殊的反恐政策,對回教國家釋出善意,只要回教國家改善了對美國的觀感,像拉登那樣的恐怖組織則不得不調整仇美態度,届時回教恐怖組織的攻擊目標,很可能從由美英轉為以中國為首敵[3]

中共在新疆暴亂後,習慣地歸咎於外國勢力干預,對外宣稱是「境外三股勢力」(民族分裂主義、暴力恐怖、極端宗教)作 祟,多得中共多番抬舉,熱比婭更加一舉成名。但若沒有互相仇恨猜忌的土壤,又怎能輕易受外國煽動?如果漢人仍然不改變大漢族主義,真誠傾聽少數民族真正的 需要,只是一方面機械地重申漢維團結,一方面只播放漢人被毆打傷害的畫面,忽略維族人在暴亂中幫忙搶救的事實,那麼「外國勢力干預」只會無日無之。

王力雄「新疆的『巴基斯坦化』」:woeser.middle-way.net/2009/07/blog-post_4632.html


[1] BBC77寫道:  “This looks like the bloodies suppression of protest in China since Tiananmen Square 20 years ago”,後遭中國網民質疑後改成: “the violence is some of the worst reported in the country since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2] 關那塔灣美軍基地為關押及拷問恐怖份子,因為東突份子在拉登處接受訓練,所以關那塔灣監獄亦有東突份子在內。
[3] 七五騷亂後已有印尼宗教組織聲言要報復;英國防恐監測機構獲悉,恐怖組織計劃在阿爾及利亞等非洲國家襲擊當地華人。

被歧視的日本研究學系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學系?

「因為日本人對各式文化兼容並蓄,而且次文化的市場很大,我從中得到很多啟發。」

我不知道如果大學majorBBA的話,見工時會不會同樣經常遇到以上的提問。

當日本在香港人眼中成為一個單純的消費符號,
在工具主義氾濫的香港,「你為何選擇日本研究學系」的確是值得拷問。

在外留學歸港的朋友,無論是歐美回流還是日本回來,談起香港偶爾有些時候總免不了流露不屑、不滿、以至不安。

先不管這是否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精神自瀆,但比起紐約、倫敦、東京,香港這個「Asia’s World City」的東西堪稱「千人一面」,城內人的品味和價值觀相似得驚人。K歌陳腔濫調得膩味不要緊,但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K歌以外更多的選擇?八卦雜誌每期賣十幾二十萬本,而認認真真寫書的作家賣幾千本已經不錯,連陳冠中、梁文道、曹仁超、馬家輝等等作家都漸漸以大陸市場為重,因為內地讀者的反應是好是壞也好,總能引起激辯討論,但決不會如同死水一般沈寂[1];在香港只有千篇一律的xx豪庭與摩天大廈,一座又一座高聳入雲的樣板建築,曾有記者問荷蘭著名建築師Winy Maas「有人批評香港的建築很醜,你有何高見?」他回答道:「哈哈,嗯,或許我會形容為很悶 (boring)」。

別再自我安慰「因為香港的市場小嘛」,七百萬的人口甚至抵上北歐小國的全國人口呢!
香港人習慣了順從主流,從小的教育早就扼殺了我們的想像力,缺乏包容性的市場即使擴充到十三億,依然不可能容納新鮮的事物,失去衝擊和活力的生活環境然後又孕育一群悶蛋受眾,我們就是這樣循規蹈矩地長大的。
 
日本最教人著迷的,不是它的吃喝玩樂,正如《菊與刀》所說,日本人很矛盾,他們殘暴又優雅,然而即使他們的社會仍然相對封閉,卻對各種新奇古怪的玩兒兼容並包;但香港人從小被馴養為一個純粹的經濟人,習慣用經濟的角度審視一切,連曾蔭權都認為特首只是「get the job done」的「打工仔」;「活化」歷史建築物只強調它的經濟效益,無視文化的承傳;入讀大學只為了那張沙紙,不斷專業化細分科目,教育只淪為職前培訓……難怪,難怪,香港只剩下諂媚俗艷的大眾文化。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許下次再被問為個選擇日本研究,我應該回答因為日本是香港人繼泰國之後的消費後花園、那裡的壽司很好吃、Burberry blue label……



[1] 《信報》2010315,「內地出版吸引香港作家北上」

o靚模失敗在只賣色相

《信報》2011年7月22日 占飛

神聖羅馬帝國經常被戲謔既不神聖、也非羅馬,亦不是帝國。o靚模亦可作如是觀:既不o靚——沒有一個有少女Feel,不「靚」,亦非模(特兒)。兩年前,周秀娜借書展上位後,今年的o靚模已無以為繼,吸引不到多少眼球。

肉體多美也不耐看

講 到色情及情色文化,日本人是高手。他們很明白,無論多美麗的肉體都不耐看。不同男子有不同的喜好及不同的性幻想。寫真集既然是商品,當然要精於計算如何吸 引目標男性。除了販賣女體的色相外,還要為寫真女製造有吸引力的形象(image):是貌不出眾的鄰家女孩,抑或是蘿莉妲式小妖精?是魔鬼身材卻有着天使 臉孔的禍水紅顏(femme fatale)、抑或弱質纖纖、我見猶憐?是不經意的充滿誘惑的蠢女、抑或懂得曲意逢迎、任郎擺弄?是健康的陽光女孩、抑或迷途待救的羔羊?

1976年,花拉.花茜(Farrah Fawcett)一張一件頭泳裝海報竟賣出千二萬張,是因為她艷壓群芳乎?是因為她身材出眾乎?非也!是她的一頭捲曲金髮、健康膚色及裂齒而笑的形象夠吸引力,能成為男生的幻想對象而已!

哪有男生愛看倒模

o 靚模寫真集的失敗,就是只懂得販賣色相,所有o靚模幾乎都是同一個樣子、同一個體形、同一款的色相。人人都胸大、腿長;不看臉孔,幾乎分不清那是誰。眾多 寫真集放在一起,就更令消費者無從選擇。形象更加欠奉。她們的臉孔幾乎無一例外的缺乏表情,又或者只有一種表情——自以為性感的表情。再加上為了上娛樂 版,投只擅抹黑的傳媒所好,互相鬥嘴、污蔑、攻訐,無疑提高了知名度,卻壞了形象。哪個男生會喜歡口沒遮欄、嘴不留情的女孩呢?

眾多小說類型中,色情及情色小說最難寫。電影亦然,色情及情色電影最難拍。寫真亦然,以為只要販賣色相就行,便錯之極矣!

「壓海棠情意結」背後的性情幻想

《信報》2011年7月23日 賈選凝

愛情贏家思維:善於幻想,但永不沉溺其中。

又一年書展如火如荼,而o靚模熱潮卻漸趨平息。是人們對這噱頭的新鮮感終於淡了,抑或媒體連續炒作幾年也終於厭了,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一度與書展這文化節日緊密相連的新聞關鍵詞,o靚模所反映出的,其實是香港極度匱乏的性情幻想。

幻想,恰正是愛情中不可或缺的一種能力。

揮 別了《烈火青春》的激情電車與《旺角卡門》take my breath away那最動人的八十年代,關於愛與性的最本土幻想,這些年來你我心底還能記取幾多?沒有了紅衣夏文汐火一般的不羈,也再沒有碼頭邊電話亭中的滔滔渴 望,今日我們,可還有對男歡女愛強烈而鮮明的想像?我們還有幻想的能力嗎?

香港沒有真正的少女誘惑

專程為o靚 模而光顧書展者,實屬少數,但報紙整版放送o靚模比堅尼照,卻總要惹人多看上兩眼。媒體作俑將o靚模這原本與文化展事絕難扯上關聯的話題,渲染成大行其道 的top熱點,恰好折射出人們內心對幻想的渴望。傳媒與大眾相互遷就、推諉、消費與忍受着,都只因o靚模這個幻想符號,是壓抑的香港對女性身體能做出的唯 一想像。

既為o靚模,幼嫩的情色便被看作最大賣點。沒有男人不愛少女的青春肢體,這是他們內心的「壓海棠情意結」作祟(Nabokov名著 《一樹梨花壓海棠》描寫中年男子與少女Lolita的忘年戀故事)。他們貪戀少女的曼妙年華,正因為他們已失去那段The Age of Innocence。成熟男人擁有Everything but青春,而少女擁有nothing but青春,兩者互補,本來非常符合利潤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原則,但放至香港,卻頓時被精簡流俗,變了味道,獨剩o靚模本土化地大露肌膚。

作為華人地區排行榜首的性壓抑城 市,香港在性情幻想層面一貫虛偽又毫無想像力——對少女的着迷僅限於身體窺視,而不敢面對「少女誘惑」這想像背後因不可告人所帶來的引人入勝。所以我們能 見到徒具外表嘅o靚模,卻見唔到識用嬌嫩眼神作為極致誘惑嘅Lolita。男人內心的隱秘幻想,其實根本無法在這城市中獲得滿足,大學裏青春活力的女生, 一入社會直接轉型為行走中環的強勢女子。社會對年輕女孩的幻想標籤,一係文靜單純,一係性感出位,從無中間的曖昧過渡地帶。

「我生命之光, 我慾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Nabokov在小說中描繪出了「壓海棠情意結」的最美想像;仙女與妖精、清純與勾引、愛情與色情,Lolita游走 冰火兩端,成就了作家筆下「唯一的不朽」。《一樹梨花壓海棠》之所以動人,在於它建構了一個具範本性的fantasy;少女的青春,可以多麼豐富、充滿企 圖並可供閱讀,Lolita懂得引導、支配和操縱男人的慾望,而不像穿着迷你裙的o靚模般,只能提供最單一簡單的肉體幻想。所以o靚模永遠不具備真正性感 少女的有趣,o靚模只能勾動人們對性想入非非,但Lolita卻能誘惑情的不可自拔。

幻想,是Lolita自戀的實質。也是一切愛情中的最致命誘惑。

曾 以《麥田捕手》影響二戰後幾代青年人的著名作家J.D. Salinger,在五十三歲時,仍忠於自己作品的最深沉幻想——「捕獲」麥田中的孩子。他用一年的書信往來,「捕獲」了十八歲的少女Joyce,與「壓 海棠」故事不同的是, Nabokov的男主人公寧願沉浸幻想而忽略真實世界裏Lolita其實「平庸得讓人討厭」,但清醒的「捕手」Salinger卻不會。爛漫少女 Joyce與他遁世的生命情調相距太遠,當他發現,這女孩並非他心目中那個安於離群索居的「麥田少女」時,他冷酷地把她驅逐出了自己的世界。
 幻想一旦接地,便粉身碎骨。

愛情贏家不沉溺於幻想

所以愛情贏家善於幻想,但永不沉溺其中。

Lolita正是幻想的同義詞——幻想中的熱烈與殘酷、引人癡迷與不盡人意。

有 幻想,才有能力扎入愛中,但幻想之愛與現實之愛的距離,卻既美又傷人。從Nabokov到Salinger,兩位同Lolita符號難脫關聯的男性作家, 以虛構與真實兩種方式,為我們示範了因幻想生情者在fantasy of love中選擇的不同結局。Nabokov的男主角是個徹頭徹尾輸家,一早已知眼前少女只是自己的想像,卻執着沉迷,最終不得不承擔幻想與現實間的醜陋落 差——也所幸虛構,否則該有幾蠢?而眷戀上Joyce的Salinger,則是與少女關係中的殘忍贏家,他給予她關注、情感與收容,但當發現她不合自己幻 想時,便立刻冷漠收回這一切,清醒到幾乎不近人情。

在幻想中愛下去——令自己痛苦,和及時拋棄不再美好的幻想——令他人痛苦,你會如何取捨?其實,愛情贏家並不會為此困擾,他們反而會逆向思考那個「壓海棠」的故事:「Nabokov的小說不就是一個敘事遊戲嗎?」是呀。愛情也是呀。

但又或許如今香港,能在愛情中沉溺幻想都很奢侈?當性情想像已單一到惟有裸露身體髮膚,幻想便成為愈來愈稀缺的事物。只不過書展的超低折扣,實在比o靚模的超低胸衣更有吸引力,這也難怪雖然o靚模淡出,書展卻激情依舊。

2011年7月23日

香港孩子無家教誰之過?

《信報》2011年7月21日 占飛

香港人是不是大多只看見別人眼中有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傳媒不時都會報道一些好人好事,但這些不易成為城中話題;可是,出一個巴士阿叔、一個雞巴男,以及最近的小學雞,就登時先網上瘋傳、繼而主流傳媒跟進,滿城都說小學雞。

背後當然大有理由。沒有孩子或不想生孩子的人,固然大感安慰,小學雞正好令他們更加堅信不生孩子的決定十分正確。有孩子的父母更加沾沾自喜,一來慶幸自己的孩子沒變成小學雞;二來證明自己懂得教孩子,倍感自豪。

對小學雞的評論,第一個反應是:此子咁頑劣,皆因沒家教,是父母的錯,過分縱容寵壞了孩子。這個講法,不能說錯,但連短片中的小學雞都懂得罵他爸爸:「你唔識教我。」哪用專家長篇大論、扮晒高深的分析?

較有深度(sophisticated)的左翼評論,則大力批判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作壓力愈來愈大,雙職父母為了糊口被迫放棄自行教養孩子的天職,把責任交託給外傭,導致孩子變成脫韁野馬,被寵壞了。

昔日出忤逆 今日出小學雞

這 個說法背後有種族歧視之嫌,為什麼外傭一定教不好孩子?為什麼外傭事必會寵壞孩子?許多外傭本身也有孩子,「湊」仔經驗可能比僱主更多,難道她們的孩子就 全是小學雞?回顧過去,五十年代成長的一群,不少由順德媽姐「湊」大,難道都被寵壞?大陸的富二代、小霸王,沒有外傭,其橫蠻跋扈,遠甚於小學雞。

講 到最後,只好歸咎於「冇家教」闖禍。平心而論,今天電台電視、報章雜誌、書本講座,充斥社工及心理學家指導父母如何教仔女、親子應如何相處的訊息,新一輩 比老一輩應該更有見識。老一輩講來講去不外「養不教、父之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頂多是「我常自教兒」這樣的套話(jargon),連溝通、關愛 也不會講,但何以失效(dysfunctional)的家庭及父母好像比以前還要多呢?何以過去頂多出忤逆仔,如今卻出小學雞?

個人力量難以教兒
過 去較少小學雞,不是因為上一代普遍有良好的家教而今天沒有,而是當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較今天容易及成功。傳統家教的「家」,不是我們 今天說的家,不是這百多年才出現的、只有父母與孩子兩代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而是「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縱有祖父母三代同堂、橫有姨媽姑姐、叔伯甥侄,乃至同鄉、左鄰右里的街坊,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都互相認識。傳統的行為規範清清楚楚, 大至做人要腳踏實地、不可投機取巧,小至日常生活:坐要直、食不言寢不語、對長輩要必恭必敬……等等都規管。個別名門望族甚至有家規。在體罰仍被容許、合 模壓力龐大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社會化的程度遠較今天為大,膽敢變小學雞,才叫人嘖嘖稱奇呢!

核心家庭的中產父母缺乏親戚、鄰里及社會支 持,單憑個人力量社會化孩子,當然是逆水行舟,事倍功半。別誤以為父母是上帝,孩子是他們的創造物,只要有良好的規劃,有愛心及關懷,孩子就必可成才,做 個出眾的人。其實,就算是上帝,也無法教好夏娃抗拒誘惑,亞當不耳仔軟,順從女人而犯下彌天大罪。上帝也做不到的,怎可要求中產父母做得到?中產父母怎可 以認為自己可以做得比上帝更好?把孩子賢愚不肖的責任都放在父母肩上,公道嗎?

一份跌破AO底線的諮詢文件

《信報》2011年7月23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一份跌破AO底線的諮詢文件

如果大家想看看一份跌破AO水準底線的諮詢文件,那就一定要翻翻周五政府就替補機制發表的《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從中,任何人都可以發現不少情緒色彩頗為濃烈的文本,正好以小見大,進一步反映出文官制度已經爛到入心。

相 關例子可謂手到拿來。開門見山第1.01段就說:「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五名分別來自五個地方選區的立法會議員給予立法會秘書書面辭職通知, 藉以在全港舉行補選,策動所謂變相『公投』。」採用「所謂變相『公投』」(so-called 'referendum'),價值判斷之重,令人懷疑這份諮詢文件是否出自AO手筆。更匪夷所思的是,在短短的同一段,「所謂變相『公投』」竟然用了兩 次。

「所謂」這兩個字,實在不能亂用。舉個再簡單不過的例子,假如今天有報章報道,「所謂的政制事務局昨天公布所謂的替補機制諮詢文件,由所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向所謂的傳媒解釋有關內容,並有所謂的兩個月諮詢期,歡迎所謂的市民發表意見。」你說,你會有何感想?

篇 幅所限,再舉一例。諮詢文件結語第一段(5.01)指出:「二○一○年五位議員辭職再參加補選事件,揭示現行制度下議員可隨意辭職以引發補選,並參加補選 尋求再度當選的漏洞。」一份諮詢文件竟然採用「隨意辭職」這種情緒字眼,難免令人覺得政府根本是「結論先行」,以至一再認為補選存在「漏洞」。

須知道,邏輯上,如果泛民五子真的一如諮詢文件所言,「策動所謂變相『公投』」,任何人都會覺得茲事體大十分「在意」,如此一來,就根本不存在「隨意」辭職這個選項。

至 於填補「漏洞」云云,雖然心水清者一看即知,林瑞麟其實亟欲堵塞「變相『公投』」這政治動作,卻又心知此事可做不可說,於是就說是要堵塞「隨意辭職」這漏 洞,即是所謂的「杜絕玩嘢」。而今問題是,即使是明擺着「玩嘢」,也不能視之為「漏洞」。將近取譬,2008年6月12日,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大衛戴維斯 (David Davis)突然宣布辭職,藉舉行補選而引發英國民眾討論公民自由受到侵蝕這議題。

事緣之前一日,國會通過反恐法,將嫌疑恐怖分子的拘押期,由28日大幅延長至42日,戴維斯深感公民自由受到損害,於是就以「隨意辭職」,然後又「再度當選」來「玩嘢」。
當 時的保守黨黨魁卡梅倫雖然並不贊成載維斯此舉,但亦表示尊重其決定,反映出好些牽涉到基本核心價值的議題,通過「辭職/補選」來引發民眾關注,早有民主老 大哥的先例可援,遑論北歐各國「搞公投當食生菜」矣!香港貴為「紐倫港」三大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又何必大驚小怪失禮街坊呢?

2011年7月4日

香港公安一哥曾偉雄

《信報》2011年7月4日 紀曉風 「獨眼新聞」

「曾偉雄踩新聞自由底線 鐵腕手段變相擴大警權」

七一過後,中環回復平靜,但七一這夜帶來的後續未止,除了示威者於中環街頭上演百米狂奔一 幕令人深刻,警方的處理手法亦惹來極大批評,再次未作警告亂噴胡椒噴劑固然早已不再是新聞,警方今次更「再創新猷」,包括企圖拘捕到場觀察的人權監察總幹 事羅沃啟、拘捕未有攜帶記者證的記者,甚至在清場時出動俗稱「孖葉」的手扣來鎖扣示威者。

無獨有偶,香港記者協會昨天適時發表題為「一國進、兩制退.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的周年言論自由報告,批評警方處理示威手法愈見粗暴,至於拘捕記者,記協更指屬不可接受。
事 實上,老紀翻查監管警員紀律及行為的準則的《警察通例》,警方近年對待採訪示威活動的記者,手法似有違《通例》之嫌,至於七一當夜的執法,更似證實社運界 近年的擔憂,正是香港警權疑似不斷擴大,而情況自「新一哥」曾偉雄上任後更趨明顯;然而,當警權大到踐踏到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的新聞自由底線時,警方猶如把 自己推向市民及群眾的對立位置,警民關係勢跌至冰點。

每當警員到達案發現場,均有採訪的記者到場,究竟警方是否需要跟傳媒配合?又如何跟現場的記者配合?原來答案早藏在監管警員紀律及行為的準則的《警察通例》內,至於警方如何才應使用胡椒噴劑及手扣,《通例》內同樣作出明確的指引。

老 紀翻查《警察通例》第39章,雖然只有短短約五百字,但就清楚寫明「如何應付傳媒代表」,其中就「傳媒代表」列出了三大準則,包括事主為持有由報館、通訊 社、電視台及電台所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由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證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的記者、攝影師及電視台工作人員,而在第39-05條中,就指出在 事發現場的人員,須遵守兩大規則,包括「以互諒互讓的態度盡量配合傳媒工作」,以及「不應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如此說來,由警方盡量配合及不應妨礙採訪 的記者這兩大態度,似乎屬理所當然。

不過,現實世界的警察,又豈會墨守白紙黑字的指引,實情是現場執勤及執法的警員,對待現場記者跟示威者 般一視同仁,甚至作出特別安排,要求記者乖乖留在警方設立的「採訪區」內,然而「採訪區」卻又設於遠離事發現場,最普遍的例子,正是示威熱門地點西環中聯 辦門外,當極寬闊的花槽建成後,採訪的記者因為「無定企」,便被要求留在遠處的「採訪區」,老紀亦曾聽行家訴苦,指採訪時只要稍越「雷池」半步,便被警方 惡言相向。

事實上,警方漠視干預新聞自由,可說是警權擴大的其一例證,情況令人擔憂又震驚,但老紀亦不單為自己的行業說話,而自現任警隊一哥曾偉雄於今年初上任後,對付示威遊行時,手段明顯轉趨鐵腕,甚至令前線警員有濫用警權之嫌。

重重封鎖亦要用「孖葉」

以 七一當晚為例,警方就曾利用手扣拘捕包括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內的示威者,但老紀從電視片段可見,毓民被扣上手扣時並未作任何反抗,但警方一樣照鎖,而根據 《警察通例》第29-11條,當中指出使用手扣「必須確定為合理及有根據,並且只有在較低程度的武力如徒手約束未能達到目的時才可使用」,至於所謂的「合 理需要」,就包括「以確保其有理由相信可能逃走的被捕人的保安及控制該人」;或「以保護自己或其他人免受傷害」,然而,警方在當時固然已經建立起重重封鎖 線,除非警方認為黃毓民有能力避過現場上千警察成功逃走,否則出動「孖葉」之舉實明顯屬天方夜譚;而同場加映的警員企圖拘捕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事件,就 更加令香港從由美其名的國際都會,一下子淪為連落後國家也不如。

至於老紀不想再講的警員亂噴胡椒噴劑,幾乎成為每次遊行示威中的必然場面, 老紀粗略觀察,似乎警員已由去年反高鐵時,示威者推撞鐵馬才使用胡椒噴劑,升級為只要示威者與警方有肢體接觸,示威者便例必中「椒」,而社運界以至不少在 場記者,也曾多次不滿警方在使用胡椒噴劑時,根本未曾作出任何警告。

其實,警權一旦被擴大,表面是警方在執法時更有效率,甚至起殺一儆百作 用,但實情警權擴大只會是毒藥,試問普羅市民如何可作出制衡?恐怕雖有投訴機制,卻會被重重制度弄致身心疲累,於是便出現兩大極端,置身事外的市民,或會 支持警方更強硬執法,相反跟警方較易發生衝突的示威者,與前線警員更為對立。老紀在七一當晚於外圍觀察,圍觀者不時大聲譏諷執勤的警員,有警員手上防暴盾 牌不小心脫手掉地引來巨響,圍觀者即報以噓聲,更有示威者在被捕後,偷拍了警員在警署內以粗口跟被捕人士互罵的場面,目的是揭露警方醜陋的一面。

警 務處網頁所載,警隊的目標之一,是與市民大眾及其他機構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及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警員持守的價值觀,包括尊重市民及警隊成員的個人權 利,及以公正、無私和體諒的態度去處事和對人等;曾偉雄上任時聲言,不清楚為何有人以「鷹派」來形容他,答案,已寫在過去半年的示威現場。

2011年7月3日

禁慾只是另一種性變態

將睡未睡的黃昏教授小學社會科
(
對,不是「常識」,是而社會、科學、健教分家的時代)
恍惚間傳來老師平板的提問:「我們做個統計,有誰住在私人住宅?」

「最後一項,」老師照本宣科,書本的last choice是「木屋」。
白皙的小手猶豫地豎立,三三兩兩,突兀得很。
對上大大小小疑惑的目光,老師猛然尷尬起來:「呃......如果不想說的話也無妨。」

大伙兒學會了人生重要的第一課,貧窮原來需要藏藏掖掖。

陳云說,過往貧民並不覺得自己淒涼,他們活在自己的社區與圈子,
大家一起用廉價貨品,吃便宜食物,根本不覺得自己窮得自憐又可憎。
但當街坊熟悉的雜貨店和街市都被超市吞併,
無論貧富,都得擠進同一場所消費,窮者方如夢初醒,發現自己的慘況。

對比今朝,在我的成長路上遇過的富裕者確實不多,
雖不至於均貧,但所謂的中產竟也是ETV才會出現的傳說,如夢幻泡影,可望而不可即。
可是誰的新文具、誰用零用錢請了我們吃零食、誰可以沒有顧慮地買貼紙......
對比逐點逐點累積下來,還是令我體味了當中的欣羨和羞愧。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批評現今的青年,根本不在乎物質本身的價值,只是樂於「GET」。
上一代的日本人愛買名牌,因為質地好,又可讓人看起來高貴一點。
但今天日本激安殿堂林立,因為年輕人醉翁之意不在「HAVE IT」,而在「GET IT」,
猶如獵人狩獵的快感,品質如何,擁有過後用與不用,倒也不相干。

對比而生的困乏教人學會怨懟,亦教我學會忍耐。

從渴望到擁有,總會經歷一個過程:等待、付出、等待、半求半討、遊說、拿下。
而且偶爾失手,所以我從小就知道,種花花不開的滋味。

習慣壓抑欲望是不足夠的,佛洛伊德說禁慾只是另一種性變態。
別讓欲望操縱,要明白欲壑難填,順則來不順則去。
所以有些人可以很揮霍,但從來不被物欲控制,對他們來說貧富分別不大。

2011年7月2日

遊行人數創煲呔上任新高 三司十二局「全軍盡墨」(紀曉風)

《信報》2011年7月2日 紀曉風

事到如今,關於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雖然主辦單位與警方及最高學府的統計數字南轅北轍,但不論是最多的21. 8萬,還是最少的5.4萬,實際的遊行人數相信已創曾蔭權上台後的新高。

事 實上,今年本來民怨最深時乃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但經財爺極速轉軚向全港市民大派6000蚊,幾乎一舉把集結的民怨打得煙消雲散;然而特首曾蔭權的整個管 治班子卻不甚爭氣,盡情謹守「梅菲定律」以致「錯事多磨」,老紀數過三司十二局,發現原來人人都曾「闖禍」,情況較03年時相比更為嚴峻。

一眾高官一同「搭沉船」,攜手埋下管治危機炸彈,勢令他們在未來的三百六十多日,每天一步一驚心。

周五的七一回歸日下午,天晴,經過早上的一輪驟雨,更令氣溫稍降,宜遊行,於是數以萬計的港人,再次整裝待發,齊集維園向政府總部進發。

遊行人士在下午3時出發前,只站滿維園三個足球場,以為參加人數有限,但似乎更多參加者選擇從外圍「插隊」出發,於是令遊行隊伍的龍尾,直至遊行開始後近三小時離開維園,直至傍晚8時,龍尾才到達灣仔附近。

根 據發起遊行的民陣公布,估計今年的遊行,高達21.8萬人參加,數字聽來相當嚇人,警方就表示,高峰期的遊行人數有5.4萬人;至於獨立第三方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的推算,遊行的總人數應介乎5.4萬至6.4萬人,然而不管哪方推算最為準確,人數已創下自曾蔭權05年上台後的新高,由此更能解讀為,積壓的民怨 已再次到達臨界點,並藉七一遊行爆發。

老紀昨日亦曾走進遊行人群,跟八年前03時的七一遊行比較,市民針對的官員明顯更趨「多元化」,今年遊行時,三司十二局首長再連同特首,整個十六人管治班子幾乎無一幸免成為被罵的對象。

時 間先返回03年,當時香港剛經歷沙士的洗禮,經濟不景,負資產出現,加上當局有意就23條立法,於是當年的遊行人士,都把矛頭指向涉及的主事官員,包括要 求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台、偷步買車的財爺梁錦松、處理沙士不力的楊永強及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的葉劉淑儀辭職,至於其他主要官員如當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 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與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等,俱能置身事外,甚至民望當時繼續高企,當中主因,正是他們 涉及的政策局,仍能擔當好施政的責任。

不過,時移世易,現時的曾班子卻幾乎整個班底陷於「全軍盡墨」的境況,老紀隨意一數【見表】,其實各 人都有「闖禍」往績,最當紅的「罪魁禍首」,固然有騎劫市民意願、不作諮詢下欲強行通過遞補機制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食衞局局長周一嶽也因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影響本地醫療福利而受罪;保安局局長李少光由於近年多次打壓遊行示威,亦被激進遊行人士視為「眼中釘」,至於民望長年高企的律政司司長黃仁 龍,最終也因「下水」為遞補機制解畫,被市民認為「埋沒良心」,被高呼要下台。

老紀記得董伯伯曾有名句:「要離開好易,留低卻需要好大勇 氣」;特首曾蔭權昨在慶回歸酒會致辭時稱,「會繼續踏實工作,堅毅不懈,以謙虛態度為市民的幸福,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但當眾高官已攜手埋下並引爆連串 管治危機炸彈,距離餘下任期仍有三百六十多天,恐怕各人應有心理準備,好展示最大勇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