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中國奴化

「我剛剛的暑假去過日本,先不談歷史問題,單單說我的感受,待在那裡感覺特別的舒服。為什麼呢?人家的服務員都把你當上賓!」

我坐在四川一間重點高中的會客室內,校長看上去年輕有為,他無不感嘆地說著,我也不好意思把眉頭皺得太緊。

那位校長對日本的印象不錯,可我想他搞錯了原因。即使他不是以顧客的身份在街上走走,日本的路人甲普遍也算挺有善,因為他們尊重的對象首先是個人,無關權勢,其次才是你的身份,到底是熟人、陌生人、上司、下屬、客人、店員……然後才決定用的是敬語還是平輩用語。那位校長說得理直氣壯,其他老師默默點頭稱是,只有我一個聽者藐藐。令他舒坦的不是人與人的基本尊重,而是令他覺得自己是「上賓」的主子感覺?這也是一種Freudian Slip嗎?

柏楊說中國人極端的自卑,同時又極端的自傲。自卑時是奴才,自傲時成了主人。自卑時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

日本社會學家內田樹在《下流志向》寫道,從前的孩子會幫忙做家務,知道付出過後才能得到稱讚,即是說他們在上學前,首先以勞動者的身份成長;相反現在的孩子第一個社會化的活動卻是「購物」,他們在上學以前,已經在便利店學會了金錢的大能,並且知道自己是個「消費者」,有權選擇,亦有權投訴「貨不對辦」,總會問「我學這個有什麼用?」,正如問「我買這件東西有什麼用?」當然我不認為一個人的身份建構可以簡化至此,尤其是中國近幾十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是卻因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來臨,人們愈來愈像上述那些孩子,同樣咄咄逼人,而且更加歇斯底里,不單以消費者的身分去衡量事物,更以這個角度判斷一個人的價值,主子奴才的「潛在基因」在社會每個角落揮發,令人喘不過氣來。

其實日本也有強烈的階級意識,但所謂的「上位者」卻不是單純的掠奪者,而須同時背負責任。比方說,日本的社會強調「先輩」與「後輩」的階級關係,後輩必須對先輩恭敬,但先輩亦有責任照顧小輩,帶出的不過是個顯淺道理:愈大的權力需肩負愈大的責任,但這種論調卻在中國鮮有提及,更別說把它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國社會是一種赤裸裸的「捕食者」與「獵物」之關係,我比你有錢,比你有權力,你就得當我的奴才。換句話說,這種關係以權力和金錢為準則,判斷上下的位置,形成單向的掠奪。

最後說一則趣聞,前陣子在中國雅虎看到一個專題報導,中國近年較為富有的人都移民了,文中提及一個富二代不太適應美國的生活,得學習他們的語言、法律與文化,記者描述道:「金錢和關係在這裏能起的作用,顯然遠遠小於中國。」我聞言立即哈哈大笑,再三品味,卻只能苦澀輕笑。

正如對著四川校長,竟然全堂師表都沒有察覺異樣。
社會將潛規則內化成常識,即使光天化日,人們也會不小心宣之於口,從此以後,它變得正大光明,刀槍不入。

章詒和在《伶人往事》說過,當人民順從於統治者,並習慣用他的頭腦思者,兩者在客觀上就成了「同謀」。

2011年12月30日

寒底熱底如何分?

《信報》 2011年12月30日

王家瑜 調和養生
寒底熱底如何分?

普羅大眾都知道,中醫把體質分為熱底和寒底,例如手足經常冰冷者多為寒底,吃煎炸食物後會長暗瘡的,便多數屬熱底體質。不少人會按照體質去調節生活和飲食習慣,希望能紓緩健康問題以及養生。

有趣的是,大部分中醫師也以陽盛、陽虛和陰虛來劃分體質,但只有廣東地區的中醫是把體質分為寒底熱底,並以簡單概念劃分體質,可讓一般市民更易理解,於求診時容易明白醫師解說。不過,儘管只是寒熱之分,但很多人並不清楚自己屬於何種類,甚至誤解自己的體質,結果長期施以不當的調理,熱當寒補,寒當熱醫,無法改善健康問題。

寒底即陽虛,熱底即陽盛或陰虛,相信不少讀者也有所認識;不過這兩種分類只是大分類,未有再細分。根據中華中醫藥學會的《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體質可分為平和質、陽虛質、陰虛質、濕熱質、痰濕質、氣虛質、血瘀質、氣鬱質和特稟質,以人的常見症狀、患病傾向以致基本性格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力來歸納,而最常見的是陽盛質、陽虛質和陰虛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應用科學系高級講師、註冊中醫師關德祺指出,香港人最常見是熱底體質,以四十歲以上的人士為甚,而特別操勞的年輕人也是此體質,他們通常因為體力、腦力或性生活過勞所導致。另外,晚睡亦會形成熱底,因為夜間屬於養陰時候,但都市人晚睡,凌晨兩三點才肯上床,即使翌晨晚起至早上十時以補足睡眠,但已經錯過養陰時機。至於經常進食煎炸等熱氣食物,少吃水果蔬菜,也會消耗陰元,令體質趨向熱底。

憑特徵辨體質

寒底及熱底體質均有若干特徵(見附表),如有其中一兩項相當明顯的,或擁有某體質的特徵較多,已可確認屬於該類別。不過有些人同時擁有寒熱兩者的特徵,那麼就要取決於何種特徵較為嚴重,例如以生暗瘡與手足冰凍比較,如果後者情況遠較前者嚴重,就以後者的特徵為準。關醫師提醒,體質特徵應該與一般人比較;以精神不振為例,假如活動量與別人一樣,別人仍然精神奕奕,自己很快就無精神,便算是精神不振,不應該單憑自己的感覺來判斷。至於同時擁有兩種體質的多種特徵,即可能是混合體質,是為陰陽兩虛,有衰老的徵兆,更要及早小心保養。

中醫講求望聞問切,在問症、把脈之前察看病人外觀,通常也約略猜到屬於什麼體質。關醫師表示,病人的嘴唇、面部很紅,說話時大聲的,多是熱底;而面青口唇白、說話細聲的人,便應為寒底體質。對醫師而言,觀察男士氣息比較易,因為女士多有化妝遮蓋;不過仍可憑其他身體部分來分辨,例如手掌是紅潤或青白等。當然,醫師不是單純看面色就能肯定病人體質,故要更多資料才可分辨。

究竟體質是先天還是後天而來?關醫師指出,大多數初生嬰兒也沒有體質之分,但陰虛的孕媽媽較易產下陰虛的寶寶,而這些寶寶亦易有濕疹。不過,父母的體質並非必然遺傳給子女,而且體質偏向有程度之分,假如不算嚴重的,可以食療調理來改善。其實一個人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體質問題,成長時期多為「實熱」,較熱氣和好動;青春期則多熱氣情況,易生暗瘡,所以儘管是熱底體質,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熱底也會怕冷

在飲食方面,不同體質有不同的宜忌食物,例如寒底人士應該少食綠豆沙之類的寒涼食物,但假如寒底情況不太嚴重,可吃小半碗,而嚴重的當然一湯匙也不能吃,熱底就能夠多吃點。所以,即使知道自己屬於何種體質,亦須留意體質的程度來調節飲食習慣。在冬天,不同體質的人也有不同的保養方法,寒底體質者怕冷,初冬已覺不舒服,才二十度已經食羊肉煲、胡椒煲暖身,更要開暖爐睡覺。熱底體質者未必需要那麼早保暖,卻不代表不需要,因為他們也會怕凍,只是不如寒底人士那麼怕凍而已。關醫師提醒,不要標籤自己的體質,例如一直以為自己是熱底的,但在冬天竟比別人易覺冷,就要檢討自己是否寒底,亦可能是屬於「上熱下寒」體質,宜尋找醫師幫助作出判斷。

通常人們都關注體質引起的健康問題,卻忽略情緒問題。關醫師表示,很多病人指自己不算過份精神緊張,但他們未必想到頭痛或肚痛可以跟情緒有關,特別是管理級的行政人員,要經常表現堅強一面,更加不肯透露心事。很多時候情緒病患者會否認醫師的診斷,但在質疑之前,應該先了解醫師為何有這判斷,例如醫師指病人情緒緊張,而病人並不認為,那麼病人要先反省自己可有情緒問題而不自知。

求醫應一矢中的 勿兜圈

雖然醫師有專業知識,但病人求醫時如果不了解自身情況,這會增添醫師診症的困難。關醫師強調,病人必須清楚表明求醫的主要目的,而非一股腦兒把所有健康問題講出來,否則就會令醫師摸不清問題所在。因此,病人可先要求醫師解決最急切的問題,如失眠、頭暈等,才再講還有什麼次要問題,讓醫師對病人的情況逐步了解。另外,生活上的細節也要告訴醫師,例如主要是頭痛的病症,也要交代胃口和大便如何,女士亦要把經期情況講出來,令醫師能掌握全面資料,作出斷症。

那麼病人如何知道身體出差錯?關醫師指病人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狀況,同時要有普通常識,起碼知道什麼才是正常--有些人以為隔日大便亦屬正常,每日只有兩餐亦可;但在中醫角度,每日應該有一次大便、必須吃足三餐,否則已經算是不正常。

撰文:王家瑜

蘿蔔解人參?

《信報》李藝明2010年12月13日
蘿蔔:功同人參,忌人參

蘿蔔當造,價錢平,汁肉飽滿,晶瑩潤澤如白玉,真恨不得馬上把它吃進肚裏去。

細心看,蘿蔔的樣子,其實有點像癡肥了的人參。人參貴重,蘿蔔價賤,在很多人眼中,它們一個尊一個卑,一點也不像。更可憐的是,蘿蔔這個不知好歹的賤東西,據說吃了會破氣,和人參的補氣功能剛好相反,所以,喜歡補身的人,對蘿蔔簡直要敬而遠之。

從醫藥與食療角度看,蘿蔔的藥用和食療價值,不遜於人參。所以中醫有「蘿蔔功同人參」的說法。以長壽見稱的日本人,他們似乎最領悟這句話的意義,所以他們不但愛吃蘿蔔,還尊稱它為「人參蘿蔔」。

蘿蔔,古名為蘆葩,又名萊菔。有一種經常用來治療食滯或痰多的中藥,叫萊菔子,它就是蘿蔔的種子,至今仍沿用着萊菔這古名。

蘿 蔔又叫白蘿蔔(而非蘿白),是元朝時胡蘿蔔由歐洲傳入中國,為了區別兩者,蘿蔔才又名白蘿蔔,而胡蘿蔔則又名紅蘿蔔。兩者雖然名稱相近,同樣營養豐富,可 生食又可熟食,但就一點親屬關係也沒有。若以中醫食物對應五藏功能上看,白蘿蔔作用於肺和胃系,治理氣消積,而胡蘿蔔則作用於肝系,能護肝明目。

蘿蔔味辛甘,性寒涼,能清積滯,化痰熱,下氣寬中,解毒。明朝時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蘿蔔主吞酸,解酒毒,散瘀血甚效。」蘿蔔生用,性涼,相對於一般藥物,蘿蔔的寒性仍十分溫和,清熱不傷正,所以常用於治小兒傷風咳嗽、哮喘、百日咳、扁桃腺炎、猩紅熱等症。

盛 夏之時,以生蘿蔔涼拌或和其他果汁一起絞汁飲,可防中暑、腸胃炎及高熱口乾。用醋和冰糖浸漬生蘿蔔,作為前菜,日食十五克,可以醒脾開胃,降血壓,降血 脂;而浸漬成的蘿蔔糖水,泡水代茶飲,可化痰止咳。李時珍讚賞蘿蔔:「根、葉皆可生可熟,可菹可醬,可豉可醋,可糖可臘,可飯,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蘿蔔煮熟之後,由涼性變為平性,清熱力大減,但就能健脾胃,益肌膚。所以,治病多用生蘿白,日常食物,則應以熟食為主。

話說回來,蘿蔔是否破氣?

「破 氣」這字太嚇人了,好像殺氣很大;蘿蔔並沒有這樣霸氣,它只理氣、順氣、下氣而矣。有些人一到秋冬季便拚命進補,或食人參補氣過度,結果變得燥熱、氣脹滯 鬱結於胸腹,終日胸悶心煩、頭昏腦脹,這時吃一點蘿蔔或飲蘿蔔汁,便可消氣順氣。俗語有云:「冬吃蘿蔔,夏吃薑」就是這個意思!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2011年12月30日

《信報》 社評
新跑道要建 舊思維要改

香港機場管理局昨天公布《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公眾諮詢活動的結果,並向政府建議興建第三條跑道,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發展方案,同時要求政府贊同機管局就興建第三條跑道開展有關規劃工作,特別是進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及擬備相關設計細節。

《香港國際機場二○三○規劃大綱》是香港國際機場未來二十年的發展規劃。《大綱》提出了兩個機場發展的方案:其一是維持現有雙跑道系統,其二是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供公眾選擇。諮詢結果顯示,港人幾乎一致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平均八成受訪者支持、同意或非常同意繼續擴建,以及盡早就機場的未來發展作出決定。

香港是亞太區最重要和最繁忙的國際航空樞紐,航空及航運業是本港的重要經濟命脈,更是本港有數的比較優勢。要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提高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的競爭力,避免香港在鄰近地區急速發展下不知不覺間被邊緣化,重蹈貨櫃碼頭領先地位失落的歷史覆轍,加強本港機場的基本設施,擴建第三條跑道,完全有必要。即使公眾意見有所保留,有遠見的特區政府亦要擇善固執,促成其事。

今次機管局的籌備工作做得相當充足,因為汲取過去不少大型基建在公眾諮詢不足的情況下遭受反對阻撓遲遲未能上馬,甚或議而不決,機管局先搞好群眾工作,向公眾和不同持份者詳細諮詢意見,取得共識,才提出具體建議,相信可為未來的實際興建工程掃除不少障礙,加快完成步伐。

不過,興建第三條跑道耗費不菲,估計逾千億港元,而且興建工程經年,對於本港航空和航運業當前面對的困難和隱憂,可能遠水不能救近火,無濟於事。事實上,本港目前的跑道容量已經落後於鄰近的機場,每小時的升降班次只有六十二班,不及廣州、新加坡和北京。跑道擁塞固然限制了航空和航運業的發展,也窒礙了本地航空公司的擴展。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並非現時基本設施不足,亦不是空域擁塞問題,而完全是人為的人手不足和升降模式墨守成規、一成不變所致。

民航處現時只有一百五十四名前線空管人員提供航管服務,過去一年來人手只加了六人,增幅僅百分之三點八,但過去四年來,赤鱲角國際機場的升降班次,已由二十九萬六千增至三十二萬,增幅高達百分之八,人手不足至為明顯,因而跑道的升降容量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赤鱲角機場現時的升降模式仍然是以往的「單進單出」,進場和離場空域只有單一通道,飛進來的航機只能在北跑道降落,飛出去的航機則只能在南跑道起飛,而不是兩條跑道獨立運作,一如過去的啟德機場,同時用作升降,因而可以倍增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

據知,香港目前擁有先進的航空管制雷達,可用作精密雷達監控(Precision Runway Monitor,PRM),完全可以快速更新資料,讓管制員可以有效地察覺航機些微的航軌偏差,即時發出糾正指令,教飛機準確地維持在航軌上。因此,香港要多開一條通道,針對雙跑道作出相應設計,設置兩條航軌,發展「雙進雙出」的升降模式,配合人手的增加,即時提升本港機場跑道的容量,可說完全不是問題。民航處不作此圖,實不為也,非不能也,原因令人大惑不解。

如果兩條跑道也沒有物盡其用,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即使興建了第三條跑道,有關當局管治思維不變,操作模式依樣葫蘆,原地踏步,新設施也會形同虛設,不單浪費公帑,更無助鞏固香港國際航運樞紐的地位。

2011年12月10日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信報》 2011年12月7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何來「三粒星」?

「種票又種人,染紅又漂白」是今屆區議會選舉的赤裸寫真,也是「第二支管治隊伍」大舉進駐的第一擊,其中候任觀塘秀茂坪北區議員黃春平被傳媒揭發是前中聯辦官員,更即時激起「河水終於犯井水」的恐慌。而筆者實在懷疑,黃春平何來「三粒星」?至於他怎樣得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從而得以參選區議會,亦都疑點重重,以至好容易令人聯想到有人在幕後有組織有目的地操控。

首先,一般人都會以為,黃春平有「三粒星」,情況一如其他新移民,都是居港滿七年。而根據《蘋果日報》的報道,他九十年代已經來港,自然夠資格有餘。這個講法的法理依據是《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亦即在香港特區成立前或後在港居住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公民,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此話不假,卻非全對!因為,根據《入境條例》第2條釋義(4),「以香港駐軍成員身份留在香港」及「以訂明的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證件持有人身份留在香港」,皆「不得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

查中央駐港機構只有三個,其一是解放軍,其二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其三是中聯辦。駐軍成員不被視為通常居住,條例寫得好清楚,沒有懸念。至於外交部公署及中聯辦成員,雖然沒有明言不被視為通常居住,但說他們持中央旅行證件來港,實屬合理研判。

根據有關報道,黃春平雖然在九十年代已經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到2001年的身份仍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宣教處副處長,意味他在此前不可能擁有「三粒星」,否則就有違反《入境條例》之嫌(若竟獲簽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那就只能是「特事特辦」,假如這是真的,入境處就更需要站出來作出清晰而公開的交代及澄清)。

好了,走筆至此,自然又會有人反駁,根據相關報道,黃春平最遲在2003年已經離開中聯辦,出任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到2010年就已經住滿七年,擁有「三粒星」,跟手參選區議員,完全不成問題,云云。

問題大矣哉!

問題是,入境處基於什麼原因簽發工作簽證給黃春平?

是時也,內地人大多是以「優才」、「專才」的身份來港(當時未有投資移民)。借問一聲,「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這個職位需要「優才」來做嗎?需要「專才」來做嗎?在香港本土真的找不到嗎?然則黃春平是香港缺乏的「優才」嗎?甚至是香港罕見的「專才」嗎?入境處究竟憑什麼讓他來港?(可笑的是,2010年1 月,有法輪功背景的神韻藝術團,其幕後製作人員被拒入境,令演出被迫取消胎死腹中,而入境處所持的「理由」是,那些人員可以在香港聘請到!)

公開力撐黃春平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日前竟然說,與黃春平情況相若的人「唔係好多個啫」,固然令人哭笑不得,但黃春平本來沒有「三粒星」,其後又疑似獲發工作簽證,卻足以令人哀悼香港的「行政缺失」,甚至「施政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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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金針集 : 黃春平實屬「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最近由「種票疑雲」引發出的「種人驚魂」,對港人來說,可謂「不幸中之大不幸」。從此,香港就可以昂然踏上「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民主制度和管治隊伍」之路。如是觀之,候任觀塘區議員黃春平之前雖然只是中聯辦基層幹部,但歷史象徵意義甚大,堪稱「解放香港的第一步」。

「種票疑雲」那片雲之大之厚之黑,令人覺得阿爺實在很心急!路人皆見,即使不計什麼「優才」、「專才」、「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計劃」,單計內地來港居留的名額,平均每日就有150個,一年下來就是5.5萬人,十年就是55萬人,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165萬人。這批人當中,即使只得一成完全跟隨阿爺的指揮棒投票,都有16.5萬人。而今屆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候選人的總得票(35萬張),也不過比上一屆多3.5萬張。由此可見,如此這般的「政治殖民」,可謂穩賺不賠。可是,如果報道屬實,阿爺就恐怕仍不放心,這才會出動「流動投票大軍」。

至於黃春平這個「第二支管治隊伍基層幹部」,據傳媒報道,其「漂白工程」更早於2003年就啟動(他是在該年從內地重臨香港的),反映出阿爺是多麼的處心積慮。而這就令筆者想起,差不多四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寫過的一篇關於「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文章,文中提到這一支隊伍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其中包括「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這自然包括中聯辦。換言之,也可以說,阿爺早已透過「代言人」曹二寶通知港人「第二支管治隊伍is coming to town」,只是港人政治敏感度低,懵然不知而已。

問題是,港人不但四年前不以為意,直至兩年半前還是不覺得大件事。

2009 年7月1日,網上學術季刊Hong Kong Journal 上載了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一篇「解讀」曹二寶文章的「論文」,內文提到2003的「七一大遊行」終結了中央對港相對自由放任的政策,並以直接參與取代不干預,「各種形式的介入也變得必需甚至平常」。

程潔更間接承認,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北京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她大膽引述有人指控中聯辦在選舉中偏幫某些方面。程教授更認為,「河水不犯井水」已成絕唱,「一國」已變得重於「兩制」。

順藤摸瓜,最自然不過的邏輯推演是,中聯辦登堂入室,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介入香港政治,而其中一個主打就是這樣那樣的選舉。而黃春平正是其中一隻「政治白老鼠」,他甚至可說是「七一遊行衍生產品」。

剩低的問題是,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說:「當局對種票問題執法會一視同仁!」且看普被官場嘲笑「去西環多過去中環返工」的林公公,如何對諸如黃春平此類的「西環人」都可以做到「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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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票」「種人」再「種區」 選管會劃區違基本原則
《信報》 2011年12月8日 紀曉風

當今屆區議會選舉疑雲愈揭愈多,先是「種票」,繼而「種人」,最新一章就更可能已經來到「種區」,且早在07年上屆區選已經開動,把不少泛民主派地區第二梯隊一「筆」踢下馬。

本來事事都應本着指導原則行事的選舉管理當局,近年替個別選區劃界時,卻被發現可輕輕放過「須保存社區完整性」等重要原則,甚至不惜劃得「巖巖巉巉」,「碰巧」最終的選舉結果都多對親建制派有利。如今或許已經到了適當時候,當局須就事件公開交代一下。

今屆區選種票事件到昨天再有新進展,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在九龍城區拘捕年介20至56歲的4男4女,涉嫌在深水埗美孚南選區種票;被捕男女暫准保釋,本月底要再向警方報到。

事到如今,選管當局的角色,仍似局限在監管不力,未見直接涉及事件。然而老紀翻查資料後,看來卻不宜太早下定論。

事情要由兩個互相毗鄰的老牌公共屋邨——蘇屋邨與李鄭屋邨說起。話說今屆區選前夕,兩個屋邨都正在重建,令蘇屋邨只剩約3100人口,李鄭屋邨則不足 13000人居住。據選管會《2011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今屆區選每個選區應有的標準人口,應介乎12962人至21603人之間。這樣,選管會將蘇屋邨與李鄭屋邨兩邨合併作一選區,本應順理成章。

然而,親建制派地區人士陳鏡秋,最遲08年已藉委任區議員身份,開始在李鄭屋邨部署參加今屆區選;另一方面,99年起在蘇屋選區連屆當選的民建聯陳偉明,則要面對其選區可能要被一筆勾銷,或是要跟陳鏡秋「兩個只能活一個」。

不過,選管會最後卻堅持採用一個「刁鑽」的重新劃界方案:先將蘇屋選區中的一座大廈茶花樓及其約200名居民,撥歸李鄭屋選區,令該選區總人口增至約13069人,剛剛稍多於每個選區應有的人口下限。

另一方面,選管會卻以部分蘇屋邨人口早前遷入該邨山腳下的元州邨二期,將元州選區一分為二,把選區內的元州邨全邨,跟蘇屋邨除去茶花樓以外的大廈,再加兩邨間的部分私樓,三合一成「元州及蘇屋」選區。

與此同時,選管會卻將元州選區所剩下位於長沙灣道以南的幸福邨與幸俊苑,跟原屬蘇屋選區、遠處青山道及順寧道一帶的私樓區合併,成為新的「幸福」選區。而當時在元州選區的民協區議員覃德誠,07年區選只較對手多684票勝出,選區今次忽然重劃,令他今屆要勝選連任突添危機。

然而,民協雖曾強烈反對選管會這次重新劃界決定,指將元州邨與幸福邨兩個只隔一條長沙灣道的屋邨一分為二,有違社區聯繫;但選管會卻以保持原狀,會令該選區人口超越擬定上限近三成半而拒絕。然而老紀卻發現,今屆區選的觀塘寶達與麗港城等選區的人口,均較有關上限多出達四成三及三成六,選管會的理由就正是「須保存社區完整性」。

最終,今屆區選的結果也就是,陳偉明與陳鏡秋各自繼續在蘇屋與李鄭屋選區當選;覃德誠也順利連任。

民協受傷最重

查實,當初選管會公布今屆區選劃界時,除上述蘇屋等選區觸發民協不滿外,民主黨新界東支部主任周錦紹也曾質疑,選管會將北區御太選區一分為二,變相是讓親建制派多奪一席;至於九龍城黃埔東選區獲劃入黃埔花園第四期後,令梁美芬較上屆再獲多近三成票成功連任,老紀此前已點出事件種種疑雲,不贅。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年曾一度聲言,今屆區選劃界或要到今年3月至4月,亦即選舉前約8個月才可公布;以至07年區選時,民協當時兩名資深區議員梁欐與梁錦滔,均在選區重劃後敗選下馬,令民協在老巢深水埗區議會終於淪為少數,上文提到的周錦紹,也在同樣情況下落敗。須知道,選管會在近屆區選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中均坦承,「各區民政事務專員為劃界工作提供強大支援」。

其實政圈早已傳聞,自03年七一大遊行及親建制派在同年區選大敗,中央便指令要更積極動員「參與」選舉,也就令人更疑惑,林瑞麟02年接掌政制工作以來,當中究竟有何角色。老紀請教過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他指出,回歸以來,選管會已逐步喪失其前身、前港英政府93年成立的「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之公正與獨立,令人擔心當局與親建制派早已在合作干預歷次選舉。

2011年12月3日

練乙錚: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 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信報》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 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