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7日

孔慶東 . 狗論 . 毛派

陳景祥

孔慶東 . 狗論 . 毛派


  北大教授孔慶東罵「部份港人是狗」的風波,經本地媒體努力降溫,而孔慶東本人又在網誌發表長文澄清自辯,風波好像已經逐步平息;對香港人來說,北大有這種教授——不但言辭粗鄙、面相也毫不「知識份子」,確實有點難以理解,在很多人讀書的年代,北大教授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文化人,即如左翼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有濃濃的書卷味;孔慶東的罵人、粗口、狡辯等作風,只會令人覺得他像流氓多於似教授。
  
然而,在很多香港人情緒性地還擊和痛斥孔慶東之餘,都忽略了這位仁兄更惹爭議的另一面,就是他代表着近年在大陸冒起的一股左派勢力——說得準確點,是毛派勢力;它們的輿論陣地在兩個網站,一是「烏有之鄉」;一是「毛澤東旗幟網」。最近二年,它們乘着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唱紅打黑」,「傾銷」重慶模式,倡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高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反對美國和西方霸權;登入烏有之鄉網站,可以看到大量仿如七六年前的大陸理論和批判文章,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類極左思潮的東西成為官方禁忌,不得在媒體公開現身,它們的論調在大陸也根本沒有市場,可是這一切在近十年都變了,而且變得驚人;隨着大陸官場貪腐之風橫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中國發展走不出歐美資本主義式現代化的軌迹,思想界、知識界遂開始再反思中國向何處去?社會主義革命為了什麼?到底哪些階層在改革開放之中成了既得利益者?中國這樣親美親西方下去,是否會淪為外國勢力下的另類「新殖民地」?

  烏有之鄉是在2003年註冊開設,自稱其宗旨是宣傳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進步思想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評論,它的文章宣稱代表社會底層百姓的利益,贊同毛澤東時期的政策,反對「經濟自由化」,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留意孔慶東罵香港人看不起大陸旅客,甘願做英國人走狗等言論,跟烏有之鄉的主張正是一以貫之。

  香港大部分人對大陸的路線之爭都不以為然,認為迂濶且不切實際,或是左與右的辯論只是七六年前的事,現在都一去不復返……。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孔慶東及烏有之鄉等一批毛派代表最終反對的,是中國現在主流走親美資本主義路線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在一次烏有之鄉的座談會上指,今天中國走到亡黨亡國、矛盾大爆發的邊緣,是廣東模式發展的結果,如果在全中國推廣廣東模式,中國必然會淪為一個徹底的出口導向型的殖民地國家,中國必然崩潰、分裂……。廣東模式發展了這麼多年,已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群體,他們主張西方的價值觀、主張多黨制、主張加快國企私有化、瓦解社會主義。

  其實,孔慶東的「狗論」雖然在香港沉寂下來,可是烏有之鄉卻闢了一個「孔慶東大戰漢奸媒體」的專題區,內有數以十篇計的文章,除了為孔慶東護航,更有幾篇是借「狗論」探討香港政治本質和發展問題,例如郭松民的〈香港需要進行新民主義革命〉,指北京收回香港時沒有採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政策,而是採取了一國二制、港人治港的政策,這是錯誤的,收回主權後不去清理盤鋸香港多年的殖民勢力、買辦勢力,甚至黑社會勢力,繼續進行新民主義革命……,終於使香港成了一個反共、反華的前進基地。

  上述論調,耳熟能詳,在今屆特首選舉,也隱隱然感到有一股要為香港算算回歸以來十五年得失賬的言論,雖然用的語言不同,但結論驚人地相似,正如郭松民文章所言,由於1978年中國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者變成了接軌者,……實際上是向殖民勢力、買辦勢力投降……。中央政府主要依托殖民時代的香港上層精英——大金融資本家、房地產開發商、投機商人、港英培養的「行政精英」、文化精英等,導致中央在香港的各項政策脫離了廣大中下層民眾的要求。
不管是否同意以上的分析,但香港近幾年的向左轉形勢已經令特首候選人提出了向草根傾斜、抑商、平等、福利等等政策,這不光是香港的轉變,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奧巴馬最後一份國情諮文要向富人加稅、向大金融機構下最後通諜(不會再伸手拯救),同樣是向左轉的標誌,分別只在程度不同。

香港人過去聽到大陸學者和主流意見領袖的大多屬於「西化派」言論,他們對市場化、對資本主義、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感較大;然而,孔慶東代表的另類聲音——左翼、毛派、反資本主義理論,興趣既不大,也無意深究;然而,隨着大陸社會不均、矛盾叢生,跟美歐關係漸趨緊張,左派的聲音似乎愈來愈不能忽視,它們在政治上也逐漸冒起成為一股新力量;孔慶東罵港人為狗,又豈是逞一時之快的失言表現!

2012年1月26日

東京的曖昧魅力

《信報》 2012年1月27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東京的曖昧魅力

《傲慢與偏見》作者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名言:「如果我不是那麼愛你,也許我可以把心裏面的感受說得更清楚」(If I loved you less, I might be able to talk about it more)。這就是占飛對東京的感覺。所以,即使她洩漏輻射,東京,don't驚,雖千萬人吾往矣。

文化評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相信,漫不經心的觀光客,遠較那些每天生活其中,習而不察的當地人獨具慧眼,因此更能看到一個城市的靈魂,以及它的建築和文化之美。近十年來,占飛去過東京不下十次,算是對這個城市有點了解。

跨可能世界

日間的東京,大概是地球上最well-behaved的城市。沒有人在地鐵講手提電話,沒有人在餐廳高談闊論。插隊、不守交通規則橫穿馬路、亂拋垃圾這些城市亂象,在東京,真的是要「有緣」才會碰到。如果說東京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城市,那是因為至少在表面上,她在二次大戰後建立的精神文明,跟她的物質文明一樣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一如佛洛依德所指出,人類建立文明的代價,是對自己本能和本性的過度壓抑和否定。不少平日規行矩步、給自己的「超我」(superego)管教得貼貼服服的日本人,一到晚上下班後都急急將他們壓抑已久的「本我」(id)放出來抖抖氣;歌舞伎町更是日本人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的生活的一個活塞(safety valve)。從心理學的角度,日本的軍國主義、侵華暴行,戰時展露出的獸性,以至林林總總的色情玩意,都是一種對本我長期壓抑的補償過度(overcompensation)。

對占飛來說,東京最大的魅力,在於它能夠令置身其中的人,不時產生一種「跨可能世界」(trans-possible-worlds)的錯覺。這個概念來自主張重返直覺和本質的洞察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指某些物件或地方,具有屬於日常生活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的雙重身份。

人工的現實

胡塞爾認為,只有這樣一種曖昧的存在身份才能夠對早已變成例行公事(routine)的日常生活感覺產生有效的疏遠,滿足人們心靈的渴望。他並指出,「跨可能世界」的曖昧感覺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種關於奇迹的感覺,而在現代社會裏面,最能夠喚起奇迹的感覺的就是宗教與藝術。

除了拉斯維加斯,再沒有一個城市比東京更專心致志、得心應手地去製造所謂「人工的現實」(artificial reality)。入夜後的新宿像一個巨型、色彩繽紛的電燈泡,令人看到目眩神迷,但又愈看愈不真實。難怪米高積遜到今日在日本仍然被當作是神般看待:米高積遜一生拒絕接受現實加諸他身上的種種制肘和定義,嘗試用舞台的技巧和魔術去超越種族、膚色、年齡、體能和生理的限制,又不斷去整容、漂白和服藥,甚至睡在一個氧氣房中,以為這樣可以令他活到一百五十歲。這種企圖創造另類現實的勇氣和信念,日本人想必心領神會,甚至視為知音。

愛恨嗔癡俱迷失

以東京做題材的荷里活電影,代表作是2003年的《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

幻化多變、五光十色的東京不僅奠定了影片的視覺風格,更給予導演一個確實存在,而又足以象徵現代人處境;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這就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所說的,能即時喚起觀眾特定情緒的「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

導演從東京人與外來人機械、勉強的溝通,東京街景帶給浪游者的感官經驗,以及東京的商業主義和庸俗主義,體悟出東京有的只是物質繁榮的荒涼,人出賣理想、尊嚴後的空虛,更從東京的「荒涼」、「空虛」領悟到現代文明和西方社會的「東京性」。

今日的東京,一如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傳統東方社會在現代西方的高壓錘煉中產生的經濟文化混合體。然而本身是上海人的張愛玲,在手起刀落,將上海人的愛恨嗔癡解剖得血肉橫飛的同時,始終不忘頌讚上海人的「奇異智慧」。

批判現代生活

蘇菲亞哥普拉對東京人卻盡是冷嘲熱諷。在她的鏡頭下,東京人是只懂禮儀,沒有靈魂的握手機器。他們的問題不是說起英語來永遠詞不達意,而是根本沒有任何有意思的話要說。他們不是不懂得模仿與創造的分別,而是認為模仿比創造優勝(所以廣告片的導演堅持要男主角模仿羅渣摩亞,而非第一個扮演鐵金剛的辛康納利)。這種描繪日本人的筆觸當然有它譁眾取寵的成分,亦多少反映了美國對日本人的偏見;但它同時代表一個人文主義者對現代生活的批判。

《迷失東京》的男女主角在沒有靈魂的東京檢回自己的靈魂,在彼此的身上重新發現生命的詩意。影片最後一幕,男主角在萬頭攢動的東京街頭找到女主角後將她一擁入懷,然後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觀眾聽不到,即使聽到,也不會明白的話。這就是存在於兩個心靈相通的人之間,兩心以外無人知的美麗詩篇。換句話說,他們是「不管城市的麻木不仁而墮入愛河」(fall in love despite the city),或者「正因城市的麻木不仁而墮入愛河」(fall in love because of the city)。

2012年1月24日

老外男友情意結

「媽想你找個外國男朋友啊。」

我噗哧一笑:「怎麼了?這是崇洋還是什麼的?」

老媽撇了撇嘴回道:「日本的也行,像你表妹,老公的家人都在外國不也挺好嗎?」

我在心裡嘀咕,被人甩的資格都沒有,還老外呢。

先不理會下一代的基因會否真的更好,
「外國人」伴侶肯定可以成為在親戚朋友姨媽姑姐間的炫耀對象,
儘管你的家公奶奶其實不懂英語,要在美國洗碗。

我經常幻想老爸老媽更年輕時候的生存年代,
想來想去,只有飢餓和不忿。

那個美好的共產時代牢牢箝制比它更美好的東西,
它是大地上的惟一,
如果體會不到它的大愛與無私,就只好遭罪。

連綿山巒,野田阡陌,也不過是牢籠。

求而不得,得來的是更多的欲求。
因為得不到,所以是最好的,
外面的世界,那時候連看也看不得,只好想像一個天上人間,
只是自己去不到。

鄉裡人總是把嫁給外國人的女人捧上天,嘴裡羨著,心裡妒著。
苦求一個機會,只要走出去就好,那管是天堂還是地獄,
卻不知原來也不過是另一片人間。

2012年1月23日

日本人堆中的香港人

走過裏原宿,很容易便能分辨出香港人、中國人和韓國人,
尤其是不算太冷的冬天,
穿得像米芝蓮的一定是香港人 (健吾語, 哈哈)
(米芝蓮即是那些厚重笨拙的羽絨)

碰過好些人,他們特鄙視香港的同鄉。可我也只能笑笑,不置可否。

吳彥祖說中國人最歧視中國人。

中國人普遍愛面子,畢竟從小就面對要命的競爭。
一些人的成功感,總得用另一些人的自卑去成就。
歧視到底是什麼呢?
對中國人來說,就是當不得人,要麼就當主子,要麼就當巴結主子的奴才。
脊梁骨直不起來,就只卑躬屈膝,或者狗眼看人低。
這是過度競爭的後遺症麼?

我不會歧視自己的族群,那不是因為血統的關係,
可能只因為那一刻我單純地抽離了,事不關已,頂多為一些行為感到失禮。

香港人太會耍小聰明,然而很多時候這種人只能想到自己。
在日本的社會裡,克己很重要,因為他們無時無刻都在意別人的目光。
所以你在日本的車廂很容易就找到響亮的廣東話;在祭典裡不問過人家就拿iPhone拍下穿著浴衣的少女......

曾經聽過一些辯解:我又不是日本人,哪裡知道他們的規矩那麼麻煩?
而且我是在旅行啊!就是因為旅行我才不管別人怎麼看呢!
反正我是外地人,這樣又沒人認識我!

看,轉數多快的小聰明!
所以我總是很容易就能認出香港人的身影,因為他們日本的社群裡太突兀。

2012年1月19日

南方日報:你看你看香港的臉 偷偷在改變

南方日報:你看你看香港的臉 偷偷在改變

儘管消費者們對香港無限嚮往,然而在實際的購物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感受到香港與以往不一樣的服務態度。

“大陸人蜂擁而至把香港人慣壞了,現在去到商場、食店感覺服務態度都不像以前那麼好,包括在一些大牌店裡,由於語言不順暢,很多大陸人也不懂英文,銷售人員常常忽悠大陸客”,田小姐說。

香港為大陸遊客開放的視窗少

說到過關排隊,小周連呼“坑爹”。“前幾天我過關排隊,從羅湖口岸,隊伍排到了羅湖地鐵站!”
臨近年關,去往香港的遊客尤其密集,外地度假的,深圳帶貨的……人一多,香港之旅首先面臨的就是過關“排隊之旅”。

1 月14日,深圳灣口岸出現了“爆棚”場景。早上六點半,深圳灣口岸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根據深圳邊檢部門的預計,隨著春節的日益臨近,今年赴港旅遊旅客 將增長8%。另據深港節日旅客過境小組預測,春節期間(1月21日至1月29日)經深圳與香港間各口岸出入境旅客將達520萬人次,其中大年初三即1月 25日將是出入境客流的高峰日。

人流量的增多常常使得一個過關通道需要排上兩個小時左右的隊,這足以讓旅客們和工作人員都疲憊不堪。

“感 覺現在香港過關的人員也不像以前那麼好了”,田小姐舉了個例子說,前幾天去香港,為了避免排長隊,我們選的是一個工作日時間,相對人少。事實證明確實當時 過關的人不多,過境時發現深圳這邊的通道比較順暢。但是到了香港入關處,就開了一個內地遊客的視窗,但是同時卻開了兩個香港居民進入的視窗。

“當時在現場,兩個香港視窗一個人都沒有,但是內地遊客這邊雖然人不是很多還是排起了隊”。田小姐說,“我覺得他們的服務意識有問題,這個時候,按常識也知道應該是內地遊客多,怎麼可能香港居民的視窗開得比內地遊客還多!”

鞏小姐也有類似的感受,“比如有時候看到內地的遊客因為語言不通向他們詢問時,他們也並沒有那麼耐心去解釋,前幾年內地人少的時候過關,普遍感覺香港工作人員的親和力比深圳好,現在好像反過來了”。

商場服務員態度明顯變差了

香港是購物天堂,這是所有赴港消費者的共識。無論是單身女青年田小姐,還是漂亮媽媽鞏小姐,在深圳生活的多年,她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去香港享受“上帝”的感覺。

然而,現在她們對香港這個“購物天堂”有些失望。

“我 前幾天帶著舅舅去銅鑼灣崇光百貨,舅舅看中了一個法國品牌的包,算下來一萬六、七千塊人民幣錢的樣子。但是付錢的時候我舅舅就多問了一句,這包是哪兒生產 的,導購小姐立刻就不耐煩了,很生硬的說,是大陸生產的,現在這些東西都是大陸製造。總之那種態度,雖然不至於惡語相向,但是總歸讓人不舒服”。

鞏 小姐說,“現在很多香港商家一聽你是大陸人講普通話就忽悠你,向你推銷一堆亂七八糟不知所云的東西。有一次我孩子生病了,我就去一家大藥房去拿一個藥水, 拿回家了我老公跟我說,你被騙啦,這個藥我們香港本地人都不會要的,聽都沒聽說過的牌子,而且價格還比原本那個藥水貴了近40塊錢。銷售員們很會看人下菜 的”。

對於愛化妝的人來說,“sasa”和“卓越”兩個名字不會陌生。在一些網站和論壇上,這兩家店裡部分品牌化妝品的有效期長期 遭人垢弊。也有消費者稱,在這些化妝品店,由於很多內地人不懂英文說明,往往也存在著貨不對板的情況。在一些節日裡,商場或各個品牌往往會推出一些優惠套 裝之類的產品,然而,如果仔細清算,就會發現,其實贈送的空間微乎其微。

在某大型論壇上,以往內地消費者總結出來廣受追捧並且屢試不爽的“試用裝索取技巧”已經不再受到關注。因為目前在香港,很多品牌櫃檯服務員會告訴你此處沒有小樣及小禮品贈送。

此外,關注電器產品的消費者告訴記者,現在在豐澤、百老匯等店,因為前去購物的人太多,很多人在詢問或者尋求講解的時候,店員們都會不太耐煩。

小吃店怠慢內地客

香港也是美食之都。對於“吃貨”們來說,去香港嘗盡各地美食也是一件高興的事兒,但是田小姐也認為,目前香港在餐飲方面的整體服務水準大不如前。

“在 佐敦一家馬來西亞餐廳吃飯,點了30分鐘都不見有食物上來,服務員還不停將功能表拿過來示意讓我們點菜。過了一會兒我們旁邊來了一個聽口音是香港本地人的男 人,他點了一個跟我們一樣的菜,結果卻和我們的飯一起上。可見之前的那些時間並沒有準備我們的食物”,田小姐認為,對大陸遊客服務態度不好並不是一家餐廳 的問題,而是整個飲食業都一樣。

“第二天我們去了一家商場裡面的四川餐廳。服務生全程都沒有笑臉,但是對講英語的人態度就不一樣,感覺很落差很大”。

越來越多的大陸人在到香港購物時感受到了服務態度的變化。田小姐還舉了一個讓她哭笑不得的例子,“我們去藥房問有沒有奶粉,服務員說,你自己去那個角落裡看看囉,讓人很無奈”。

策劃統籌:劉麗 專題采寫:蘇妮 張仁望 攝影: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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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去香港享受“上帝”的感覺。」

Oh Jesus, 香港早已經不是購物「天堂」了,而是擠擁的菜市場。
相信我,我們絕不是歧視,只是著實怕了你們。

2012年1月14日

宗教與商業化

信報 2011年12月31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宗教與商業化

84歲的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平安夜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主持子夜彌撒,批評聖誕節變成商業化的慶祝活動,璀璨的燈飾掩蓋主耶穌誕生謙卑和純真的本質。所言甚是,但教宗身為天主教這有組織宗教 (organized religion)之首,對宗教的商業化,以及其經營的日趨公司化,卻避而不談,難免給人「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之感。

我不是Woody Allen迷,但阿倫說過一句話,占飛在有生之年都會不斷引用。他說:「我對上帝沒有反感,叫我受不了的是他的崇拜者俱樂部。」(I have nothing against God. What I can’t stand is his fan club.)人類是經濟動物,自亞當被逐出伊甸園一刻開始,我們就學會自食其力,靠勞動的報酬來養活自己和養活家人。我們的所作所為,十之八九在冥冥中符合經濟的邏輯,也受制於經濟的規律。

久而久之,找機會獲取豐厚報酬成為我們的習性(second nature),資本主義將這種習性發揚光大。在市場無形之手的操縱下,我們心裏所有的渴求都被轉化成可以用供應來滿足的需求。換言之,我們的心理需要被商品化(commodify)了。宗教信仰是人類一種基本的心裏需要:相信世界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創造者,相信死後還有永生,所提供的心靈慰藉的確無可比擬。

當頭棒喝

這種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口中的「信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令到各式各樣的有組織宗教大行其道。只要你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你就會找到願意付錢的顧客,這就是經濟學,這就是資本主義。

由此觀之,宗教在市場萬歲的資本主義社會被商業化,甚至商品化,實屬理所當然。問題是當宗教變成商品,它必然會受制於促銷、營利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等商業法則。宗教的要義和真諦無可避免被簡化、稀釋甚至歪曲。

對於以「售賣」宗教與信仰為生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做的,就是將他們的「商品」以最為大眾接受的方式賣給最多人;而其他的宗教和信仰,也就變成了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於是,近年來,我們看到宗教怎樣向名人文化、娛樂圈、流行音樂和通俗文化叩頭。 教會本應是社會的良心,與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自覺地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但在今日社會,似乎愈來愈多宗教人士喜歡巴結罪人(sinners )多於向聖人(saints)學習。

建制與反建制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早前發表聖誕文告,慨嘆香港充斥只顧維護既得利益的個人主義風氣,人的質素與核心價值已被扭曲及蠶食,呼籲港人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同時,亦要顧念其他人的需要。這是當頭棒喝,但願教會和布道人在傳教的時候,對宗教的核心價值也有同樣的堅持。

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抑或佛教,有組織宗教擁有的,是嚴密的組織、龐大的資源和有效的動員能力。的確,對有組織宗教而言,它的「組織」跟它宣揚的「宗教」同樣重要(organized religion is as much about organization as religion)。

事實上,今日教會理性/世俗(secular)的一面跟它屬靈(spiritual)的一面早已合而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財有勢的教會成為建制、現狀和主流社會價值的受惠者和捍衞者,其實有點諷刺。

以基督教為例,耶穌本來是一個最極致的反建制人物——他最關心的是妓女、罪犯、窮人和病者這些罪人和社會異類。在一個極權和專制的政治體制下,耶穌所代表和體現的「更高的權力」(higher authority),所宣揚的平等和博愛的觀念,無異於發動一場社會革命。難怪統治者視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要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布道人的熱情

宗教變得愈來愈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布道人也變得愈來愈沒有宗教熱情。五年前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四仔葛福臨(Franklin Graham)來港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布道會;但聞名不如見面,他在佈道會上二十分鐘的發言,連一句與他個人經歷和領悟有關的肺腑之言也沒有。他的發言,恍如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向股東報告企業的盈利。看着他對聖經不痛不癢的「依書直說」,占飛忽然明白到我們是活在一個宗教熱情耗盡、精神感召失效的犬儒世代(cynical age)。傳教士要說服人,必先說服自己,但葛福臨當天的表現,卻頂多只是一個稱職的誦經人,完全沒有一個布道家的風範。

難分真話與慌言

這當然不是葛福臨個人的問題。王爾德在《說謊藝術的失落》(The decay of lying)一文中語出驚人,認為世人不懂說謊,是當代藝術不振的主要原因。他的意思是:說謊需要精進的修辭技巧,而修辭(rhetorics)正是藝術的生命力與命根子。一百多年後的今日,隨着科技的日新月異,說謊的藝術非但沒有失落,反而愈來愈精益求精,致使真話與謊言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甚至無法分辨。

然而我們丟失了的卻是用說話打動人心的藝術。葛培理說,不管你推銷的是什麼,誠則靈,即使你推銷的是基督教的救贖大計(Sincerity is the biggest part of selling anything, including the Christian plan of salvation)。今日的布道人聽得懂這句話嗎?

百無一用讀書人

《信報》2012年1月14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百無一用讀書人

古今中外的社會都有等級制,讓一些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滿足他們的虛榮。昔日的標準是:看那人「是」什麼,而非他「有」什麼。在貴族社會,你生而為貴族,社會地位自然高人一等。暴發戶無論如何有錢,不是真正的「藍血」,便永遠都不是,無論你有多大的成就和貢獻,都沒有真正貴族的特權,不會被視為高人一等。

貴族退出歷史舞台後,社會地位不再由出身決定,而由學問、修養與成就決定。在中國,一直以士為尊,有學問或考到功名的讀書人,社會地位往往比富可敵國的商人為高,就算是窮秀才,也較富商巨賈更受尊重。

歐洲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亦如是,Intellectual snobbery是判別社會地位的標準。你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受人尊重,必須說話發音字正腔圓,用語典雅,還會拋拋書包,吟幾句詩,引用名作家的金句,懂得欣賞藝術;就算是消費,也要學懂食物的來源,什麼食物配什麼酒,什麼年份、那裏的酒最好,這些名為「學問」,其實只是資訊,多體驗、多看工具書,自然曉得。但分辨貴、賤,依然看個人「是」什麼,而非他「有」什麼。

炫耀性消費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有」什麼取代了「是」什麼。資本家再沒有時間修養自己,附庸風雅,只需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說的「炫耀性消費」──更正確的應譯為「炫富浪費」──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真正的貴族、有品味或有學養的人,惟恐不夠低調,以免別人看重他們擁有的名牌,而不是尊重他們本身,反而胸無點墨的暴發戶卻拚命的買名牌。

買名牌以提高社會地位,本身便矛盾。名牌之所以為名牌,皆因物以罕為貴,連表叔表姐都用那名牌時,名牌便失去了其exclusivity帶來的尊貴了。怎麼辦?今天的名牌,為了推銷十多萬元一個的皮包,索性把皮包包裝成藝術品:聘請藝術家設計,用人手製造,每個都獨一無異,還要請名作家撰寫皮包的歷史,甚至誇張的說名牌有本身的美學或哲學。

當然,少不了要請名家設計商店的擺設乃至櫥窗,稱之為藝術,不許一般人拍照。如此,買名牌,不再是買奢侈品(luxury goods),而是買藝術品;奢侈品一旦變成藝術品,便可以賣天文數字的價錢。另一方面,為了滿足「炫富浪費」客,名店無所不用其極。購物變成「經驗」,所謂經驗,不外乎讓顧客盡情享受被抬舉奉承──例如貴客光臨,便把其他顧客拒諸門外;在本來不開店的日子接待貴賓等等。

撰文:占飛

2012年1月13日

「公敵」韓寒

轉自南方周刊“公敌”韩寒
http://nbweekly.com/news/people/201201/28792.aspx


韩寒再次搅乱了人们的视线。他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做了。201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他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博客上,接连抛出了三篇标题磅礴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它们和韩寒以往的博客一样,迅速被转到微博上并轻而易举获得超过百万次的点击。但它们又和他以往的博客很不一样: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激起的回响。

(中略)

韩寒想了很久,他的结论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中略)

王晓渔曾经对韩寒身上的“公民精神”大加赞赏,“在当今中国,稀缺的不是文人不是领袖,而是(韩寒这样的)公民。”但如今,他和薛涌一样对谈论宏大命题的韩寒表示了失望。“韩寒不读书”这个判断被反复提起,王晓渔说:“文学创作可以靠天赋,但现在你开始谈论思想了,一个人没有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是没有办法谈论思想的。”

韩寒真的不读书吗?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个质疑,认为这是个“很傻的问题”,而且他对读书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要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蒋方舟在一次和韩寒的对谈中也对此表示了好奇。“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输出’了,但你的‘输入管道’到底是什么?”韩寒没说,打了个太极。马一木,韩寒的《独唱团》的同事告诉记者:“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但韩寒会半夜给他打电话,抛来一个诸如“你知道事后审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类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不是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会提很细的问题,露出思考的尾巴,但思考的过程我们是不共享的。比如事后审查那次,我当时就找了前苏联的资料,戈尔巴乔夫是怎么通过改变这个制度来实现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他获得资料的一个途径。”

“其实韩寒是个好学生,他非常善于学习,一堆材料在他面前,他会在很短时间里捋清。”路金波,韩寒的出版商兼好友说,“有时我觉得他看事情的态度跟个修车师傅一样,非常细,每个部件查得清清楚楚。我跟他讨论过,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他承认韩寒没有受过什么理论训练,“所以他不会先拿出一个名词去渲染情绪”。“他有事实考据癖,比如以前博客他写上海钓鱼执法,写那个长江捞尸,这些他都收集了大量资料、事实支持他的结论。但去年钱云会的事情,他本身就是车手,研究了各方面证据后,他得出的真相并非是大家需要的那个真相。他说要杀戮民众,其实从去年这个事就开始了。至于说他不读书,他在文章里表过态的,非常厌恶掉书袋。我认为他并非不读,只是不爱谈。他跟我推荐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次看到《民主的细节》他告诉我这书不错。不过他确实不爱学院腔那一套,对名词解释也没兴趣。”

即使和韩寒近乎朝夕相处,在小饭眼里,韩寒有时依然是个谜。《独唱团》尚健在的时候,他们是同事。后来散团了,走了一批人,小饭和马一木等人没走,“就每天陪韩寒玩,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意思”,马一木则自我调侃为“韩寒的门客”。韩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小饭们回去倒头就睡,早上醒来一看韩寒又发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经在哪儿试车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睡眠。

最可贵的地方是浑然天成

采访的前一晚,小饭和韩寒用微信争论关于PM2.5的问题争到半夜。还是一个多星期前两人在吃饭时谈到这个话题,说到为何北京PM2.5指数奇高,两人看法不一。“事儿都过去挺久了,但韩寒他都会记着的。他私下里应该找了很多资料吧,证明他是对的。他其实是个挺轴、挺别扭的人。”小饭说。“韩寒可雄辩了,比他写文章雄辩多了,写文章时他都假装很谦虚啦。”

王晓渔认为“韩三篇”中第三篇《要自由》稍有可取之处,但“明显看得出是写完前两篇后的补救”。小饭则告诉记者,“韩三篇”几个月前就写好了。“韩寒是个很能自省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要面子。但其实别人的意见他都在听。”“韩三篇”为什么一篇一篇发,“其实韩寒有在一边发,一边检查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韩寒变得保守了,其实他一直都比较保守,相比之下我比较激进。”小饭说,随即他又修正,不叫保守,而是现实。“韩寒一直是挺现实的,尤其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一个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的人必然是现实的,他得学会妥协,愿意弯下身来讨价还价。这看上去和所谓的理想主义是个悖论,但或许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个小镇青年,没受过很多教育,辍学之后他也没工作,没同事,没有接触竞争环境。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直是单打独斗的。”路金波说。这令韩寒把他的智慧 “节省”了下来,没有用在“中国人常用的那些地方”。“中国人不管是打麻将,还是《孙子兵法》,还是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而韩寒没学这些,他十几岁就在外面玩,没有稳定的圈子,一个人长大,还得学会养活自己。他保持了他的某种浑然天成,他为什么是个彻底独立的人,这是根源。”

而这个被称做“彻底独立的人”,却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他的文章是由路金波代笔的,他不过是路金波出版帝国所包装的产品中的一个。理由是韩寒博文关于时政内容的突然增多,以及此次一反常态抛出三论。路金波否认了这种说法,“我怀着颇有点不好意思的心态,假装漫不经心和韩寒提起,韩寒却大大方方地答,这玩意咱没法证明啊。刚出道时还有人说我书是我爸写的呢”。而韩寒在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无法容忍雷同的人,如果他在外地赛车,看到某某标语或者某句话跟自己的博文相似,都会立马打电话给父亲帮忙删掉,“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南都周刊x韩寒

我觉得我现在更激进

我一直没变

南都周刊:这三篇文章是你一口气写好的?之间有没有内在逻辑关联?

韩寒:一口气写好的,慢慢发的,其实2011年年初就写了,本想在年中时发表,但因为那时我要出一本新书《青春》,我觉得这些文章发表后可能会有些反响,但怕人家说我是为了新书炒作。新书卖了两个多月以后我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拖到2012年去了。

南都周刊:前两天我跟你的同事马一木聊了下,他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这三篇文章就突然出来了,他也觉得很神秘。

韩寒:很多人觉得我态度有转变,其实我态度没有任何的转变。变化是表面的,我内心一直就没有特别大的转变,因为我本质上很讨厌极端,我会觉得走到极端都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2010年时,其实我的态度就已经很明显,如果有读者认真去读我的文章,他们就知道,这种所谓的转变并不是突然的,是一直在我内心中的。

南都周刊:是2011年初写钱云会的那篇文章开始的?

韩寒:从之前就有,包括替莎朗·斯通说话,反对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之类的,其实我一直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但是当时的这种对立面,相对来说,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精英更能接受的那种,现在我可能又站在了那些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正常的,因为我从来不希望自己属于哪一面,被人家拉来当枪使。

南都周刊:你之前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锋利的,现在似乎变温和了,这种转变跟你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成为父亲有没有关系?

韩寒: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成为父亲了以后应该会更加的无所顾忌,因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跟生物学上的任务,已经把自己的基因留在了这个世界上,那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保守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激进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得罪更多人,这才是激进。而无论我在他们以前认为的激进道路上走多远,我只要不去做一些突破对方底线的事,都不会有人来把我如何如何。那种状态我反而是保守的。就每天在那里骂骂执政党,骂骂政府,然后拍拍老百姓的马屁,捧捧公知的臭脚。我现在得罪了更多的人,右派、左派、老百姓。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人会把你划为保守派。

韩寒:很多人觉得中国走得很保守,其实我认为中国是很激进的,他们在人类各种制度的实验上,比很多国家都激进很多。我不希望看到社会在一个很激进的氛围里面。当然我也热爱民主热爱自由,我比谁都热爱这些东西,但你真说一夜之间,大家一人一张选票选总统,或者说一夜之间就必须多党轮流执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可能会让自由主义者觉得很不爽。

南都周刊:你对知识分子派系的左右划分怎么看?

韩寒: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南都周刊:那你在哪里啊?

韩寒:管我在哪里呢,我反正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什么问题啊,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不再讨好任何人

南都周刊:你说接下来写文章,再不会讨好除了自己女儿外的任何人。

韩寒:对啊,就讨好自己的女儿。其实是一个玩笑话哦。

南都周刊:那以前有讨好别人么?

韩寒:会有啊,会有顾虑,有时候上论坛你得先看看,左派的论坛是没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儿,我主要是去那些比较自由的论坛。在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我肯定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们都有名,如果我跟他们说的一样,那些人肯定会觉得找到了代言人,就会纷纷夸我,太牛逼了,太对了。

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

韩寒: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但在钱云会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从我自己对于政府的判断,对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图片,虽然我很尊敬钱云会这位村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当时被社会精英们潜意识地抹杀了。到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推测汽车怎么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不专业,因为我对汽车的运动轨迹比他们了解。这时我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局限性,他们都是做“有罪推论”,并不能很客观。这件事对我产生挺大改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觉得激进的右派需要“符合他们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要自由、要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妥协、不协商、有时甚至是不客观的。

南都周刊:除了钱云会事件,还有没有别的触动你?

韩寒:2007、2008年都有这个转变。当时我是很坚定觉得中国社会必须得一人一票选主席,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对权贵的批判,同时,我会对人民也表达一下失望,但那种失望相对来说在文章里隐藏得比较深,就比如我说过,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民,类似的话,当时可能没有人察觉。

南都周刊:从刚开始有所顾虑到现在无所谓,你认为自己已经超越派别了?

韩寒:对,我无所谓,认定心里所想的那些就可以了,管你说我是左派,是右派,还是五毛党,都没关系啊。而激进的右派恰恰就不是这样,一句话不对路,就会瞬间把你踢到五毛的阵营里,这就是知识分子傻的地方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做统战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

南都周刊:这次你被踢了好多脚,什么感觉?

韩寒:我无所谓,我又不会被别人说是五毛党,就真的去效忠党国,我始终有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相信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想,这个社会才会放心去变革,不是那种情绪化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以及《人民日报》都公开表达了对你的赞赏。

韩寒: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这个资格。

知识分子之间就像斗地主

南都周刊:你1月8日的博客《我的2011》,是不是三论发表后针对外界的回应?

韩寒:算不上回应,我可能未来会写一个总体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本身会很麻烦,从站在我的对立面的角度来讲,他们会是比较危险的。

南都周刊:他们是谁?对立面的危险是指什么?

韩寒:就是说,有些人会很不赞同我,而且会执著于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我当然是特别赞同他们的那些观点,但问题是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特别执著于推行完美的普世价值,那意味着要推翻执政党,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会陷他们于不义之地,所以我没有继续跟进讨论,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而已。

南都周刊:那你什么时候会作出一个总体回应?

韩寒:我其实不需要作一个大的回应,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之间啊,其实就像斗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斗地主,但是经常是地主手里的牌本身就好,知识分子手里牌本身差,在斗地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都还抢着出牌,大家都觉得地主必然被斗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把牌出光的那个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压自己,地主什么牌都没出,知识分子已经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南都周刊:你曾说前面两篇文章是铺垫,后面一篇才是目的?

韩寒:你光写后面一篇文章,包括现在的《我的2011》,肯定会被删掉的。当一个东西被删掉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也只能在英雄谱上把自己说得更牛一点— 老子又写了一篇被删掉的文章,老子是受害者。很多右派是按照被迫害的程度来排资历高低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病态的排序。性爱的最高境界就是高潮,你不能让人家直接看完就到高潮了,你得有你的铺垫。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这个铺垫引起的争议可能会更大?

韩寒:会啊,但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无所谓争议有多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忠于我的内心,无论是你的认同、赞美或者说批评,都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从很多批评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进步。

南都周刊:有哪些理性批评?

韩寒:也不能说是批评,就是说会变成一种讨论。很多讨论的文章,其实写得有水平。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觉得对的整理出来,放在我的博客上。这样才能让大家更理性地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纠结在一些很傻的问题,什么读不读书啊,包括我生个女儿也被扣上无道德家庭主义的大帽。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太钻牛角尖了,这种方式就没法讨论了,因为首先,我无论多爱我的女儿,这是我的生活,你不能干涉说我爱女儿怎么怎么样。常把主义放在嘴边的人就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极左极右一样,极右以正义或者普世价值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个姿态;极左获得了权利和保护伞。知识分子跟独裁者,他们很多相近的地方,缺点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本身的缺点。只有温和、妥协和协商,还有宽容,才能够让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没有这些东西永远在那里打成一锅。

南都周刊:以前你写文章说事多被叫好;现在三篇出来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知识界的水被你搅浑了。

韩寒:其实这就是知识界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词汇,是必须要保留住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变革,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起很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当执政党威信没有了以后,必然是由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所谓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但现在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这两个词已经被搞烂了。

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在那里大谈自由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尊重他们所看不惯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个个体以外,你要知道协商跟妥协在民主制度当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协商也不妥协,那事实上你只是把民主和自由拿来做词汇使用,并不具备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协商跟妥协之中才能够前进的。

南都周刊:除了知识分子外,这一次你还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了,而且说的是国民素质问题,你有过顾虑吗?

韩寒:我们就是要先假设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会变革中,首先就是不能发动人民,发动人民就会失控,就会产生领袖欲望。

南都周刊: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的进步,不能靠人民,而是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去争取。

韩寒:对。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跟知识分子有时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除此以外他们连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光荣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国的民主,但唯独不知道中国的人民是谁,在哪里,也没有耐心去和中国的人民对话。

研究民主这些东西,自然大家都叫好,因为是无错的,是无可辩驳的,代表着正义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不可以批判我,你批判我你就是五毛党,我成了正义的和正确的化身。当然,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不是某些执政党的那种自己说自己的正确。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普世价值怎么个操作法,还是得结合一个地方的现状,英国有英国的操作法,美国有美国的操作法,中国也得有符合现状的一个操作法。普世价值没有错,我们更应该去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它。在达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你不可能一步就让统治者自杀,把钱全给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在现有的这个状态下,你的底线是什么?

韩寒:我的底线是,一在言论上的开化,二是个人利益的伸张和社会保障的健全,第三要取消所谓的颠覆国家罪,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标,第四个就是中共要有一个对自我腐败更好的监察机制。必须得控制自己的腐败成本,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五千块钱,你吃顿饭一两千,我觉得没关系,中国社会可以接受,不一定要做到像香港、美国这样清廉的程度,但你不能吃掉十几万,几个亿。在妥协跟协商的过程之中,我的目标其实是这些。

南都周刊:只要实现这些,对于执政者是谁,你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韩寒:对啊,我无所谓啊,推翻现政权,要多大的一个权威,多大的一个领袖才能做得到。到时候我哪知道这种领袖会是什么货色啊,面对着几十亿,几百亿的国家资源,你会不会更贪啊。我对执政者的那种希望,源于已经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它自己所宣扬的那个政权,而是把政权当做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它叫共产党也好,或者叫什么别的党。 革命说到底其实是改朝换代,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领袖,会有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期,中国老百姓不喜欢这种社会动荡,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新一代人的成长,慢慢去建立一个更加法治、更加顺畅的社会。

我会去静坐,憋很久了

南都周刊:听过“韩寒教”这种说法吗?说你是一个宗教。

韩寒:我肯定不是。我的读者在看了很多年我的文章以后,基本上都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很多选秀粉丝的那种教派是不一样的。我的支持者肯定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傻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普遍的理性程度要超过绝大部分公众人物的支持者。

南都周刊:2012年,你30岁了,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影响到哪一批人?

韩寒:想让一个人影响另外一个人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只是在寻找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找人并不是希望别人能影响到他,而是他觉得找到了差不多可以交流的人,否则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膜拜。

南都周刊:何三畏说你把自己当做青年导师,去谈这些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他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谈。

韩寒:我不谈就没人谈了,那还有谁会去谈这些东西啊。而且,你希望我怎么谈啊,我掉一堆书袋吗?把文章写得特别乏味,看也看不懂。所以这些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会说这个社会无望,很绝望,他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圈子。突然来一个外人,和他们观点还有出入,唉,就觉得好不爽。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缺陷,我无所谓啊。

南都周刊:其实你平时读书到底多吗?

韩寒:嗯,该怎么形容,我一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左右。

南都周刊:读什么样的书?

韩寒:我认为读杂志或者说在互联网上看东西,就是阅读的一种,不一定非得说你天天捧着一本《论法的精神》才叫读书。一个人可以不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你一定要“走万里路”,这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好这些你都做,这样不容易走向极端。我从十多岁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坐一次飞机,杂志我要买十几本。我每天的阅读量可能五万到十万个字。但是你读得越多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缺陷越大。我完全承认我是属于那种半瓶子水在那里晃的人,我初中时的老师就这样说过。我说老师,你说的完全没有错,但人家的瓶子是眼药水瓶,我的瓶子是热水瓶。

南都周刊:马一木说你比较倾向于通过个人的人生直接经验来顿悟,而不是从学术著作里吸纳观点。

韩寒:我从2007年开始写文章不用典故,这并不代表我对这些典故一无所知。我在《三重门》的时候,包括最早的时候写新概念的那些文章,我一掉书袋要掉几十本,而且掉的都是我现在看不进去的书,因为觉得这样很酷,显得自己的文章很高深。但后来我发现这没有意义,因为你不停掉书袋,本身就很幼稚,后来我就给自己立誓,不这么做了。

南都周刊:你目前跟国内哪些“相对温和的右派”有交流?

韩寒:没有。我本身就不喜欢跟人吃饭啊、见人啊之类的,一上来就是那种我要推翻政权,你推不推翻?我说哎呀,我要考虑一下……这样就没法谈话了啊,他们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代表普世价值的正义一方。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这些人是好的,但这些好人有缺点。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文章中也说到接下来要躺着、坐着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你写自由的那篇文章,被外界总结为“自由需施舍”,是要跪着要的。

韩寒: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因为言论空间是要靠“撑”才能够撑大的。对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你自己内心不设自我审查,你已经是对这个东西的藐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

你说我是站着要啊,还是跪着要,或者怎么样要,往往是怂的。比如我去静坐,我到了文化部,你说干吗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说干吗不去天安门……我觉得这种态度才是最猥琐的。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很讨厌这样的“口贩子”,而且口贩子很多时候还披着道德的外衣,占据道德制高点。

南都周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接下来一年你要怎样实现你的文艺自由。真的会去静坐?

韩寒:我会呀,我憋了很久了,我忍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现在有了女儿,我觉得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留给我女儿的钱够了。反正等看吧,看这个局势到底怎样发展。

南都周刊:现在外界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的文章是路金波代笔的,你是路金波包装出来的一个产品。

韩寒:说我做的一切都是金波打造的,明显不了解我。《独唱团》是华文天下出的,还有一本是在盛大文学出的,都不是金波出的。如果金波真的打造包装我,那我的书都会在他那里出。而且我在外地比赛时候,常常看到某个标语或者书里某句话,可能和我十年前写的书里的某句话差不多。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爸,把我的博客密码告诉他。让他把那句话删掉,我心里才会痛快。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其实我的文章有个自身发展的过程。从17岁写到现在30岁,有变化或者说进步是再正常不过的,你不能要求三十岁的我和十七岁的我一样,才符合你认为的“自始至终”。尤其是对于一个十七岁从学校出来,十三年都在外面的人,如果还是写着十七岁刚从学校退学时候的文章的话,那真的是个傻逼了。

南都周刊:据说接下来你们要成立个乐队?

韩寒:有可能,《独唱团》杂志做不成了,我们想做个“独唱团乐队”。2011年还尝试做了一本类似于《独唱团》的文艺杂志,风格差不多,想把之前的存稿给发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的化名,我的化名是周怨去,但临到下厂印刷前,还是被叫停了。独唱团乐队成员就办公室现有的七八个人,大家都可以唱,现在偶尔有在办公室里学学乐器。说不清楚什么样类型的,还没具体的想好。或者说再去做做别的事情,还没想好呢。反正能养活这个团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