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從業員與性工作者

小時候，我們稱老師為「先生」，除了英語老師以外，我們都稱老師為「陳生」、「李生」、「區生」……所謂先生，即指有學問和德行的長輩。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師」這個字，是對那些教人懂得道理之人的稱呼。然而，今天有多少人能夠擔當得起一聲「先生」？

有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曾擔任過老師，民國時期如魯迅、周作人；近代的如盧瑋鑾 (小思)、司徒華等等，但香港是個愈活愈回去的社會，大家現在都只當教育是量化生產的工業，受罪的不只是硬遭倒模成型的學生，老師亦成了用完即棄的施工者，因為政府口裡不敢說但心裡卻想：只要統一課程內容，以同樣的肥料灌溉學生，縱然這些幼芽有好有壞，可是施肥者的角色即使退到牆角也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流水作業的生產鏈上畢業的，之後用一年半載唸個教育文憑，就能用那點不夠斤兩的銅屑來鍍成金身，出去當個教書匠。然而就像如今名不副實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用不著學富五車，甚至平日連書皮都不沾一下，也可以被稱為「老師」，儘管他們對公開試的內容技巧瞭如指掌，但與博學儒雅離得很遠。

現在「妓女」是說不得的禁語，政治正確的叫法是「性工作者」，同樣地，今天也有愈來愈多老師自稱或被稱為「教育從業員」，其實「性工作者」和「教育從業員」都一樣，都不過是將其工作性質平面化，說到底，不過是打一份工而已。所以我們不得怪責有些校長和校董以老闆自居，要求旗下員工兢兢業業，聽聽話話，同時跑跑業績，在「殺校」的陰霾下，老師要四處「拉客」早就不是新聞。而且，在全球化的年代終身僱用早就成了陳年舊事，教育從業員自然也得追隨經濟大氣候，新入職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合約員工，即是在一、兩年以後，老闆甚至不需要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理由就能將你解僱，但不一定是你做得不好或得罪了人，可能只是單純地沒有錢。我們的政府雖然有能力慷納稅人之慨追加幾十億捐給四川官員，卻是沒有錢施捨給本地人改善教育，死活不肯落實小班教學，對本地師生狠下心腸算死草，搞「縮班」變相縮減老師人數，不再資助通識津貼令上千名教學助理面臨失業危機，平日就算肯撥款都不過是擠牙膏似的一次性的基金，令「教育從業員」隨時都會「不獲續約」。新生代老師變成了富士康的工人，他們隨時都會被掉棄，朝不保夕。

全港打工仔都慣了朝九晚七，multi-task得來要efficient又要無償OT，在香港當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專心教書嗎？教改之下，焉有完卵？課程改來改去，要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還要加入無日無之的評估 (你以為真的是評估學生嗎？少年，你太天真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上課照本宣科，下課做做行政工作，偶爾和學生吹吹水，已經算是很盡責了。我不是說那些老師很hea，他們很可能忙得沒日沒夜，但我只是疑惑學生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忙是代表自己盡責了的自我滿足，還是代表學生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睿智的啟迪？如果忙得連看書都是奢侈，身無文墨，何以授之？那不是個笑話嗎？智慧的累積不是靠你進修了多少時數得來的，盲目相信那些cert的價值其實代表無知和自卑。睿智需要用沉靜來養，營營役役忙得腳不沾地的注定得不到。

如果一個老師的價值硬要用忙碌來衡量，那麼教改真的很成功，某些學校都很成功，然而學生得到的就是一個「教育從業員」，而不是一位「先生」，儘管當中仍有資質上佳的學生，但他們很可能只會培養成為香港人慣有的smart ass。

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2013年4月29日的《信報》專訪說：「教改下需作很多即時評估，老師應付文件已疲於奔命，如果校長不做一些篩選，老師根本沒時間和空間與學生接觸。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做好一把傘，為老師撐起一片天，讓他們能做我以前在課室做的事，真正做到用生命影響生命。」

屁股決定腦袋，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