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1年10月13日 林行止
一、明年年中退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亦是最後一份題為《繼往開來》的施政報告，地點在「門常開」的新立會大樓，這座矗立在中區海旁的政府總部能在短短數年間從規劃至落成，速度之快，且期間並無傳出任何糾紛醜聞，反映了曾氏領導下的政府高效和廉能的一面。
曾蔭權七年任期內，曾出現過數度「政治危機」，每當施政不如民意時，便有「受害群眾」上街示威甚至高舉「曾蔭權落台」的橫額，曾氏卻處變不驚且得授權來源不斷支持，終於沒有像他的前任董建華般中途下馬、借故離任，這固然使曾氏留下善終始的任事紀錄，亦打破了「北京之下當官難」的宿命，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致進一步下滑。曾蔭權背負港英遺臣的歷史包袱而能貫徹始終，二任到底，亦可看出北京對香港的態度是，只要政治受制，餘事不妨「高度自治」。
曾蔭權從公四十餘年，從二級政務官逐級上升至香港之首，其奮進向上過程，也許可作為範本教導年青一輩；事實上，曾氏從小康出身而能一門數傑（俱為獨當一面的高官和行政人員），家庭、學校教育及矢忠矢勤的工作態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階級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絕對暢通無阻，它保證了公平競爭，「能者居之」於是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十四年，香港社會的外殼變化不大，內核變化卻不小，以至階級流動管道淤塞，是為不少「八十後」成為憤青的底因之一。
「打好這份工」是曾蔭權上任時的「宏願」，雖然備受冷嘲熱諷，筆者卻相信那是他的由衷心聲，他臨「危」（董氏突然稱病去職）受命，難免誠惶誠恐，以此向權力來源示忠，甚合他做了一世公僕的身份。不過，「做工」亦有階級之分。若為管工，最佳表現不外是對授權者言聽計從，對下屬便盡敦促責任，要他們守份盡忠；若是行政總裁（ＣＥＯ）甚至公司主席的話，除要對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命負責之外，還要有與持份者分享所得的理念。從這一角度看，曾蔭權顯然只是停留在管工層次。他對京官恭順得近乎諂媚，對港人則親疏有別，那不是當北京的香港管工是什麼？這份心態，令曾蔭權失盡民心（還有四十分，比許多民主國家的領袖的得分高，曾氏為此而自我感覺尚好；事實上，管工充「大班」，這樣的分數真的不錯了），尚幸北京在公開場合不發一言而他的高升是北京御准與港人無關，不然「反曾」街頭活動勢必更烈。
在強勢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官確不易為，若曾氏不是以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行事，也許早已心力交瘁，熬不下去。香港人那份與普世價值比較接近的公民意識，在在與北京那種唯黨國馬首是瞻的維穩理念大有分歧。曾蔭權若以港人為本（以民為本雖是他的口頭禪），便很難見容於中央；只有認真地以北京為老闆（所謂「認真地」即當奴才亦要當徹底的奴才），來自北京的明示及暗示，不管是否切合港情，均得照單全收、唯命是從，進而督促港人繼續為經濟盡力，以保持香港對中國有利用價值的「傳統地位」；而為了確保港京的和諧關係，港人不能在公民權利上對北京作「逾份」（？）的需索。事實上亦的確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權位以至終任（進而有望北京續予閒職讓其繼續發光發熱「為港人服務」）。曾蔭權在上任之初曾有「玩鋪勁」之說，現在看來，和當初不經意地邊走路邊吹口哨般，俱為一時得意心跳加速的「口輕輕」意外。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周書二十一．列傳第十》的〈王峻（傳）〉，指這位太祖近臣「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以之形容曾氏，似乎並無不合。曾氏在京官面前的態度，港人看在眼裏是恭順過甚，且為避天威而漠視了爭取港人應有的權益，矮化了香港和香港人；在內部管治上，曾氏少有計及久遠的方略，而每每於形勢壓力下向市民施以斬件式的小恩小惠，像社會反應極差（捐款數額遠遠在預期之下）仍然強行成立的關愛基金，大慷納稅人之慨，為繼任者樹立極壞先例；至於不得當的派券送錢，難言章法，絕非思慮周詳的政策，在在只求短期「和諧」和他誓言不想聽的「掌聲」。凡此種種，令特區瀰漫着虛與委蛇、不盡不實的虛浮作風。非常明顯，曾氏治下七年，在管治手法以至用人原則上，並無「繼往開來」的格局，任命民望長期低迷的林瑞麟出掌「一人之下」的政務司司長，便是近例。這些有乖民情常理的不當措施，其引起的深層矛盾，已不是貧富懸殊或房屋政策失當所能概括。
二、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土生土長精英，這種人的其中一項特質是精乖伶俐、眉精目企，因而有隨機應變看風駛(巾里)的本能；筆者這種觀感，在拜讀《繼往開來》中有關房屋政策一節特別強烈。對於住屋此一香港市民最為關心的課題，為官數十載的曾蔭權沒理由不一早瞭然於胸，他甚至說「安居樂業是市民的期望，也是政府的願景」，可是，在他七年任內，政府做過什麼足以回應市民「期望」的實事？即使有亦少得不足掛齒吧。這些年來，政府坐看地價樓價飛升至世界最高（撇除「發水」成分香港樓價肯定世界最高）而不為所動，作為無時不在為「福為民開」籌謀的行政長官，在高樓價早已超逾市民所能負擔的超高水平多年後，現在才說「買樓難問題源於過去一、二年，住宅物業供應量相對較少……，顯示市民置業的壓力和風險都在增加」。那不是風涼話便是廢話；而他所以遲至現在才說，目的是在拋出連串其繼任者也許因為主客觀環境有變異而無法承受不易付諸實行的「願景」，換句話說，曾氏在任時不敢挑戰既得利益者利益，力求做「安樂公」，卻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沉重的包袱！筆者常說經濟政策沒所謂正確或錯誤，貴在適時而已，曾氏這方面以至在施政報告中所許下的有待繼任者完成的「政策」，顯然是便宜自己，委責於來者的一種「機數」！
在〈信任自己〉一節，雖然曾氏提及的政績不少可非議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大體而言，筆者相信這是曾氏的真心話，是肺腑之言；和公司主席及政治領袖一樣，曾氏亦把那些「實實切切的香港成就」，歸功於為「每一位香港人努力奮鬥的成果」；而他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也確是香港長期來固守的核心思想。可是，曾氏有否反思，何以其任內的反政府活動無周無之？曾氏指出多個世界大都會反政府示威亦甚活躍，希圖藉此沖淡本地反政府的特殊性，然而，曾氏應深入思考的是，香港的經濟成就這樣高（稅率這麼低），「政治更開放且會有更高的民主成分，加上法治……深受各國讚賞」，有這種種比她國更佳、較昔日更優良的環境，何以反政府活動愈來愈多？在未來的歲月—八個月—也許曾蔭權能為港人說出其中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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