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亞洲週刊》二十三卷七期 (2009/2/22)，許煜 「走出半唐番需要創造新能量」

半 唐番，似乎就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至港產電影，下至西多士、菠蘿包，不東不西。而如文化人陳冠中所寫，半唐番，加上美學二字之後，便由拿來主義變成了我 們的新「認同」或新「本土」。這無疑是香港的魅力，特別是中國和西方還只有隔岸遠觀無法細揣的時候。但隨著全球化，香港的中國特色讓步給北京、上海，西方 特色讓步給倫敦、巴黎、紐約。香港依舊是半唐番，我們依然以其為榮。但我想指出這個「半唐番美學」也暴露了香港一個缺憾，就是缺乏創造(invent)的 能力，而這也是香港面對中國大城市崛起的隱憂。

半唐番是一個過程，而不只是一個結果。半唐番就是當兩種文化相遇時的處理辦法，香港電影吸 收了好萊塢電影，加上功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把多士(toast)當成油炸鬼（油條）到滾油裏燙一燙，便也成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半唐番發展到九十年代後期 便幾乎停滯不前，因為香港的半唐番已成為了周邊地區的模仿對象。同時日本文化開始普及，去年回香港發現許多商場都選擇播放日文歌曲，而且用日文當標語，日 本雜誌更空運至港，和香港雜誌一起陳列在便利店裏。

我們要留意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既然半唐番化是香港具有的獨特能力，為何香港面對西潮能發展出半唐番，對於日本文化卻發展不了另一種半唐番？這呼應前文提及的全球化隱憂，而也是我提出需要批判半唐番美學的原因。

香港作為方法？

有 學者和文化評論人提出香港作為方法，考證香港成功的原因，並指出香港得天獨厚，融合西方，以至可以開出一門新的學問。有論者更以「本體」／「本體 論」(ontology)為切入點 (這個詞被譯為本體性，但似乎不太恰切)，但這個字在哲學上的理解十分複雜，甚至是十分麻煩，很多人用但很少人解釋，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幾乎每個傑出的 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本體論。而最早指出本體論的是阿里士多德，本體論研究的是being qua being，或者是英文的「to be」。

法 國哲學家、漢學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指出中西文化的分別在於對「本體論」的理解。To be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是」(is/are)，第二是「成為」(to be somebody)。西方的本體論針對的是第一個問題，所以可以由神學、宇宙論、心理學開展出科學精神和存在哲學，而中國的本體論只針對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何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也即做人的哲學，或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的歷史本體論說穿了是吃飯的哲學。當然這忽略了中國哲學史上的複雜性，即儒家和其他學派的 互動，但無可否認這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

歐洲大陸在十九世紀末期回到本體存在的哲學，以抗衡科學理性。分析哲學(analytic)則 在英、美大放異彩，存在哲學被斥為神秘學說，英國依然可以發展出高度的科學精神。香港在英國百年統治下，中國文化的內涵在消退，但英國所帶來的遠不是歐洲 哲學和科學所依靠的本體論，而只是像資深媒體人王慧麟所指出的殖民管治方法而已，如他研究的本土法律史，香港是有法律，但並沒有法律精神。

僅 憑以上兩段就想解決中西哲學之異，以及香港文化的結構性缺憾的問題，幾乎是妄想。但我想粗略勾勒出的是，香港過去幾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的確不能否認，而 我們也確可以以其為榮。但問題是我們不能不察覺到它的缺憾，也即是說這種半唐番文化的能量能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我們又回到香港和日本文化相交時為何無 法發展出另一種新的半唐番文化？

以前和劉細良（編按：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工作，細良經常批評香港沒有創意，不懂類型學 (Typology)。所謂類型學就是以同一方程式開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漫畫以一條主角經努力奮鬥成才的主線，可以放在網球、籃球、足球、釣魚、下 棋等等主題上。而類型學的成功就是，在同一物質上產生差異化。這也是文化工業的美學，我們可見到的是上世紀被商品的標準化，到今天商品的差異化。而差異化 的動力就是創新。

我們有必要分開創造和創新，invention其實正確譯法為發明，但我嫌發明傾向於科技化，創造一詞也不太合適，因為 創造字面上忽略了傳統性，而傳統性在這個論述裏相當重要。創造需要的是巨大的文化能量去產生突變，這個突變並不是和傳統脫離，相反傳統正是這個突變的能 量。或者我們可以簡化說創造是文化上的，而創新則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如剛才提出的日本漫畫例子，我們可以直觀地就將其和創造分開。所以有趣的是香港提倡 的創新科技、創意工業，根本上離不開經濟上的考慮。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這正是「半唐番」後面的文化底蘊。

但今天我想劉細良當日所批評的 創新並不是最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創造的能量。有讀者或會問難道香港的「半唐番」、「自由市場」不是一種invention嗎？如前述我們將半 唐番想像成文化相碰的過程，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文化的產生是基於即時的反應(immediate response)而不是反射式的反應(reflexive response)，西方元素並不是經消化後才體現為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是如陳冠中所言的刻奇（kitsch，編按：又作媚俗）。而「自由市場」所開出來 的經濟局面，根本和香港自身的文化沒有關係，而只是一個反對國內傾向社會主義的英國官員郭伯偉（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香港的財政司），在殖民地做的實驗而已。 其獨特性是時空的，而不是文化的。

香港的文化實體是什麼

在和西方文化接觸時，因為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我 們還有可能去發展出這種「刻奇」的雜種文化。但當我們面對的是東洋文化時，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空間去創新，所以我們只有變成消費者，而無法生產出另類的「半 唐番」，而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的崛起，我們可以自我安慰的只是香港的司法系統。然而今天還眷戀「半唐番美學」或「香港溫布頓」，而不反思我們的文化實體，是 不是有點虛妄？

我想強調上述對「本體性」、「半唐番美學」的批評和世代論完全沒有關係，而我也想指出世代論，起碼某些對世代論的解讀，也即將時代(period)政治化，不能生產出甚麼有用的東西。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自身文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內部分化的問題。

在文化內蘊無法催生新的創造力時，我們似乎很無能為力，文化底蘊這東西不是靠一年半載便能解決。但我們或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就是想像。

想 像，是香港的另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習慣的半唐番思考幾乎全部都是即時的、經濟的。而即時的、經濟的想像，幾乎全都是被計算在內的，所以當藝術、文化、學 術研究等都被計算在內時，我們幾乎無法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只能死胡同裏打轉。我會說我們不妨想像「另一個香港是可能的」(Another Hong Kong is possible)，這另一個香港表現在文化、藝術、語言等等。

但如果你嫌這個想法太社會主義的話，不妨好像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或者福柯）一樣「另類思考」(think otherwise)。只有放開這個「半唐番美學」的框架，以想像作為創造的新能量，才能開拓更多元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