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五期 (2010/6/27)，許煜「香港政改與威權資本主義」

政 改在意義上是一個關乎「民主」的問題，在論述上卻變成一個「執行」上的問題，這兩方面不只不融合，且存在內在的矛盾。將「民主」簡化為「執行」，正容許政 改支持者可大條道理提出若不通過便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這個簡化或歸納的過程，並不僅是在時間上將歷史進程視為線性，也即物理上的「踏出一步」對應時間 的前進；而是將民主扭曲成為「威權政治」的產物。這個簡化過程有兩個歷史意義﹕第一是香港自九七以來旗織鮮明的「民主」概念徹底崩潰，同時一個新的、進步的「民主」概念也隨之明朗化；第二是「威權資本主義」將在政改通過後成為香港當前的管治論述，而「民主」的進程將被無限期押後。在筆者執筆時，民主黨已放棄普選作為和中央談判這階段政改方案的底線，這不單印證第一個意義，而且在第二個意義上以其本身的歷史地位將威權資本主義的危險性中和化以及合法化。

我 們必須明白這兩個雙層縛結的效果是同時存在的。而我在這裏想指出的是兩者在歷史上如何重疊，而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個執行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意識 形態上的問題，也即是威權資本主義在香港發展。也只有今天，意識形態真正進入香港的政治語言。威權資本主義和當前歐美的民主資本主義最大的分別在於，它是 一種極端的務實主義，它通過操控重要的政策來締造一個容許自我管治的客觀環境，然而這個自我管治的基礎不是民主，而是威權。自我管治裏，所有協商的過程都 是已被程式化的、限制化的「民主」。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以及現在的中國和俄羅斯。

鄧小平基於新加坡威權主義發展出來的 「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以發展和務實為主，同時也是如中國學者汪暉所說的「去理論化」及「去政治化」的過程。毛澤東時代以理論辯爭帶動政治的做法(姑 且勿論毛是否主導思想)，在改革開放後幾乎消失，威權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唯一的理論框架。去理論化的後果，不單構成了單向的發展，而且是理論上的幼稚，我們 可以回想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美國接受電視訪問時，強調威權資本主義不會發生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正如今天的特區政府的威權資本主義不會影響民主進程一樣。 而威權資本主義移殖到特區政府，首先是出現在基本法上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成了香港五十年的宿命，就算想向左轉也不 能。問題是中央政府口中的香港資本主義到底是甚？ 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在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根本沒有其他的選擇。零八年金融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已經無法延續，而凱恩斯主義無法被重新啟用，特區政府在無 法向左轉時，威權資本主義成了「中港融合」的一個重要基礎，也即是同一個政治(府)和經濟結合的架構，於是威權資本主義並不是香港邁向民主的過渡期，而是香港回歸十二年來的成果。而這個威權資本主義在排除自由市場以及實現和諧社會的同時，必須和治港富商及特權階級進行新一輪協商，也即是更多的利益輸送(如今天的中國)。

香 港多年的民主運動劃分出來的泛民和建制派對立，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自行瓦解。瓦解的原因固然是一向以來民主並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前 提下，它在表面上保持其純潔，內裏卻充斥著矛盾，零七年特首曾蔭權在電台訪問裏指出人民掌握權力對於管治的威脅，「管治」和「民主」必定是相違背的，這即 是法國哲學家洪席耶所說的「民主的憎恨」；同時也是香港近十多年來去理論化和去政治化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表徵便是政治淪為「化妝」，學術變成傳媒的附 屬品， 政治成了純粹的「論述」。結果泛民在威權資本主義的介入下破裂成兩組，一組是滿口「民主理論」但靈魂卻是徹底去理論化、去政治化，對威權資本主義抱有極大 希望(或者投機)的政客、學者，以為威權是民主之路；另一組是以八十後為主的新民主運動，這個新民主運動的重點並不僅是要普選，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對馬克思 的「異化」概念的批判，而這個「異化」的過程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獅子山精神消亡之後已無法掩飾，而繼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更為明顯化。在官商勾 結的情況下，人的存在無異於生產力、購買力，以及一連串的統計數字。反高鐵的「反功能組別」以及其同義字「反官商勾結」正是指向同一個目標。

政改是不是「向前」邁進了一步？是，不過那不是民主，而是作為歷史發展結果之一的威權主義。爭取普選是唯一對抗威權主義發展的方法。這 一步就算是一個緩衝，也只是沒有意義的等待。因為香港面對的，也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威權主義和民主的對立。今天香港的局面是歷史的雙重 束縛的效果，威權資本主義對民主構成威脅，同時又將民主概念清晰化， 如果威權主義以發展和穩定作為其政治語言，抗爭者必須將這種語言重新理論化、政治化。政改的口號叫「起錨」，英文是act now，「民主」要把握的便是將這個now(現在)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