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亞洲周刊》(2009年10月4日)
「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許知遠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來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學教授，受邀到中國進行一年的學術交流。迎接他的是一個熾熱的夏天，他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前熱烈，人們對於政府和文化傳統的批評超出想像的尖銳。

兩 種傾向讓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觀四處蔓延，人們覺得這個國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藥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傷痕文學為開端的思想解放，如今發展成一種深度 的絕望。當毛澤東時代的災難被越來越多的揭露出來時，當人們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時，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解放」，人們反而覺得身陷囹 圄。對現實政治的批評，都不足以能緩解這種焦慮，而有必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區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劃下的邊界線。

另一種印象來自於普遍的憂患意識。林培瑞發現，在每次餐桌上、閒談裏，對中國的憂慮總是佔據談話的中心。人們談論中國歷史、未來的可能性，儘管言辭中透著幻滅，但人們還是偏執狂式的談論。

這些夜談，在一年後的夏天徹底結束了，一場鎮壓終結一切。而林培瑞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北京夜話》，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表達，來呈現他們對於社會、國家和自我的態度。

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偶爾發現它。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書中的氣氛卻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識分子早已淪為社會的邊緣力量，沒人再關心他們的談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沒有興趣談論，當年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早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狂歡、冷感和嘲諷。

整 個國家的情緒也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二十年前，人們擔心中國要被開除「球籍」，「黃土文明」抵不過「藍色文明」，而現在談論的則是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中國 文化輸出世界。自我質疑的聲音，成為公共生活的異類。一種新的選擇已經形成，知識分子要麼加入國家工程，領取大筆的津貼，對這個制度進行讚賞和沉默的合 作；要麼成為邊緣分子，缺乏承認，讓自己變得偏激憤怒。

在這個政體迎來六十週年慶祝之時，你發現一種淺薄的自我慶祝的氣氛大行其道。整個 社會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哪怕是輕微的反思。難道四九年的勝利，不是建立在一場可怕的內戰之上的嗎？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機之後才被 迫開始的嗎？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態災難之上的嗎？……只有對代價和問題的漠視，自我慶祝才可能更加酣暢淋漓。只有對個人價值的 極端忽略，才會對國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這種自滿氣氛，與整個社會的批評機制的消失關係密切。沒有人在社會狂迷之時潑冷水，潑出的冷水又自動被悤大的烘乾機所蒸發。而在這背後，又緣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衰敗。他們不再願意充當社會冷靜的審查者和大聲的疾呼者。

但是，這並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場景，知識分子二十年來改變是戲劇性的，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找到自身的獨特價值，沒有建立起悤大的自我。

二 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令一個美國學者驚訝。是因為在一個學術如此細分的西方世界，知識分子間再難有如此一致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憂患意識背後，除 去因為中國社會仍面臨著一些根本的挑戰，也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權力的習慣性迷戀。從科舉年代到社會主義的國有體制，知識分子一直未能創造一個獨立 的思想與知識世界，也未能創造一種對純粹的思想和知識信念。知識與思想，總是在尋求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倘若未能如願，一代代人則陷入哀嘆。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過去二十年的知識氣氛緣何發生如此戲劇性的逆轉。知識分子們似乎憂心忡忡，但迅速變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還在為廣場哭泣的人，明天就開始擔心自己的綠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熱情與私人焦慮之間，似乎毫無障礙。

國 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縱則更為致命。這種放縱既有道德立場，也包括知識貢獻。即使我們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也本 應醞釀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為一個鬥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張，但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研究和表達，來完成對中國社 會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評政治，卻可以幫助塑造一種更豐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們只看到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停滯與衰敗。

這一切 似乎都與知識分子自我缺失關係密切，我們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價值與使命。所以在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是如何輕易的被錯誤的信念所吸引，然後在倍 受折磨之後，只宣稱自己是個受害者，而毫無自我反省的慾望與能力。我不能將之誇張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yt&Path=2240658332/39yt.cfm